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通中西古今 闪烁人文精神——评马玉红《梁实秋人文主义人生艺术追求与实践》

<正>梁实秋在中国现代文化人中是个独特的存在,目前学术界对梁实秋的研究成果丰赡斑斓,研究视角大多集中于对梁实秋的人文主义、文艺思想、人性论的阐释,对梁实秋散文艺术创作特色的论述,以及对梁实秋与鲁迅等左翼文人的文艺论战等评述,其中不乏相当极有价值之作,但是不能说对梁实秋的研究已经十分完善,这其中还有相当空间可挖掘。譬如研究者对梁实秋人文主义的梳理多局限于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而对给予梁实秋极大影响的中国儒、释、道思想,古希腊精神,以及斯多亚派哲学,或者谈及不多或者避之不谈,这显然是一种缺撼。对梁实秋人性论的阐释,研究者也以白璧德人     

新人文主义视野中的吴宓与梁实秋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文化史上,吴宓与梁实秋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最显赫的两位传人。从吴宓到梁实秋,我们看到的是新人文主义理想如何自然地融入中国现代文学理想的过程。在他们的思想主张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中西融合的理想,这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扎根于中国现代文化、寻找到来自于中国文化内部支持的基本方式。但是,我们同样也有必要正视像吴宓、梁实秋这样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现实尴尬,这种尴尬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践上的。     

缘于学术精神内在契合的结识——梁实秋对白璧德思想的重新发现

白璧德思想学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曾一度因学界的片面误读而渐趋消退、遮蔽、沉寂以致被边缘化而难觅其影响的踪迹，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事实上，从梁实秋文学理论批评的角度来重新探讨白璧德的文艺批评理论，从而把握白璧德与新月派批评家梁实秋等人内在偶合的思想内涵，一方面旨意于对白璧德这位大师的文艺理论批评思想在中国20世纪文学界的影响将隐含着赫然的价值意义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另一方面则可以系统地勾勒、揭示和凸显出梁实秋思想理论学说与白璧德学术理路的内在契合性。     

新人文主义:从白璧德到梁实秋——一种沟通中西的文化选择

受白璧德文学创作观的影响,梁实秋的文学创作从起初的浪漫主义转向后来的古典主义,而他的古典主义文学观及批评框架,甚至某些批评方式基本也都源自白璧德,二者存在着一种理论联系。但白璧德对梁实秋的影响,并不是一套现存理论对一个空虚头脑的单向灌输,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契合。同样,新人文主义从美国移植到中国,也不是简单的时空变迁,而是一种"古今之争"的语境转换,其中蕴含着当时一批知识分子沟通中西进行文化选择的努力。     

欧文·白璧德“人性论”思想述评

＂人性论＂是欧文·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白璧德针对＂人性＂做了系统的阐述,他基于＂一＂与＂多＂的关系哲学提出了＂适度平衡＂的完美人性标准,并提出通过＂内在制约＂与＂道德想象＂两条途径来引导人们不断地向古典道德典范学习,实现自我完善,成为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并提出＂人性善恶二元说＂与＂人天生好学＂的思想分别作为两条途径得以实现的基础。白璧德的＂人性论＂也有诸多不足,但其仍有当代人借鉴和学习的重要价值。     

论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及其对梁实秋翻译观的影响

梁实秋是近现代中国著名的学者、翻译家。在师从美国人文主义思想代表人物白璧德后。梁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浪漫主义立场转向人文主义立场。梁实秋翻译的作品,无论从选材还是实践上,都延续和阐释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透露着理性的人文主义情怀。     

论梁实秋译莎的“崇真”思想

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渗透着＂崇真＂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注重完整引入莎剧的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典型意象等文化信息;二是尝试如实传达莎剧的冗长定语、条件状语从句以及十四行诗等语言形式;三是积极引进＂戏剧文本类型＂以及学习西方戏剧意识。梁实秋译莎的＂崇真＂思想与他＂和而不同＂的哲学倾向以及当时＂欧化＂风尚等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密切相关。     

欧文·白璧德与孔子文艺思想的契合

欧文·白璧德构建的新人文主义文艺观,与孔子的文艺思想高度契合。他们都主张文艺有益于个体的自我完善,白璧德倡导美国现代大学应该将学习、研究优秀文学艺术特别是上乘的古典文学作为提高人性修养的重要途径,孔子认为优秀的诗歌、音乐可以促使人成为理想中的仁德君子;他们都推崇节制均衡之美,白璧德认为想象接受理性的制约才能促进文艺活动的均衡发展,孔子对内容与形式关系的阐发等文艺思想呈现出节制、均衡的特点。这种契合在丰富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文艺观、助益梁实秋文艺思想的建立、为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提供启示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     

另类现代性的构建——从翻译看《学衡》派

《学衡》派诸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歧,并不在于整体性地肯定或者否定西方文化,而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的哪一个部分,新文化运动者倾向于学习西方当代文化,而《学衡》派主张学习西方乃至世界的古典文化。《学衡》对于西学的翻译,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一,对于白璧德本人著述的翻译介绍,希望借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澄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观念;二,对于古希腊哲学、文学的翻译介绍,这正是白璧德及其中国弟子们所崇尚的西方文化精华;三,对于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这西方文学是按照他们的标准所选择的西方文学精华,与五四新文化者的视野是并不相同的。     

基督精神与林语堂的人生追求

林语堂作为“二十世纪的智慧人物” ,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与基督教文化的相即相离 ,即从接受到放弃、又从放弃到再接受的迂回复归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一过程 ,既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 ,也和 2 0世纪整个世界文化的大体系有关 ,并对他的思想和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显示了林语堂的人生追求     

陈献章哲学的“变易”论说

以“心学”为标识的陈献章哲学,并不排斥气学的蕴涵。天地人物无不在变化流行之中,气化和变易的观点是陈献章哲学的重要内容。他就特定“云潭”发论的动体静用说,也具有一般性的以动为体的意义。动者有形而虚本未形,人需要从静、虚或“无物处”入手,在未变未形时下功夫便能有所收获。心、理、气等诸范畴之间需要统筹起来进行考量。“学宗自然”重在无意而任心。变易观点落实于人事,带来的是修养活动的刚健不息。     

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及检讨——以宋儒范浚“婺学开宗”形成为中心的考察

范浚的《心箴》在南宋除受朱熹赏识外,其他罕有所及,吕祖谦甚至对此颇为不屑;元人视阈中的范浚以“文学”而非“道学”显;范浚在明清被塑成理学家,还一跃为“婺学开宗”,归因于婺学传统重建、王学冲击、嘉靖帝御注《心箴》等力量的助推。若以思想史论衡,范浚之学近乎朱、陆,与吕祖谦、陈亮的经制事功有别,亦未能开宗立派,故实难当“婺学开宗”之名。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以及理学乡贤能否进入这一谱系,不独取决于个人学说的殊胜性,还受到学派门户之争、政治权力、现实关怀等诸多非思想因素的干预,后者严重削弱了学术史的真实。地域理学文献及理学谱系不足以作为地方学术史研究的最终依据。     

简论林语堂的跨语际传记写作

传记写作是林语堂“文化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跨语际的传记写作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中不仅价值独特，而且触及了传记叙述主体的自我塑造，传记叙述中文化“差异性”的影响等诸多理论问题。通过对林氏传记作品的解读，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他颇具文化使命感的身份自许，而且还领略了其超越的叙述智慧。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的概念分析

《开明专制论》是梁启超探索民族（政治）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成果,也是梁启超研究宪政中国化的标志性文本。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前三章,分别对“制”、“专制”、“开明专制”予以了概念界定,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梁启超整个“开明专制论”理论体系的严密完整,在概念上的细致入微,更反映出梁启超深刻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智慧。所以说,开明专制的概念分析不仅鲜明地展现出梁启超的渐进改良的哲学基础,也折射出“开明专制论”作为宪政中国化理论,其理论本质就是中国现代化的过渡理论。     

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发覆

戾太子反对汉武帝及其用法大臣依据《公羊传》而实施的征伐四夷的开边政策与用法严苛的血腥政治。从“私问《穀梁》而善之”入手,可知戾太子反对汉武“多欲”政治的思想前提是《穀梁传》的“民本”意识与“亲亲之道”。同时,他还继承了《穀梁传》维护礼制的思想,能够长期恪守为臣之道。对戾太子思想与人品的某种认同,成为汉武帝迟迟不废太子的原因。在戾太子思想及其悲剧结局的作用下,内心经受激烈振荡的汉武帝最终完成了政治上的“守文”转向。     

论吕祖谦研究中的偏见

吕祖谦是南宋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后人对他的研究在三个主要问题上发生了错误：一是颠倒了吕祖谦的学术传承次序和地位，认为吕祖谦的理学思想和心学思想来自朱熹、陆九渊，功利思想来自陈亮、叶适；二是认为吕祖谦的思想兼容朱熹、陆九渊；三是将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解释为对图书资料的占有。这些错误影响了人们对吕祖谦学术的评价，也影响了对南宋学术的整体认识，所以这些错误有必要纠正。     

杨昌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中的“合冶”思想述论

20世纪初,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趋势,杨昌济开始了融合中西文明,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提出了“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合冶”思想。杨昌济的“合冶”思想是以王夫之哲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朱子百家、宋明理学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主要包括,融合中西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本体论”;引进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实现”说,来诠释王夫之哲学中的“造命论”;引进培根认识论中实验科学,来改造王夫之哲学的“知行观”;比较中印哲学,吸取佛学精华等具体内容。杨昌济提出的对东西两洋之文明的“舍冶”思想及具体的重建工作,为青年毛泽东形成“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对中西文化有选择吸收的文化观,并为他后来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思想借鉴和思想起点,也是毛泽东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源泉。     

“跨有荆益”与“天下有变”———论《隆中对》的战略及其实施简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刘备的发展提出了两层战略：一层是前期战略,旨在夺取荆州,进而入蜀,跨有荆益;另一层是后期战略,包括宛洛、秦川二策。但是这一举措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前期战略因为孙权对荆州的战略意图而困难重重,“跨有荆益”之策因为刘备的割据心态、关羽的莽撞和诸葛亮的人微言轻而失败;另一方面,后期战略的触发,依赖于“天下有变”这一条件。诸葛亮“天下有变”所指应为曹操势力内部士人群体发生的叛乱,而其根据并不充分,后来也未被诸葛亮坚持,加上诸葛亮晚年性格的巨大变化,使得《隆中对》的后期战略从条件到精神都无从实现了。     

墨家之“义”与“侠义”和“正义”

从字形构造看,"义"一开始就带有"神圣命令"的意涵,墨家之"义"恢复了这个意涵。墨家之"义"还具有利他、不分亲疏、追求公平正义等特征。后世的"侠义",经过明代通俗小说的推衍和近代梁启超等人的论证,逐渐与墨家之"义"联系在一起。而"正义"这一术语虽然是在翻译西方著作中生成的,但它的内涵却与墨家之"义"有许多相同点,在墨家、儒家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和改造"正义"这一关键词是有可能的。     

论曹勋词的雅化

曹勋为北宋末年慢词大家，其词作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融入了自我的人格精神和审美趣味，含蓄典雅，推动了文人词的雅化。内容上以士大夫的高情雅趣修正花间绮艳题材，以词言志，使词向风雅精神回归；艺术手法上以才学为词，追求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这些都与时代风尚、本人丰富的学识、艺术趋尚及其父曹组的创作命运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