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中企业搬迁的经验与教训

20世纪60—70年代三线建设中的企业搬迁对加快建设速度是有效的。当时企业搬迁总体部署的特色为低投资、紧运行;建设三线与调整一线相结合;各地从实际情况部署。抚今追昔,此次企业搬迁经验教训丰富:备战背景与强大的动员能力成就了三线企业搬迁;分工管理与细节安排使搬迁得以运行;搬迁企业及其职工付出了巨大代价;能否重建协作关系与市场网络、科学规划城镇决定企业搬迁的成败。     

国外小三线建设研究述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备战为中心开展的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建设和小三线建设两个组成部分,对新中国国防、工业、科技、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外学术界对小三线建设的早期研究多内嵌于宏观三线建设研究中,近年来则有明显进展。这些研究呈现出多面特征,对其加以总结将丰富学界关于三线建设乃至新中国史的研究视野和理解维度。     

论三线建设与重庆城市现代化

当代重庆城市现代化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一五"时期、三线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如果说"一五"时期的恢复性发展奠定了重庆现代工业的基础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的基础,改革开放时期是重庆城市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时期的话,那么,三线建设时期则促成了重庆现代工业体系和现代卫星城镇体系的形成。三线建设对于促进重庆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特定时期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和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三线建设时期,重庆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也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     

三线建设时期的备战动员与备战意识

三线建设是在特殊时期以巩固国防和加强备战为目的而开展的全方位、大规模的工业布局调整。为达成调整目的,当时利用制度安排、利益共享、精神鼓励等备战动员方式,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到三线,一批批知青、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及其家属迁移到西部,他们形成了以“服从意识、训练意识、保密意识、忧患意识”为核心的备战意识。通过亲历者讲述这些动员方式与备战意识,可以更加生动地了解个体在宏大叙事中的生命历程与集体记忆,从而使人们更加客观地评价三线建设这段历史,增强“三线人”的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     

三线建设研究述评

文章简要介绍了三线建设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出版研究资料方面的进展,评判了目前三线建设研究中若干具有学术意义的思想,提出了今后三线建设研究的几点思考。     

三线建设时期的中国城市化——以四川德阳为中心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城市化普遍发轫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相关城市发展的推动。作为前30年国家重点工业城市,国家在德阳完成三线建设投资10亿元,建成中央和省属大中型企业近20个,构造出以德阳为中心,同哈尔滨、上海相媲美的三线最大的重型机械工业体系,不仅为全国国防和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四川省第一个由县升格的德阳地级市的诞生及其后续超常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因三线建设而崛起的德阳,既改变了中国重大装备技术制造业以及四川省区域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空间重心,又在中国城市化因备战而形成V轨迹、厂城畸形化的共性之际,孕育出以城市规划区为地理中心、主导产业面向国民经济建设的鲜明个性。     

三线建设与三线工业遗产概念刍议

三线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备战为目的的工业建设运动,保护与利用三线建设留下的工业遗产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三线工业遗产系三线建设而生成,三线建设的终止时间也是界定三线工业遗产的时间下限。三线建设调整改造阶段,部分陷入发展困境的三线企业在国家补贴资金的帮助下完成脱险搬迁,三线调迁结束才是三线建设的最后落幕。三线建设时期,三线地区存在着各种企业状况,在国家三线建设战略目标下投资建设的大中型三线企业与三线地方自发建设、自我发展的中小型企业具有不同属性与类型,其工业遗产的价值内涵也存在差异。通过提出广义三线建设企业与狭义三线建设企业的概念,可以为正确评价三线工业遗产的价值内涵提供理论依据。     

三线建设与西部开发刍议

本文比较了三线建设与西部开发两个战略,认为二者具有大部分相同而小部分不同的地域范围,面临着既相类似又相区别的时代背景,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开发方式,而后者对前者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一次飞跃;三线建设为西部开发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社会史视野中的三线建设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三线建设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仍存在一些缺憾和不足,并呈现向微观层面、多学科视野转变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可以借鉴和运用社会学(以及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来深化三线建设研究。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能拓展三线建设的研究内容与研究视角,丰富三线建设的研究手段,为三线建设研究提供理论支撑。文章还以单位制理论的引入为例,探讨了社会学理论在三线建设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三线建设对地方科教发展的促进——以陕西省为例

三线建设源起于20世纪60年代,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发内地、备战备荒的重要建设运动。从科教视角对此主题的深入研究亟待加强。陕西省是三线建设重点地区,其科教事业发展深受三线建设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体现在,这一时期从省外迁入、于西安兴建了众多高校和研究所,为西安和陕西日后成为西北地区科教中心打下了基础。间接影响体现在,三线建设期间为支持迁入职工的子女入学,兴建了众多附属中小学校,提升了周边地区的入学率。教育的普及,为工厂企业培育了合格劳动者,助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总体布局”视域下毛泽东三线建设研究

20世纪60年代中期进行的三线建设,是毛泽东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出发,在战略和长远的角度通盘考虑中国工业发展的布局问题。三线建设中中国工业布局的思想包括：“三五”计划战略重点的转移、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三线建设项目的总体布局以及三线建设中对国民经济布局的调整等措施,这场声势浩大并且影响深远的运动是“总体布局”思想的重要体现。     

论“三线建设”对中国西部城镇发展的推进

三线建设极大地改变了我国黔、川、滇与陕、甘、宁、青等西南、西北7省(区)的工业落后状态,促进了我国西部的工业化,有效地提升了当地的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西南、西北地区涌现出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同时,推动了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类型的城市向近代城市的转变,为其后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打下了基础。     

三线建设的规划布局模式及其比较研究

三线建设是我国"备战"和"去规划"特殊时期的产物,其规划建设思想可追溯到对工业城市与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解。研究将其置于近现代国内外工业发展这一历史谱系中,借助形态类型学方法,从"区域规划布局、城乡(厂矿)形态、社区组织模式、建筑类型风格"四方面展开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区域布局沿铁路设施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特征,建立较为分散、均衡的城镇体系。城乡(厂矿)形态在"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工业生产主导下,通过"工农商学兵"一体的"集体空间单元"构建城乡关系。社区组织具有"封闭性与全能化"的体制特点,营造出一种"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建筑类型丰富,风格统一简洁,广泛使用预制构件,并积累了大量"经济性"建设经验。     

“国防一线”的“三线建设”——云南三线建设的历史研究

云南处于援越抗美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国防一线,同时又是我国地缘国防战略的大后方。既是“一线”又是“三线”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赋予了云南三线建设独特的面貌和经验。在1964年至1980年的云南三线建设历程中,经历了两个建设高潮。文章试图真实再现各个阶段的规划部署、实施过程,分析出现的问题,以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这场特殊的“备战经济”建设,为保卫边疆安全、巩固国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同时也为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五代时期统治者奢侈生活述论

奢侈是五代时期统治阶级的生活作风.他们热衷于营建豪华的殿堂居室,装饰令人眩目的生活环境,追求别致的服饰、饮食,沉迷于靡丽的声色娱乐,此外还有多方面的奢侈挥霍.对封建帝王奢侈生活方式的向往与效仿、南方相对安定的局势及富裕的经济、统治者生长于富贵环境、不知稼穑之艰难及最高统治者的示范及怂恿,是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奢侈之风炽盛的主要原因.这种奢侈生活造成了多方面的恶劣影响,不仅是政治腐败的根源,也是一些政权或民族衰亡的诱因.     

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的安徽企业发展研究

198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小三线建设初步调整原则,开启后小三线建设时代（以下简称后时代）。进入后小三线建设时代,安徽大部分小三线企业转产民品,部分企业军品生产能力得以保留,但并未放弃民品生产。20世纪90年代,这些企业大力改革、多措并举获得了较大发展。至世纪之交,这些企业再次陷入危机,纷纷以兼并、破产和“债转股”等方式应对困局。尽管其效果并不理想,但这些企业在新阶段依然展现了无私奉献、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亦有积极作用。     

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的安徽企业发展研究

198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小三线建设初步调整原则,开启后小三线建设时代（以下简称后时代）。进入后小三线建设时代,安徽大部分小三线企业转产民品,部分企业军品生产能力得以保留,但并未放弃民品生产。20世纪90年代,这些企业大力改革、多措并举获得了较大发展。至世纪之交,这些企业再次陷入危机,纷纷以兼并、破产和“债转股”等方式应对困局。尽管其效果并不理想,但这些企业在新阶段依然展现了无私奉献、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亦有积极作用。     

影像史学视域下三线建设研究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

三线建设在当前国史、党史学界受到充分关注。伴随着视觉时代的到来,人文社科领域研究逐渐兴起了“视觉转向”的话语逻辑,三线建设领域研究如何因应这一转向值得思考。在当下视觉转向的语境中,研究着重分析了运用影像史学这类新方法之于三线建设研究的价值逻辑,并通过“视觉证史”与“视觉书写”两重路径进一步探索如何利用影像史学的方法将三线建设时期所遗存的大量视觉资料、亲历人物口述等重要信息转化成为现实可行的研究。尽管影像史学在三线建设研究的结合或许有其应用上的部分限制,但是基于影像文化在人类生活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其可作为不同于书写史学的另一种“真理”表述方式,我们仍应该对其进一步深挖,借以开拓和丰富国内三线建设研究之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