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政治场域中的宪法治理与政治传播

中国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政治领域深层次改革为重点和难点的新改革时代,政治场域的民主化、法治化及其治理转型已经成了大势所趋,而通过制度创新、体制改革和宪政认同来重新整合和聚合多元化社会、保障改革开放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必然选择.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宪法治理始终处于核心位置,并伴随着适应社会政治领域深层次改革要求的“政治传播革命”.这就要求我们开创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研究,结合中国实际与改革目标从宪法治理的视角,开创新时期政治传播研究的新境界.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政治传播在未来公共政治场域结构生成中的功能地位,并展望了政治改革与传播革命的耦合与共振机制的可能性.     

网络舆论场域中的高校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

控制并主导高校网络舆论场的话语权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是高校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的核心环节,因此,高校群体性事件治理必须准确把握高校网络舆论的场域特质及该场域中群体性事件的过程及特点,并在切实尊重并保障大学生合理利益诉求的基础上,重视创建风清气正的校园舆论生态,且积极发挥校园网络舆论领袖的作用,同时,应建立专职的高校互联网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并着力建立健全高校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快速反应及全面治理机制。     

流动治理:场域转换的治理机遇、风险及规制路径

流动治理是技术创新条件下的治理变革,旨在利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虚拟社区共同体,确保流动人口在身体缺场情形下参与户籍所在地利益相关公共事务治理,以将传统的社区办公场地、社区活动中心等现实场域转变为网络平台虚拟场域方式打破时空限制,实现治理场域转换。治理场域转换有助于维系公共事务治理情感色彩,缩减公共事务治理综合成本,发挥公共事务治理协同效应,但同时会在治理行为合法性、治理主体公开性、治理信息隐秘性及治理参与真实性等方面造成风险,面临治理行为不受法律认可、治理主体难以匿名化处理、治理信息受网络使用平台监控及治理主体符号代码隐藏漏洞等挑战。故而需要针对场域转换风险设计规制路径,从落实治理行为的合法性,明晰流动治理对象限度,约束网络使用平台行为,制定主体真伪识别制度出发助力流动治理发展。     

常态与非常态网格化治理的共同模式与守正创新

网格化治理已成为社会治理新模式,依据治理情境的不同,网格化治理有常态与非常态治理之分。常态网格化治理注重格内日常事务的治理,而非常态网格化治理则是应对公共危机做出的超常规治理选择,两者有着共同的治理模式。公共危机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社会性等基本特征决定了治理的预警性、清晰性和整体性内在需求。常态网格化治理在面对公共危机不利因素的高度积聚时存在着治理与情境的失衡,即存在着适用性障碍,暴露出治理上短板或不足,需要升级、转换为非常态网格化治理,这要在依循共同的治理模式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补短堵漏和全周期打点来构建非常态网格化治理体系,进而提升网格化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场域:符号与历史的出场意义

"场域"是指出场者的历史生活的空间。出场学是关于场域研究的学说,指涉历史出场者所处的历史语境与思想符号之间的辩证关系。场域的定义、本质、分类、步骤、研究对象等一系列的体系架构,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出场学关于历史建构的交往实践视阈中逻辑地展开的。出场学对场域的探讨可以通过与著名的解释学和社会学场域论之间的对话,来分析比较而得出它初始的出场样态。     

历史断层视野中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化场域

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现代性"主题的凸显表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推进,中西文明、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冲突和相互作用已经开始彰显,从而也标志着现代文化场域在中国开始形成。只有以一种"历史断层"的视野来审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上述现象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中国现代文化场域形成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才能得到更合理的把握与处理。     

新时代基层网格化治理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

网格化治理以信息网格技术为栽体,推行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在制度机制上实现了行政权力的下沉和整合,对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厘清网格化治理的发展脉络,结合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典型案例,阐述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内涵与特征,分析网格化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各主体的行为逻辑,总结归纳网格化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通过挖掘当前基层网格化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解决网格化治理过程中过度治理和治理真空并存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基层网格化治理的优化路径.     

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

"场域"和"惯习"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场域-惯习"论是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布迪厄不仅阐述了场域和惯习的基本含义,而且分析了场域与惯习之间的多重关系;布迪尔的"场域-惯习"论在社会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高校学术不端治理场域中的同行评议制度建构

同行评议制度是以"同行"这一学术共同体为作用场域,以学术"评议"为制度行为方式的一种学术评价制度。同行评议制度蕴含的聚合高校学术权力、推动高校学术共同体内在观念及外在社会建制、延伸学者学术自主空间三项基本功能对高校学术不端治理具有天然的适切性。在高校学术不端治理场域中建构同行评议制度,需遵循制度目的的学术"质量与正义"导向、制度内容的"评建同构"、制度功能的"统筹兼顾"基本原则。而落实与践行这一制度的根本在于确立"学术秩序"的制度目的观、构建"分权适度"的制度权力逻辑、打造独立自主的制度流程、强化政校联动的制度监督。     

情境德育场:基于场域理论视角的德育研究

本文将物理学的场理论引用到德育领域,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研究情境德育场的含义和构成因素,阐明情境德育场对德育效果的影响作用,阐述了情境德育场的实践途径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情境教学,还应利用校内、校外的各种活动和挖掘大自然中的各种情境资源来提高学生道德认识,并将其转化为道德行为.情境德育场内的各种德育情境资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最终统一于情境德育场.     

场域文化与民营企业发展

革命老区临沂民营企业的发展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奇迹。临沂当地没有企业发展所必须的基础原料资源,但是,一批民营企业迅速崛起,这其中一定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底蕴。从场域文化环境角度探讨临沂经济的发展模式,分析企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试揭示革命老区、"沂蒙精神"在现代创业中的能动作用。     

分化与整合:学术场域的进化逻辑

作为特定场域的学术系统,总是按照分化与整合的逻辑不断进化与发展.以组织上的横向分部、纵向分层为基础,学术场域进而借鉴行会对外垄断、内部共谋的机制,维护学术自由和组织自治.不过这些变化可能导致学术场域的过度分化,滋生过度自利倾向、诱致学术腐败.为了防止过度分化与自利、持续赢得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学术场域一般会从认识论基础、知识操作规则及社会心理基础等方面寻求整合之道.分化与整合机制有助于保证学术场域相对独立地运行,并在一定程度上自我调节学术失范.     

飞跃或沉潜:论广州场域中的革命鲁迅转换

鲁迅在广州的经历成为鲁迅生命中不容忽略的一段体验与回忆,同样对其革命思想的流变也不无助益。当鲁迅身处广州时,他有其独特的观察体验方式,也有其敏锐的批判和沉思视野。一方面,他能够输出其锐利的观点,点评广州,另一方面,他又可以冷静自省,通过内倾来思索自我的认知水平。广州是鲁迅进化论轰毁的场域,也复杂的呈现出鲁迅对国民政府的彻底绝望,但同时,这并非是鲁迅革命思想的飞跃,乃至走向共产主义的标志。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中“法治场域”概念的证立

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背景下,“法治场域”可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命题下的崭新概念。“法治场域”一词的学术使用呈现主次融合型、并列促进型、研究观察型和层次树状型四种类型,“法治场域”概念在使用时有被不当同义替换和混用以及指涉泛化、空洞化等问题。场域要从本源借鉴、学科借鉴和同类借鉴三方面为法治场域概念的证立提供素材和启示。通过以上梳理,得出法治场域的概念内涵,是指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外部场域支撑,以现代化为目标,涵盖法治实践和法治理论,以规范主义为基础,能够被形象描述和数理建模,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关系空间。对比起法治系统、法治体系与法治空间,法治场域揭示了法治的独特性。法治场域的现代化目标分为“法治的现代化”和“现代化的法治”,二者效能一体。需要将“法治场域”作为一种可识别的图像通过具体结构加以展现：党的领导是法治场域的政治领导力量,全面依法治国是法治场域形成的战略背景与核心内容。法治场域类型化将对全人类法治文明提供借鉴意义。运用法治场域概念应从复合走向单一、再从单一走向综合,灵活、反思和创新三者合一,法治场域将成为综合整体观的概念载体。     

作为社会治理的社会政策实施：技术理性与政治实践的结合

社会政策是政府为解决特定社会问题而制定的短期与长期措施,它既具有修复性,也具有发展性,前者促成了社会系统功能与秩序的恢复,而后者则可能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制定与落实社会政策的力度,围绕建设和谐社会与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服务等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要从理论上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政策实践中的制度设计、行动逻辑及限制,重点需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理解有效的社会政策实施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第二,社会政策实施中的技术理性与政策实践对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影响;第三,探讨在当前深化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加强社会政策实施的主要制度创新以及社会组织发展和政策落实的实践机制。     

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政党整合逻辑

党组织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关键主体与核心力量。以江苏省Z社区为考察样本,从“政党整合”的角度出发,探讨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行动逻辑。“政治整合、组织整合、资源整合、技术整合”是网格化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主要表现：在政治整合上,通过方向引领与规则制定营造网格治理运行的政治生态;在组织整合上,通过柔性嵌入、服务吸纳与党群协同的方式统合多元化的组织力量;在资源整合上,通过赋权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建引领的方式促进部门协同与属地资源共享;在技术整合上,通过信息的智能化采集与归类处理重塑行政治理手段并再造城市管理流程。本质上,“政党整合”的治理逻辑是对基层社会秩序重建的一种创新实践探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回应基层治理危机强大的调适能力,有助于推动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并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基层治理理论体系。     

互联网:德育制度变革的教育场域

互联网作为新兴的教育场域,其特征既与现实教育场域相区别,又具有复杂的瓜葛与联系;由此,互联网对德育制度的变革既带来积极的影响,也可能具有消极的影响.有必要自觉地利用互联网促进德育制度的变革.     

现代爱国主义的情感场域——基于“记忆之场”的研究

现代爱国主义源于一种历史记忆基础上的信仰构建。"祖国"的符号、国家的象征、纪念的仪式是承载记忆的意义单元,它们可以通过物质、理念、空间等形式构成民族—国家的"记忆之场"。由此形成的象征体系又是滋生爱国心的"情感场域",既包括象征符号所营造的当下情感体验,又汲取了文化遗产与历史记忆中的情感资源,继而形塑了一种过去—当下—未来、场所—区域—全国之间的"共情"。它不仅担负着再造记忆与形塑认同的政治社会功能,还致力于培育信仰与实践上的情感共同体。如果说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补充了传统爱国主义的历史叙事的话,集体情感则存储和展示着一种国民信仰,它攸关当代国家治理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制度逻辑冲突:场域约束与管理实践

现代社会中,组织往往嵌入在日益多元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逻辑冲突给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压力与挑战,包括合法性不足、权力冲突、组织不稳定等等,因而组织必须有效管理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组织场域是制度逻辑的实践空间,其结构特性决定了制度逻辑冲突的性质和程度。管理制度逻辑冲突存在多种战略与实践,其主要趋向是对多重制度逻辑进行整合式创新,以充分利用制度逻辑所提供的资源。制度逻辑冲突管理研究为认识中国转型社会组织与制度变迁提供重要视角,也将从中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