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水平变动及预测

人口出生水平取决于生育水平、 生育模式以及育龄妇女比重.文章利用1980—2010年进入生育期的妇女的初育年龄对其终身生育率进行预测,并据此测算1990年、2000年以及2010年三个人口普查年份的人口出生率,结果表明,这三个年份的出生率估计值均能够以较小的误差接近由总和生育率计算得到的人口出生率真实值.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解释了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水平持续下降以及近十年来始终处于低水平的现象,是由30岁以下的年轻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 生育模式(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和占总人口比重共同下降所致.考虑到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文章还模拟了高、 中、 低三种预测情景下2011—2050年中国人口出生规模的变化,指出即使在文章设定的高生育水平方案下,人口出生规模也只能在短期内实现回升.因此,为促进未来人口出生数量渐进增加,保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生育政策的调整目标仍须适当提高.     

利用初育年龄测度终身生育率的探索

理论上终身生育率是衡量妇女生育水平的理想指标,但由于时滞问题而难以运用;实践中采用的总和生育率用不同年龄妇女生育率加总进行替代,虽然简便易行,却存在一定偏差。与现有的利用总和生育率推算终身生育率的研究有别,本文尝试利用真实育龄妇女队列的初育年龄测度终身生育率。依据1950²011年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发现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率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这表明,应用初育年龄可以及时提供妇女终身生育率的可靠信息。     

2000～2010年中国生育水平推算——基于“六普”数据的初步研究

文章根据公布的"六普"数据,对2000～2010年中国生育水平进行模拟推算,并与往年普查及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2000年"五普"0～14岁低龄人口漏登2 056万人,女性漏登率高于男性,1岁和7岁组漏登率最高;2000～2010年育龄妇女人数增长了7.86%,生育水平相对较低的35～49岁女性增幅较大;总和生育率经历了由降到升、再到稳中有降的过程,2000～2009年历年加总的总和生育率平均值为1.48。另外,"五普"低龄人口漏登并未导致此前一些研究认为的近10年"生育率被严重低估"的结果,由普查与调查数据直接获得的总和生育率与推算值之间的平均落差仅为0.09。在生育率低走、育龄妇女人口规模缩小且其年龄结构持续老化的多重影响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急剧变化应引起高度重视。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中国人口生育变化及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析

本文在"六普"汇总数据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的变化和生育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情况下,结构性因素逐渐成为左右未来中国生育水平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生育模式正在向初婚初育间隔扩大,生育孩次向低孩次集中的方向发展;尽管年龄别已婚生育率的变化使得中国一般生育率上升9.613%,在导致生育水平下降的各因素中,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状态等人口因素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的人口形势,科学地规划和调整人口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与大城市育龄妇女的超低总和生育率--以京、津、沪为例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京、津、沪三大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0.67、0.88和0.68的超低水平.分析表明,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和高等院校在校生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无户籍"漂泊"人口的增加是造成大城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超低水平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总和生育率指标在功能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既不能反映大城市育龄妇女真实的时期生育率水平,也不能反映大城市育龄妇女实际的终身生育水平.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低生育率问题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低生育率问题进行分析和再认识。研究发现长表数据和短表数据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92,处于较低水平;采用去进度效应的总和递进生育率指标对递进生育的孩次结构进行分解,一孩递进生育率明显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提高到28.98岁,峰值生育年龄推迟到28岁,一孩、二孩平均生育间隔时间由4年缩短到3.11年。年龄别育龄妇女有配偶比例迅速下降,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快速上升,育龄人群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受教育预期明显不同,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比例迅速提高,进一步强化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水平的受教育“梯度”差别,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人口学和社会学机制的形成且保持稳定。为应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陷阱这一突出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科学分析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害性,全面把握传统生育文化精髓,营造适宜生育的良好社会环境;二是结合各地具体实际,着力解决生育相关重点难点问题,探索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三是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研判中国人口发展新趋势,积极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促进全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近年生育率显著"回升"的由来——对2006年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的评价研究

文章用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公开出版的数据资料对该调查所反映的"近年生育率回升"结果进行了研究与分析.通过对该调查的抽样方法、样本分布等方面的研究讨论及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比较,可以断定2006年调查在抽取样本上明显有偏,偏重反映了新近结婚并在户籍地怀孕、生育、哺育的育龄妇女,但严重遗漏了年轻、未婚的育龄妇女.因此,该调查显示的"近年生育率回升"主要是由于调查偏差所致,并不能代表全国的生育情况.文章分析了已婚总和生育率和常规总和生育率之间在水平及年龄模式上的差别,指出这两种口径的统计结果之间无可比性.     

论内在总和生育率

在不断完善对时期生育率的测量指标中,人口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基于对生育行为各个方面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以便获得更为准确的生育水平度量。对生育率的数量成分和进度成分的分解,使得我们对时期生育率的变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针对递进生育率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缺陷,澳大利亚学者提出了内在总和生育率的指标,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它能更准确测量生育率的数量效应和进度效应。内在总和生育率是对生育的年龄、胎次和间隔同时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反映的是生育行为内在稳定的生育水平。本文对这一方法进行介绍,并利用我国1988年2‰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说明该指标的构建和计算过程。     

基于调研数据的总和生育率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湖北鄂州、黄石、仙桃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549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对湖北省总和生育率（TFR）进行分析。结论表明,自1985年以来年龄别生育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计生政策严格控制生育数量,而非生育行为的推迟。TFR呈现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其变化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无关。与政策生育率变化有关。通过对湖北省总出生人数进行估算和分析,结论表明1985—2008年总和生育率对总出生人数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的影响;外推预测表明2009～2014年出生人数趋势稳定,201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利用Logit模型对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为：受访者文化程度、户口性质、出生年代、工作状态、丈夫工作状态、放宽的计生政策和奖励少生的计生政策。     

韩国人口老龄化过程及其启示

韩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高生育率和死亡率降低、60年代以后的生育率下降直到目前的超低生育率,韩国人口在世纪之交快速进入老龄化阶段。预计初婚年龄的升高、持续的低生育率和育龄妇女数量的减少将会使韩国人口进一步老化。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已经为韩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成为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韩国的老龄化过程、现状以及采取相应的对策,将对中国具有启示意义。     

云南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研究

本文利用2014年云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因素分解和标准化的方法,对农业和非农业流动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及其生育模式差异进行讨论分析,运用标准化的方法分别分析年龄结构标准化下的年龄别生育率和一般生育率。结果表明:农业流动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有利于提高一般生育率,农业流动妇女的生育水平显著低于非农业流动妇女;婚姻构成(如有偶率、初婚年龄)和婚内生育率(生育控制)对生育率的影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浙江省人口老龄化与计划生育关系的研究

浙江省的人口年龄结构已成为典型的老年型人口 ,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未来老年人正向中、高龄发展 ,老龄化速度快。老龄化程度在城乡及地区间分布不平衡 ,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生育率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在 1970— 1990年实行计划生育的 2 0年里 ,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人口年龄构成变化的主导因素。对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最大的是年龄构成的作用并使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生育率降得越低越好是一个观念误区 ,而应把优化人口结构和控制人口总量放在同等重要位置     

江苏太仓市低人口生育率原因剖析

江苏太仓持续降低的人口生育率引起人口学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该地区低人口生育率并不是人口生育过程中的波动造成的,而是呈现出比较稳定的逐年下降的趋势。本文通过历史数据剖析了该地区低人口生育率的成因,并依据在该市的实地调研数据,剖析太仓市妇女二胎生育意愿,预测未来太仓未来人口生育率的变动。     

独生子女比例、婚育意愿变动对未来政策生育率的影响

苏州市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最早、最严格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目前苏州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大规模进入婚育年龄,使得政策生育率自然升高,同时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独生子女的婚姻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本文试探将婚育人口独生子女比例、婚育意愿等因素纳入预测模型,以期使得预测方法和结论更加准确.文章认为,未来15年苏州政策生育率上升0.415,而考虑婚育意愿后,现实的生育率上升仅0.23,终身生育率仍在1.5个以下,人口再生产将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     

中国90年代的生育水平分析──多测量指标的比较

本文将1997年中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生育率统计结果与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的统计结果进行了一致性比较检验,应用三个不同生育指标对90年代生育水平及其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指标显示,终身生育水平的下降其实是一个相对均匀变化的过程,常规生育率指标在90年代初的急骤下降及后来所达到的极低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生育年龄变化影响所至。     

21世纪中国人口面临的艰难抉择──生育率与人口规模·老龄化的前瞻

总人口、老年人口规模与生育率呈正向变化以及老龄化程度与生育率呈反向变化的矛盾, 决定了低生育率导致人口数量较少但高度老龄化; 高生育率导致人口规模扩大但老龄化程度较低,造成未来生育政策调整的艰难抉择。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矛盾,继续坚持低生育率政策,坚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是首要任务     

中国生育率研究方法:30年回眸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人口学及人口研究迅速成长的30年。生育率研究方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中国的生育率研究方法既有从西方引进的各种生育率指标和模型,也有中国学者为了适应自己的需要而改进和创建的方法和模型。笔者从生育率度量指标和生育率模型两个方面总结我国生育率研究方法的应用及变化。对在中国生育率研究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进行回顾并对这些方法对我国生育率研究的贡献进行总结。     

2000-2010年中国育龄妇女生育完成度变化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不论在社会活动领域还是家庭领域的地位都有了质的变化。妇女可以参与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等活动,有的妇女在家庭领域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丈夫。尽管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了,但与男性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有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和生育水平呈负相关,尤其是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影响更显著。由于教育的影响,妇女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时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章利用最近两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研究育龄妇女的生育年龄的完成度变化情况,并对中国目前TFR很低的现象做了解释,据此推断中国在未来几年的时间,总和生育率会在一定程度上呈上升的变化趋势,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回升到更替水平。     

0.2年龄别生育率宽度分布浅析

0.2年龄别生育率是构成总和生育率的重要部分,也是研究总和生育率发展变化的一个分析指标。我们知道,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jty Rate)由于消除了育龄妇女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和育龄妇女本身年龄构成两个因素对生育的影响,因而具备了较好的可比性,可以用来分析比较不同地区(空间)、不同阶段(时间)的生育水平;同时,由于总和生育率是个“标化”指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通过对各个年份总和生育率升降的分析研究,可以观察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了解并掌握未来总人口发展变化的信息,有助于我们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因此,总和生育率在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为中外人口学者广泛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