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新《婚姻法》的推行及其影响——基于天津市的考察

重视和保障妇女权益、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妇女运动从阶级解放走向社会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的颁布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妇女解放的重要举措,带来了妇女婚姻家庭的巨大变化。天津较早颁布并大力推行新《婚姻法》,尤其是轰轰烈烈的贯彻《婚姻法》运动,对天津妇女的婚姻家庭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天津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天津日报》等资料为基础,对此问题作一系统的实证研究。新《婚姻法》促进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新式婚姻家庭观念逐渐确立,促进婚姻制度变革和社会主义新妇女的形成,妇女解放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对当今《婚姻法》的完善及妇女问题的解决都有借鉴意义。     

1950—1953年贯彻《婚姻法》工作述论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经过初步的动员,各地贯彻《婚姻法》的工作启动开来,并在全国掀起了贯彻《婚姻法》运动的高潮。这一时期的贯彻《婚姻法》工作,尚带有强烈的政治运动色彩,直到1953年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后,才开始转入新式婚姻制度的具体建设阶段。1950—1953年贯彻《婚姻法》工作的进程,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执政方式的一个重要步骤,并由此使中共中央进一步意识到加强宣传工作和干部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新中国《婚姻法》夫妻财产制及其价值取向的变迁

作为《婚姻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夫妻财产制在新中国的三部《婚姻法》中所占的地位呈逐步提高的趋势。文章通过对制度变迁的纵向考察,认为新中国《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制的价值取向经历了从家庭本位到夫妻本位再到夫妻、个人权利并重,兼顾社会利益的变化。并指出家庭有别于社会,合理界定家庭成员的个人权利,建立和维持婚姻、家庭的和谐才是婚姻立法的价值理念和终极关照。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妇女婚姻解放运动考察

为使广大妇女从封建婚姻中得到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1950年《婚姻法》。该法律虽在内容上对妇女婚姻权益给予了充分保障，但妇女婚姻的真正解放则有待于《婚姻法》的贯彻实施。在中央的指示下，各城市对《婚姻法》进行了贯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出现不少问题。为此，中共中央把1953年3月确定为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在改造干部和群众婚姻观念、加强《婚姻法》的宣传贯彻以及保障妇女婚姻权益等方面采取了多种举措，各城市也都积极响应和贯彻。最终，城市妇女的婚姻自由权益和人身权益得到了保障，新婚姻观也逐步形成。     

贯彻《婚姻法》过程中对农村妇女的社会动员——以建国初期的皖西北地区为例

随着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和贯彻,皖西北农村的封建婚姻制度被基本摧毁,广大农村妇女逐渐摆脱了受剥削、受压迫的状态,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新风尚在乡村逐步形成。在贯彻《婚姻法》的过程中,政治意识淡薄、社会地位低下的皖西北农村妇女被普遍动员起来,她们怀着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激和热爱之情,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积极参与到生产救灾和治理淮河的运动中,成为新生政权的积极拥护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主力军。但《婚姻法》颁行后的皖西北农村,封建思想和旧婚姻习俗并没有完全消失,农村妇女依然面临着种种困境。     

从《婚姻法》修正案再谈婚姻的契约性

《婚姻法》的修改引起了全国人民的瞩目 ,也引起了许多法学学者的探讨。本文从婚姻法修正案入手 ,探讨婚姻的本质。指出婚姻是一种契约而非身份 ,并提出中国应建立婚姻契约制立法体制。     

论《婚姻法解释三》对《婚姻法》基本制度和理念的突破

《婚姻法解释三》面世之后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原因之一在于该解释对婚姻法的许多基本制度和理念都有很大的突破,如：身份推定制度、婚内财产分割制度、贡献共同制度、无民事能力人的代理离婚制度和夫妻之债等等。这既体现了婚姻法解释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又体现出婚姻法基本制度和理念在新社会形势下的“危机”。如何正确处理好时代发展的要求与婚姻法传统理念的冲突应当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点。     

论建国以来我国婚姻制度的创制与变迁 ———《婚姻法》与中国妇女家庭社会地位的变化

婚姻制度与规定婚姻制度的《婚姻法》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创制、执行与之后的历次修订,促进了中国妇女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提升了妇女的家庭与社会地位,实现了男女的和谐互动,增加了社会整体福利。这个历程也反映了制度变迁与社会变革的不同步性——制度设计可能超越时代,成为引领时代进步的旗帜,促成强制性制度变迁,也可能滞后于社会进步,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而发生改变,形成诱致性制度变迁。     

略谈婚姻关系的社会心理层面--对修改《婚姻法》的浅见

近一个时期,围绕修改《婚姻法》的讨论,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争论的某些焦点已超越了法律的范畴,径直涉及婚姻的本质和一夫一妻婚姻家庭制度何去何从这样的深层问题了。笔者不是法学专家,对法律条款如何取舍和实施没有发言权,但由于婚姻关系毕竟是男女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婚姻法》毕竟是整个社会对婚姻关系进行维护、监督、调节和舆论干预的重要依据,因此,任何一个社会的婚姻法都必须反映该社会文明进步的主流要求和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规范,否则就会失去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者有责任参与修改婚姻法的讨论。然而,…     

我国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夫妻财产制度,又称婚姻财产制度,是关于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和婚姻解除时财产的清算等法律制度。我国1980年《婚姻法》（以下简称旧《婚姻法》）第13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线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确立了以共同财产为主,约定财产为辅的夫妻财产制度。     

仪式婚的若干法律问题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立法一举废除了仪式婚,改采登记婚。但由于民间传统习俗的影响和一些人法制观念淡薄等原因,仪式婚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仪式婚的形成与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因素,因此,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待仪式婚效力的态度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但在目前形势下,对仪式婚进行法律保护仍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其合理方法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婚姻法律制度,即在某种情况下将仪式婚纳入法律轨道,实行婚姻法上的"一法二制"。     

唐代女冠诗人的婚姻境遇及其人生选择--以李冶、鱼玄机和薛涛为中心

使唐代女性陷入婚姻困境的最大的原因是门第婚姻,出身门第族望不为时人所重的女性婚姻缔结的可选择空间被大大压缩;而且因为当时社会重视的是“贤妇”,所以身为才媛并不能在婚姻缔结上取得优势。具体考述女冠诗人的婚姻境遇,并观察她们为解脱困境所做的努力及其结果,从而理解她们人生选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由此可以更加深入理解女冠诗歌的文本特色。     

从婚姻挤压到“光棍”的认识误区

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调,引发了未来将有多少"光棍"的争论。通过对婚姻挤压的多角度分析,可得结论:"光棍"的定义易引起混淆;婚配性别比失调导致的适婚男性过剩不能同"光棍"划等号,对统计数字容易出现认识偏差;适婚男性过剩的原因,是以性别比为基础、综合了社会经济因素的结果;在贫困地区出现"光棍村"的现象,是大范围内婚姻挤压层层传递的结果。     

经济危机时期的婚姻变动特征——以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民的结婚率、离婚率的分析为例

社会的细胞是家庭,家庭的基础是婚姻,因而婚姻关系的变动能折射出社会变迁的节奏。作为社会急剧变化形式的经济危机,除对社会整体造成沉重打击外,对个人及家庭的婚姻关系也有不容忽视的冲击。在上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各国的婚姻关系就出现了与寻常不同的变动特征,结婚率与离婚率均呈下降的趋势,这在同时期的上海地区也有明显的体现。这也充分说明了社会经济因素在婚姻变动中的重要影响。     

我国婚姻法的变迁:以婚姻的充分自由为导向——基于恩格斯关于婚姻家庭的论断

婚姻的充分自由包括结婚的充分自由和离婚的充分自由。根据恩格斯关于婚姻家庭的论断,以历史分析的方法,对比分析1950、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和2011年《<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认为,建国后,我国婚姻法变迁呈现出以婚姻的充分自由为导向的特征,解释(三)更是恩格斯婚姻家庭论断和婚姻充分自由在现代社会的倡导和实践,是改善妇女地位的催化剂,能促进夫妻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婚姻生活,更好地实现可持续的家庭幸福。     

《太平广记》所见唐代妇女的婚恋生活

《太平广记》记载有大量反映唐代妇女生活状况的史料,对认识和探讨唐代妇女婚恋、家庭生活及社会活动、社会地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唐代妇女具有“择偶的自由”、“妇女不重贞操”、“男嫁女娶与妒妇惧内”等特点,充分反映出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确实有较大幅度提高。     

家庭经济与婚姻模式的互嵌与融合——对江西安义农村“闪婚”现象的分析

通过考察江西安义县农村"闪婚"现象,发现"闪婚"是家庭经济模式制约下的一种选择,而传统习俗、家庭权力规约也构成了"闪婚"的推动力量,并非一定是现代价值理念的渗透和传统文化的衰弱所促成。特定的家庭经济模式隐含着对"闪婚"的一种功能性需求,有着微妙的"互嵌"关系,而"闪婚"之后夫妻双方一体的经营方式又进一步型塑、强化了家庭关系和家庭责任,因而"闪婚"未必导致"闪离"。所以,从传统到现代的"闪婚"模式,并非是一种线性的单向度变迁,而是相互嵌入、相互融合的过程。     

婚姻——一种身份性契约——兼论“第三者责任”

婚姻关系是人类生命得以延续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婚姻关系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然而，在生活中，第三者破坏他人婚姻的事件屡见不鲜，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排除了第三者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可能性，因而在多数情况下第三者破坏他人婚姻不用承担责任。这条规定不但不利于保护婚姻关系的稳定，而且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情杀、仇杀、离婚率的上升、单亲家庭增多等。对于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者责任，在立法上应予以明确规定，以更好地保护婚姻关系、稳固家庭。     

侗族传统婚姻选择与社会控制

侗族有较为自由的恋爱形式,如“行歌坐月”、“玩山”等,但恋爱的自由并不等于婚姻选择的自由。侗族传统的恋爱文化、婚姻文化均是具有规则的,受自身文化的制约。在传统社会,侗族的婚姻选择具有严格限制,如“同房族不婚”、姑舅表婚与姨表不婚、婚姻圈限制和层级婚亲规约。任何文化均具有功能。需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秩序,使之正常运转。侗族传统婚姻选择即是社会各利益集团在资源配置中长期博弈的结果,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具有重要的社会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