从秦西陲青铜器与金器探早期秦文化艺术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各国文化艺术各有千秋。秦能最终图得霸业,秦文化必然有其独到魅力。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与圆顶山秦贵族墓地为秦西陲陵区两大陵园,所出的秦西陲明器具有最典型的春秋早期秦文化艺术特征。从秦西陲陵区青铜器及金器的艺术特征出发,结合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因素,分析概括早期秦国文化艺术的独特之处。     

论军事力量与国家利益拓展

国家利益拓展,是各国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普遍战略选择,它始终与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强大相伴随、相匹配,互为前提和条件。在信息化时代和全球化趋势下,国家利益拓展需要军事力量在应对安全威胁的诸多挑战中发挥服务保障作用,但是国家利益拓展的新情况,又使得军事力量的建设与运用面临需求多样与能力有限的基本矛盾。军事力量的发展需要由被动适应向主动匹配的思维转变,实现国家军事实力与经济、政治、文化实力的总体平衡。     

里耶秦简与秦地方官制

20世纪以来,新出土史料大量发现,特别是秦公牍文书的陆续出土,为秦地方官制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里耶秦简为中心,结合传统文献,对秦地方官吏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考察,分别从其名称、内涵、功用等不同方面进行考证和论述.补充和纠正了传统文献中有关秦地方官制的一些记载,可以进一步探寻到里耶秦简对于研究秦地方官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及其作用.     

秦封泥与中原古史

2 0世纪 90年代下半叶 ,在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 (亦即秦都咸阳渭南宫区之一部 )内“相家巷南地” ,出土了数以千计、达数百品种的秦封泥。秦封泥上职官的记载 ,远远多于其他出土文献的记载 ;秦封泥的地理资料的记录 ,不仅远远多于其他出土文献的记载 ,而且更为系统 ,在职官与地理上 ,秦封泥都填补了不少空白。     

上古秦、楚两族同源述论

春秋、战国时期,秦、楚虽然势若水火,但从其原居留地、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历史传说等多方面看,它们的族源相同--皆出于远古高阳氏族.     

试论玄鸟不是秦图腾

玄鸟被很多学者认为是秦的图腾,其它关于秦图腾的说法,都不否认玄鸟是秦图腾,或从玄鸟说加以衍生。但图腾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首先是一种标记,用于一个氏族区别于其他氏族。在我国先秦时期,对鸟的喜爱与重视是一种普遍现象,不能认为它就是秦族独有的标记。与此相关的是,和图腾相关的思想观念在秦文化中也不见踪影。从秦族的形成时间来说,距图腾的兴盛期已很遥远了。所以,玄鸟不应该是秦图腾。本文认为玄鸟等传说的目的在于说明君主统治权力的合理性、合法性是天命神受,这是巫术思维的结果。秦在发展过程中,巫术文化因素融入了历史传说之中。     

论秦移民的变迁历程

秦移民自身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襄公立国至商鞅变法,以输入性、经济性移民为主;商鞅变法至嬴政即位,以输出性移民为主,经济性、军事性兼而有之,传统民众观开始发生变化;嬴政即位至天下一统,以输入性、政治性移民为主,新的民众观确立;天下一统至二世亡国,移民范围和规模空前,内迁以政治性、经济性为主,外迁则以军事性为主。     

“避讳不始于秦”说

中国古代有着“避讳”的习俗,但并非起于周,成于秦,文献资料表明,应始于汉初。     

秦史学与法家思想

在中国史学史上,秦史学(包括秦代以及统一之前的秦国史学)总体而言不够发达,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秦人在历史观方面则具有"时变世异"、"今胜于古"乃至"厚今薄古"等思想。秦史学基本状况及特点的形成与法家思想在政治领域的主导性作用有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传统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意义。     

秦“小子军”考议

董说<七国考>卷一一<秦兵制>题下有"小子军"条,引刘子<别录>:"长平之役,国中男子年十五者尽行,号为'小子军'."秦"长平之役"大规模调动兵员事,见<史记>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秦"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的征役方式,是限于河内还是"国中""尽行",是偶然事件还是确定的制度,学界存在争议."年十五",是男性未成年人年龄的高限.班昭说"古者十五受兵 ",有学者认为可能包括秦的制度.即使"刘子<别录>"在文献史上年代稍晚,对于"小子军"的历史评议,依然是值得重视的.有论者指出,秦"与赵战",取"民年十五者必赴"的政策,虽"名胜赵",然而"其众固已困矣","其民固已竭矣".这样的分析,与西汉以来政论家对秦政"祸烈"、"苦烈"的批评是一致的.然而正是因为能够极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极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甚至包括调发未成年人从军,秦人方能够"蚕食诸侯,并吞战国",实现统一."秦政力并万国,富有天下,破六国以为郡县"的历史性的成功,应当也是与"国中男子年十五者尽行"这样的兵役形式有关的.而秦统治下的未成年人被迫付出的历史牺牲,也为秦帝国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秦河东郡置县考

传统文献记载秦代历史地理的资料很少,难以窥见其全貌,有关其地方设置的郡县情况更是不清。但近几十年大量考古出土的秦文物涉及到秦代的历史地理,这就为研究秦郡县问题提供了传世文献所不能见到的重要史料。利用秦文物和战国秦汉城市考古等有关资料,结合文献,可以首次考证出秦河东郡设19县的情况,以补史书之缺佚。     

秦统一初年置三十六郡考

秦一代置郡问题,有不同说法,自谭其骧先生考证之后以为定论。然近年出土秦封泥和秦简牍等文物都涉及秦郡,其中众秦郡名既不见于传世的秦代文献,也为历来考证秦郡学者所不知,从而动摇了已成定论的秦郡体系。本文根据考古出土秦封泥、简牍和传世秦玺印等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重新思考秦郡,考证秦统一初年所置三十六郡。     

扬雄《剧秦美新》考论

《剧秦美新》是西汉文学家扬雄在王莽代汉后创作的一篇作品,该文过去一直被批评者当作扬雄趋炎附势的“罪证”。从历史角度考察,王莽代汉有着复杂的历史内涵,扬雄创作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还有新的解释。详细考证会发现《剧秦美新》在认识和研究西汉历史上的价值,从“知人论世”的观点出发,应该给其以符合历史的评价。     

唐初“文章世所希”的“刘舍人”考论

唐徐彦伯有一首流传甚广的《赠刘舍人古意》诗,盛赞一位文章世所希的刘舍人。刘舍人文章水准之高,影响之大,当时已为公认。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学界至今尚未有人详考刘舍人确指为谁。与徐彦伯有过交游的刘舍人有两位,一是刘知几,二是刘允济。结合二人的仕途履历及其与唐玄宗、徐坚的私人关系等因素来看,可断定刘舍人即唐初文史大家刘知几。徐彦伯和刘知几二人在文史志趣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故徐氏赠诗给刘知几止此一首,而刘知几并没有回应,甚至刻意回避与徐彦伯共修国史等事实。     

秦地文学和秦代无文学论

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在先秦文学之后,无论称为"秦汉文学",抑或称为"两汉文学",无一例外把李斯的《谏逐客疏》算作秦代文学。但从秦发祥地及其拓展形势以及秦地文学的发展状况来看,秦统一中国前12年,后15年无文学。     

秦代的告诉制度

秦代的告诉制度在种类上可分为公室告和非公室告,自告与告发,以及州告等。秦自商鞅变法以后确立了奖励告奸制度,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官吏周围的人告发官吏,官吏因此受到处罚的,告发之人可承袭原官吏的官爵、田禄。错误告诉的,根据错告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可把错告分为故意错告和过失错告;故意错告为“诬人”,应受刑罚处罚;过失错告为“告不审”,依法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     

秦浙江郡考

历来论秦郡的论著从未提及浙江郡。秦灭楚所设会稽郡,南界浙江。到秦统一全国的公元前221年,浙江水以南的广大区域,尚未纳入秦帝国的版图。《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载:陈婴"定豫章、浙江,都浙,[定]自立为王壮息";陈贺"定会稽、浙江、湖阳,侯",两处"浙江"不能读作水名,应该都是行政区域。虽然《年表》所叙之事在秦亡之后,但秦楚之际连续几年的混战中,不可能对秦的行政区划有所更动。现存秦代印玺中的"都水"印,如"东晦都水"、"齐都水印"、"琅邪都水"、"长沙都水",均为郡一级行政官员印玺,"浙江都水"自也不应例外。上海博物馆藏秦玺印"浙江都水"也可证浙江为一级行政区划。秦浙江郡东濒海,与会稽郡、鄣郡(故鄣郡)、九江郡(庐江郡、豫章郡)、闽中郡相接。     

张之洞与清末军事早期现代化

在清末编练新军的艰难历程中,张之洞大力推进各项军事改革,成为地方督抚西法练兵的楷模。张之洞由改造山西旧军到组建广胜军,逐渐由一介清流而历练为"知兵"大员。张之洞创练自强军,在饷章制度、新军训练和军事教育等方面积极效法西方。清末新政时期,张之洞整军经武励精图治,将湖北新军编练成为规模仅次于北洋新军的一支现代化的劲旅。张之洞的军事思想及其实践,对清末军事早期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先秦儒墨哲学思想比较分析

儒家与墨家有相近的学术渊源,却导致不同的学术方向.墨家对儒家曾提出四点批评,学术界一般将此作为儒墨分野的主要依据.笔者从儒墨两家对"仁"的理解、对"礼"的态度和政治思想方面剖析其异同之处.认为,在对"仁"的理解上,儒墨两家从基本理念和表现形式、根源及其实现方式、宗旨及其实现途径等方面体现出不同的取向;儒墨两家对祭祀的态度和对"鬼神"的看法体现了他们在"礼"的问题上的主要分歧;从国家的起源和政治制度的运作的剖析中,可以窥见两家政治思想的异同.     

建国初期云南的禁毒斗争及其成功经验

由于建国以前云南所在的西南地区是我国烟毒泛滥最为严重的地区,到建国初期云南烟毒泛滥的情况仍然十分严重,种植、制造、贩运、吸食烟毒活动仍有蔓延之势,严重影响着人民的健康、国民经济的恢复、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定。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云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按照中共中央、政务院和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部署,积极投入禁毒斗争,最终从源头上堵住了烟毒的泛滥,基本上解决了建国以前云南历届政府均无法解决的烟毒问题,有力地促进了云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