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多学科视野下的“边缘”谱系

欧美多学科视野下的“边缘”谱系,大体经历了一个从被支配到备受关注的认知过程.在此过程中,边缘与核心之间的关系及其主体性研究历来广受青睐.在区域经济学与史学研究之中,边缘与核心的关系尽管是动态的,但总体上仍处于被支配地位；在人类学看来,边缘虽与中心相对而生,但其主体性却不容忽视.     

倡建研究分析新路径——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介评

王明珂先生的《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是迄今为止他对学科理论与方法思考的唯一系统性专著.著作通过对学科反思重要性的揭示,以事实与现实、典范与边缘、人类社会基本面貌、记忆与社会、表相与本相、记忆与社会、文本与情境、文本结构以及文本表征分析策略等层面的讨论,提出了以边缘、移动和反思性等为手段的由社会表相透视社会现实本相的分析方法.     

在寻求国家中发现社会：谷苞的化城研究

本文通过梳理谷苞20世纪40年代初有关云南乡村基层行政的研究,认为谷苞化城研究所提供的田野经验呈现了一种乡村共同体的秩序生成方式;通过对谷苞的化城研究与魁阁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的比较与讨论,以及对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相关理论的观照,文章认为谷苞化城研究中所蕴含的理论设计与经验事实间的张力,实际上反映的是两种社会理论的张力。在这一意义上,谷苞的化城研究为我们审视社会理论的多种可能性以及通向一般社会理论的讨论提供了思考方向。     

边缘: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人类学关键词

“边缘”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传统深厚且意义重大.边缘与他者并不冲突,从本质上讲,他者都是边缘的.边缘并不仅仅是研究对象,它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走进边缘、认识边缘、立身边缘,将使中国人类学有更大的拓展空间.     

21世纪前后法国人类学发展趋势研究

法国人类学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在世界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社会学年鉴学派、结构学派等都曾对世界人类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经过百年曲折发,法国人类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较完备、有自己特色的学科,在理论上有许多新创造、新突破和新建树,如今仍以独特的理论体系在世界人类学舞台上发挥着前沿作用,并占有重要地位,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的认可。特别是近20年,它的发展、研究规划更加明确,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人类学研究中,稳稳地占据了一席之地。它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当代发展尤其是理论创新和扩展研究思路方面提供了难得的借鉴和启示。     

“结构”的历史到历史的结构——人类学关于结构研究的知识谱系

贯穿于20世纪人类学理论所有领域的结构概念在人类学学科领域中已经成为主流话语之一.从20世纪早期出现的结构-功能主义,法国年鉴学派,结构人类学,象征人类学,文化唯物主义到历史人类学等种种学派中不同人类学家将结构概念用于理论的表述和具体文化研究实践中去.本文从比较分析的角度对结构概念在不同理论学派中的内涵进行探讨,以期为阐释和梳理人类学理论研究提出分析视角.     

近代“民族”叙事的中华民族社会史写作趋向——兼论民国时期王桐龄等人之四部《中国民族史》

民国时期“史学危机”表现在其视野和理论解释力的狭隘和偏颇,史学转向意味着关注社会、普通人和边远民族“民族”叙事的社会史写作新趋向。以王桐龄等人撰写的四部《中国民族史》为主要内容的民国时期社会史写作围绕“汉人主体”,通过描述古代中国各民族相互抵触、排斥、同化和融合的多元、复杂历史实践,展示、证明和解释了中华民族为“血统”与“文化”的“混合体”这一社会事实和历史性结果。如此,社会史写作趋向对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体系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中国民族史学与中华民族形成史研究的新思考:20世纪的学术回顾与理论反思

本文简要回顾了 2 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成就 ,特别是从族别史研究 ,经民族关系史到中华民族形成史的学术发展历程 ,分析了中国民族史学发展三大阶段的基本特征、核心目的与任务 ,从时空变化的基本视角检讨了理论认识与民族史学发展的密切关系。本文认为 ,从族别史研究发展到民族关系史在中国民族史学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80年代后期兴起的“族群关系理论”对民族史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奠定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史观 ,促进了民族史学研究的全面深入和发展。     

边缘、移动与反思

本文指出“边缘”是我们察觉自身认知偏见的关键场域;理解“边缘”奇特、陌生的现象后,我们才能将自己熟悉的现象视为“奇特”,而对它产生反思性了解.为了对社会本相有反思性理解,本文以移动凹凸镜为喻,介绍一种借着移动、多点的观察比较,以认识社会本相的研究方法.     

边缘也是"想象"——读《华夏边缘》

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开创了一种介于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民族史边缘研究"方法,在他的论述中,"边缘成为了观察和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1]穿越历史的时空,王明珂所关怀的是"什么是中国人"的问题,而他告诉我们:要回答究竟"什么是中国人",只有从"华夏边缘"中去寻找答案,凝聚中国人最主要的力量来自华夏边缘的维持,而不完全依赖华夏内部的文化一致性.     

边缘文本﹕以《川康民俗调查报告》为例

权威典范知识造成人们生存其间的社会现实﹐而社会现实如一稳定建筑物﹐人们安居其间难以突破此知识造成的思想牢笼。笔者指出,边缘文本可以作为突破此认知障碍的窗口。以写成于1929年﹐因被认为无学术价值而长期未能出版的一本《川康民俗调查报告》为例﹐说明什么是边缘文本﹐以及阐释它为何可作为反思性研究的重要切入点﹐让我们得以突破权威典范知识的束缚﹐对自己一向熟悉的知识体系与现实世界有崭新而深刻的认识。     

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

本文认为,学派是一门科学中由于学说与师承的不同而形成的派别。中国人类学是近百年来由国外引进的一门学科,在国内已有相当发展并形成一些学派,如"南派"和"北派"。除此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派别,值得研究。作者论述了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即以20世纪初到50年代在成都建立的华西协合大学为中心的学派及该学派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特点等。     

社会与自然：人类学讨论的四种路径

从法、英、美的人类学传统中选择四种讨论社会与自然关系的代表性路径,分别是由涂尔干引领的法国年鉴学派有关图腾制度、社会形态学的研究,英国埃文思-普理查德、埃德蒙·利奇等对生态、生计与政治制度的讨论,以及美国朱利安·斯图尔德倡导的文化生态学和后来克利福德·格尔茨对文化生态学的继承和发展。这四种路径在有关社会与自然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偏向强调社会的动力学抑或自然的动力学等问题的讨论上构成可相互参照的比较。     

读莫斯《献祭的性质与功能》

<献祭的性质与功能>①由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和亨利·于贝尔(Henri Hubert,1872～1927)合作完成于1899年.莫斯是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导人,于贝尔是该学派的中坚之一.无论是对<献祭>的评介,还是对作者特别是莫斯的学术生涯的考量,都应该放在以爱弥尔·涂尔干(EmileDurkheim,1858～1917)为核心的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的学术生命中去思考.     

中国边疆史之“边缘社会”的管辖范围问题——以“匈奴模型”为例来探讨中原文化如何看待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

我们对于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进行研究分析时,不管是何种历史阶段都必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的所谓"中原文化常规模式(Chinese norm)"①及其与"边缘社会(marginal societies)"的互动和交流程度在于何种发展阶段。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草原的游牧部落逐步引入到中原文化的社会模式而演变为其常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心"与"边疆"(centerand periphery)在各自文化模式中的张力平衡和调节程度;从上述这两个文化模式显露的混合社会(mixed societies)及其复合型结构。本文在此强调的是边缘社会内的某些群体可以同时属于两个文化圈,即置身于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之间,从没被赋予其文化身份的合法性,逐渐发展成游牧半农耕社会独有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何种历史朝代,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游牧社会与中原之间的关系是沿着中国的边疆互动格局的演变而变化,也是上述三方面问题的必然结果。     

从语言对文化的意义观“族群边缘论”的神话——对王明珂《华夏边缘》的辩驳

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出现似乎渗透了社会/文化人类学所有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社会/文化人类学从二元对立观到二元融合的兼容并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学科.尤其在心理学、认知理论等后结构主义流派出现后,语言、文本、历史对文化之研究变得更加复杂和多维.以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的学术脉络和研究范式——“透过边缘见‘中心’来看,其学术思想无不受到后结构主义的严重影响.因此,考察其试图运用二元对立与兼容史观来构架一个有着客观和历史文化特征、主观认同、相互指认并跨越边界、以“华夏”和“异族”千年互动庞大案例为叙事主体的“概念化族群”研究,一定要放在后结构主义方法论之下才可能从根源上去理解和释疑,并藉以辩驳一个没有“中心”意涵的“族群”和没有结论的“民族史族群边缘理论”,其实只是一个历史先验论的神话.     

边缘权力:村镇民间社团的人类学考察——以湘西古村古镇调研为中心

在湘西村镇调研之际,民间社团成为我们经常接触的重要对象,这使我们逐渐认识到,民间社团是地方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些民间社团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渊源于相应的历史或社会情境。相对于国家核心权力而言,民间社团处于边缘,但在组织民俗活动、调解地方纠纷、保护传统文化和维护社会权益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国家核心权力缺席的情况下,边缘权力发挥着重要的维系作用。同时,民间社团所拥有的边缘权力也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趋利去弊,进行合理的引导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     

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流动农民的生存状态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大量农民涌向大中城市,成为既不是务农人口,又不是城市人口的"流动农民".以"流动农民"的人口结构、从事行业、居住时间等基本情况为出发点,分析其居住、收入、子女教育、婚姻及家庭生活、医疗卫生、闲暇活动、与当地人群及正式社会组织的关系,可以得出其生活在城市边缘的结论.处于边缘状态的原因一是制度因素,二是文化及心理因素."流动农民"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一方面使城市面临"过度城市化"的威胁,另一方面又将延续城市化进程,应采取措施淡化"流动农民"的边缘状态和边缘地位.     

从“中间性”到“世界主义”：一种超越民族研究的“中心-边缘”叙事的尝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民族研究领域有诸多突破“中心-边缘”二元叙事的尝试：借助“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强调“混杂性”和“流动性”来消解“中心”和“边缘”，或者拓展费孝通“走廊”范式对“互动”和“迁移”的强调，将对立转化为“中心”对“边缘”的区分和涵盖。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世界主义”，以一元的“世界性”来突破二元的对立。世界主义在两个层面上展开，既指包含了流动性和开放性的身份认同，也指含括了时空万物的一种“宇宙-政治”观。世界主义既是一种道德立场，强调每个地方都是中心，都有对于世界的想象、解释和参与的愿望和能力，也是一种分析框架，强调每个地方的世界性都是历史性形成的、容纳了不同层次的特定结构。本文以此重新思考民族、族群、国家、文化等概念的边界, 强调每个地方存在的超越这些概念边界的“联系”——区域性的和历史性的、符号性的和物质性的、以及存在意义上的。     

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

近代中国"新史学"是一种相对于传统史学有显著不同的史学形态。自1902年梁启超先生开创"新史学"来,中国近代史学在"科学化"的风气下对传统史学进行全面的批判与继承,在包括对历史的观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态度等方面均发生重大变化,直接催生了我国史学的蜕变,也取得非常瞩目的成绩,对中国当代唯物主义史学观念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探讨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考察史学科学化,对于研究中国当代史观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史学健康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