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多民族国家中的族际政治整合研究

周平教授从民族政治学的视角展开对多民族国家中的族际政治整合研究,具体来讲,从国族与民族国家的讨论进行族际政治整合的理论预设;从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提供族际政治整合的时代线索;从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来展开对民族政治整合的反思;从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谈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调整;从区域主义边疆治理模式的提出进行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实践探讨。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民族政策价值取向方面,主张将"民族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朝向"国家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在族际政治整合方面,力推将国家的整体利益作为多民族国家整合的出发点及核心点。在边疆治理方面,提出边疆治理的区域主义治理模式。     

作为宪法命题的多民族大国的族群治理与国家建构

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是国内外局势的全方面变迁,这种变迁也直接影响到了当代中国的族群治理。西方国家基于地缘政治考虑的所谓"民族牌",部分公民本民族意识无限拔高而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淡化等问题,均对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的族群治理和国家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鉴于此,本文对国家统一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民族国家建构的宪法表达问题、少数人权利保护与公民平等问题、民族自治地方基层治理问题等当代中国族群治理与国家建构中所涉及的宪法问题进行了分析。     

民国学者边疆治理思想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述论——基于改土归流问题的分析

自历史而观,民国改土归流问题研究学者的边疆治理建议,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思想的具体表达。民初边患背景下,学者们提出改土归流、驻兵开发等边疆治理对策,强调更多的是国家统一与边疆各民族相融一体;抗战时期挽救民族危机背景下,边地经济、文化发展等治理建议则在深化民族平等团结融合,在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过程中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他们在不同时段所表达的边疆治理思想或各有侧重,但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与实践有其积极意义。     

论当前我国边疆治理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这种国家的多民族在边疆表现得尤为突出,使得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也因此变得十分复杂。伴随着当前我国边疆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剧,边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与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来,因此两者之间的整合也变得越来越迫切。在现实的认同整合过程中,必须调整我国当前的民族政策取向、转变边疆治理的思路、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正当权益,并通过国族建设实现边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存。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清代厅制——以西北地区为例

清朝在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推行厅制,不仅将其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地方行政体制之中,而且建立了重点布控和普遍设防相结合的军事系统,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制度保障,使诸厅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更趋频繁,形成多元族群的人口结构与农耕和游牧互补的经济结构,各族民众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清朝在西北诸厅的乡村社会中推行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治理措施,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直接管理,促使该地完全融入王朝国家。这一过程不仅使西北诸厅完成了由“华夏边疆”向“王朝腹地”的转型,而且加速了该地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邕”水叙事与家园遗产——多元一体格局视域下南宁博物馆器物叙事研究

民族地区地方博物馆对促进多民族地方历史、族群认同乃至建构“多元一体格局”现代多民族国家的理念和实践是意义非凡的。地方博物馆借助“器物展览”对地方历史进行重新书写过程中,其表述往往面对双重的矛盾张力而不可自拔,或受限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或囿于华夏传统大国叙事的桎梏。南宁博物馆在“国家历史—地方族群历史”整体框架下凸出邕江地方记忆和家园遗产,重塑地方史与建构多民族国家认同。     

现代国家与族群记忆重构——以西南民族地区为考察对象

在中国的多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族群记忆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在实现了对族群文化价值传承的同时,也凝聚起少数民族共同体共同力量,进而形成对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和忠诚。而在其中,国家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国家在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当中,试图通过控制和重构历史记忆来引导少数民族成员实现对国家的认同。其中,少数民族的民族教育是重要的柔性途径,国家在对少数民族的族群权利保障是重要的硬性途径,它们共同为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坚实基础,实现了在对本民族文化认同基础上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推动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现代化进程。     

探索多民族大国的民族治理与宪制建构之道

通过回溯清末立宪与边疆新政、清末民初五族共和、国族主义的话语建构与边疆整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历程等一系列宪法实践,展示了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民族治理与国家建构的宪制变迁历程。文章提倡以一种本土化研究立场,以宪法史的分析为主线,综合采用法学、民族学、政治学、史学等多学科知识,以期为我国边疆治理重大政治、法律战略提供智识服务与支持。     

从“控驭”到“认同”：明清时期广西地方志的族群书写

瑶僮等少数族群是明清广西地方志的重要书写对象。在国家边疆控制力不断加强、各民族日趋融合以及清王朝民族观念、治边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由明至清,广西地方志族群书写的重心由"控驭"转向"认同"。其书写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等重要作用,对于宣扬国家一统、加强边疆治理、促进民族融合意义重大。     

历史脉络中的国家观与国家认同意识变迁——以土族为个案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我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和多族群的统一国家,族群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亦是其显著特点。以世居西北的少数民族——土族为个案,可从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对历史脉络中的国家观与国家认同意识变迁进行研究和阐述,借以考察少数族群的历史记忆和国家认同观的建构历程,透视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完善新型民族关系的现实和趋势。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分析

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实现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然成为当前国家亟需解决的难题.边疆民族地区不仅是中国的“窗口”,而且是国家稳定与繁荣的关键性、战略性区位之一.与国内其他区域农村相比,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具有人口分布差别化、宗教信仰复杂化、语言文字本土化、民族文化多样化的特征,致使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更具挑战性.只有树立了共生共存的边疆农村治理理念,才能实现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的现代化.     

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研究——以乌鲁木齐市后泉路北社区为例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加快发展速度和社会结构寻求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类社会矛盾凸显，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壁垒。乌鲁木齐市作为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基层治理成为其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社区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单元，对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研究会给社区治理带来新的理论和实践的支撑。笔者认为社区治理体制模式的创新可以从研究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中获得，尤其是对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本文从边疆多民族聚居地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切入点，以乌鲁木齐市多民族社区的治理实践为例，分析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的现状和不足，探讨这些地区的社区治理模式创新路径。     

人民至上：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制度基础与实践逻辑

近代中国面对的是一个陌生而残酷的“霍布斯式”的民族国家丛林,在西方外来文明的侵蚀下,传统央地关系与边疆治理机制被迫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重构之路。系统性秩序与社会性秩序是对边疆治理过程中维持和解构边疆社会多样性的两种力量机制的一种概括性解释,通过这两种秩序的力量消长以及“人民至上”话语的历史切入,勾画传统中国在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边疆治理逻辑切换和路径演化的内在矛盾和一般性图景。在“人民至上”话语下分析中国边疆治理相关问题,除具体的治理策略外,也为理解以下两个层面的宏观内容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视阈和微小的切入口,即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国民(人口)”与“国土(疆域)”的形而上联系,以及多民族国家建构治理的历史与现代的接续问题。     

多民族国家治理长效机制研究——基于元明清治藏方略的分析

分析比较元、明、清三个朝代的治藏方略,比较其共同点与差异性,深究其体制变化的缘由。归纳出变化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原因,探究其对民族地区的治理措施,为多民族国家治理长效机制研究提供有益的历史参考经验,对新时期的民族地区治理提供合理性的建议,为多民族国家的治理长效机制研究提供可行性的路径,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地方政府的治理体制。     

论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民族之维

民族不仅仅是多民族国家的组成单位,而且还是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要素。民族深刻嵌入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及各方面,成为一种体系化要素。民族对多民族国家治理至关重要,既可以推动国家治理从零散化走向焦点化,又可以提升国家治理的能力,还能促进国家治理由表层迈向里层。从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机制来看,民族是一种导向要素,是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演进进步的指向标;从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动力向度来看,民族是一种转型要素,推动多民族国家治理模式转型升级,提升治理效能;从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支撑来看,民族是一种平衡要素,是维系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和睦、保障多民族国家发展稳定的关键因素。三者共同构成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民族要素,促进治理能力爬升,推动治理体系优化。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与中国边疆治理的思考

我国大陆地区数万公里的陆地边疆的治理绕不开民族区域自治。在国家建制及民族理论上,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决”与“民族自治”混用,再到“民族自治”,最后确定“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然而,民族区域自治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如“自治权利”有哪些内容,该如何行使等。尽管如此,民族区域自治已确定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边疆治理必须在此框架上开展。我国各边疆地区存在种种差异、发展不平衡,但边疆治理需要统一,应避免差别。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权利”的实现不能简化为“机关民族化”及“党员民族化”,毕竟汉族与少数民族是相互依存的。边疆治理需积极地、变通地发展经济,缩小甚至消除差距,化边区为内地,边疆才能长治久安。     

也谈民族相处的和睦之道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同世界上所有的多民族国家一样,我国也面临着各民族如何相处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希望国内各民族和睦相处。当然,也有个别国家的政党想在竞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间或会在不同的族群之间制造隔阂,挑拨离间,使不同的族群都觉得唯有依靠这一政党,自己利益才更有保障。然而,这种情况毕竟不多见。退一步讲,即便如此,这些政党也不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罔顾民生,它还得在许多方面对各族群都有所兼顾。     

维汉关系中族群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实证分析

民族问题是现代国家中的重大政治问题.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处理得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本文以族群意识和国家认同的视角,运用现代统计学方法,利用相关调查数据,对新疆两大族群--维汉族群关系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进一步促进民族和谐和国家认同提供政策建议.     

抗击疫情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高治理能力的需要,也是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保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个重大事件中体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发挥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具有内在一致性。基于"国家-民族"理论视角,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从单向式到双向式。即不但有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力量,也有自下而上的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支持力量;既有纵向维度的国家与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双向互动,也有横向维度的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之间的双向互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实践参考,即国家治理要推动形成集中统一的更具灵活性的纵向协调机制和横向协调机制。     

“新思路”的异思考——关于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若干刍议

近十几年来,族群问题"去政治化"以"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示于学界,直指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制度与古今中国民族政策的合理性问题,主张借鉴美国的族群问题"文化化"经验。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制度与政策,本质上并非导向于"分",而是导向于"合";美国族群问题的"文化化"路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作为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新中国,继承的是清帝国这一征服王朝的多元民族格局,这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