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等学校建立廉政津贴制度的可行性研究

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问题 ,使干部“不能贪”、“不敢贪” ,以至于“不想贪” ,是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课题。本文重点分析了在高等院校建立廉政津贴制度的模式、依据和意义 ,初步论证了建立廉政津贴制度的可行性 ,想以此努力促使高校反腐倡廉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 ,由他律变为自律     

论曾国藩的廉政思想

在曾国藩的思想中具有较丰富的廉政思想,他的成功与其廉政分不开。曾国藩的廉政思想来自于历史文化的浸染,来自于其处世从政经历的总结,对当今反腐倡廉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廉洁从政的标尺和规范——如何理解和贯彻《廉政准则》

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规范从政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廉政准则》的颁布对于进一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优化政治生态、促使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从政具有重大意义。与1997年颁布的《廉政准则》（试行）相比较研究,《廉政准则》体现了与时俱进、全面深入,突出制度创新,要求更严、范围更宽、力度更大的特点。制度要真正有效管用,要在党员干部中加强对《廉政准则》的深入系统的学习教育;要重在落实,提升执行力;要完善制度建设,着重从源头上预防,以确保《廉政准则》真正得到贯彻落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廉政政策演变分析

廉政政策是指法定组织为实现公共权力拥有者廉洁从政的目的,在廉政建设中制定的引导和规范公共权力拥有者行为的准则。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时代的步伐,我们党和国家的廉政政策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初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四个阶段的发展演变。     

廉政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及其消解

廉政政策执行监督是廉政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廉政政策执行失真,保证廉政政策执行目标的实现。化解监督过程中遇到的困境难题,需要通过健全监督主体、约束监督客体、建立监督责任制、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等方式加以解决。     

学习贯彻《廉政准则》不可忽视《附则》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除去《总则》部分,一共三章18条。第三章是《附则》。     

贯彻廉政准则 勇当廉政表率

贯彻落实《廉政准则》、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现实需要,是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强化党员领导干部廉政意识;     

论廉政政策执行力的涵义、构成及影响因素

廉政政策执行力是执行主体为实现廉政目标,运用各种手段或措施,调配和利用各种资源,将廉政政策内容作用于政策对象并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能力、力量及效力等构成的一种合力。它包括廉政政策执行理解力、向心力、领导力、协同力等多个方面,政策问题本身、政策执行环境、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执行参与者是影响廉政政策执行力的重要因素,提升廉政政策执行力对促进廉政政策的贯彻执行有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传播政策职能的转换

传播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能的确立和发挥在当今传媒社会中,在当代民主的时代背景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二三十年来,在我国,传播政策环境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如国内大众传媒产业化的实现及传媒业蓬勃发展,国内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跨国媒介企业的“中国”经营战略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等等。与之相对应,我国传播政策系统反应严重滞后,不仅政策条款陈旧,而且事实上仍存在着传播政策政治职能过于强调而经济、文化职能薄弱甚至缺失的“一强二弱”局面。当前,我国传播政策的职能将如何重新定位,传播政策又将如何进行相应的调整与革新,是本文探讨的目的之所在。     

文化交融历程中的媒介互动互补

信息技术极大地加快了传播的速度,而相互传播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经济状态和人文观念。电子媒介使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便捷、多样与全面。广袤的地球缩变成一个小小的村落,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在争先恐后地奋进、碰撞与交流。在这种众多民族文化融汇与交流的发展过程中,图书、报刊、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媒介都是重要的沟通渠道,这些媒介积极推动着文化交流的速度与深度,文化的多元交流与融汇也反过来促进着媒介的互动互补与不断革新。在多种媒体并存、竞争的时代,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图书、报刊、广播、影视、互联网作为信息的几大载体,开始逐渐改变自己的媒体形态,从以前的割裂、分离状态,逐渐走向互动、整合、甚至是融合互补。这种以编辑为主导的多种媒介的互动互补既很好地以各种渠道传播了文化,又大力助推了出版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全球化形势下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创新。     

传播模式论:《论语》的核心传播模式与儒家传播思维

儒家思想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德性知识的建构,二是德性知识的传播,两者是融为一体的。其目的是建构一种价值,并通过传播为社会所共享,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实现文化的重建与社会的整合。《论语》文本蕴含了四种传播模式:价值传播的“内化”模式(以仁释礼,情在理中)、道德传播的“情感”模式(众星共辰,风行草偃)、人际传播的“外推”模式(忠恕为仁,推己及人)、知识传播的“情境”模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深层结构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传播思维,包括传受兼顾的主体意识、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和情理交融的实用理性。《论语》和儒家传播思想的现代价值是区分信息传递与价值传递的不同模式和思维,为传播的“社会遗产传衍”功能的实现开辟了新的道路。     

宏观科技传播研究:体制、政策与能力建设

科技传播是知识经济时代必须大力发展的一项社会事业,科技传播研究不能局限于微观的技术性研究,也要特别关注宏观层面的一些重大现实课题,例如国家科技传播体制、科技传播政策、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等问题。本文在总结笔者前期研究及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国家科技传播体制、科技传播政策、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等概念及相关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在发展科技传播事业的过程中,应建立“一府(政府)两体(国家科技传播体系和科技传播事业的社会援助体系)”的科技传播新体制,建立包括公益性发展政策、产业化发展政策、技术发展政策在内的科技传播政策体系,建立定位于提高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新格局。     

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几点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采取四种有效措施 :1 以法制来制约腐败 ;2 强化监督机制 ;3 从制度上堵塞漏洞 ;4 党的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     

中国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及其产业政策选择

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选择及其牌照发放问题的核心在于我国 3G标准的选择及牌照的发放 (时间及数量 ) ,反映了国内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国家主管机构既作为行业管理者又是国有资产的代理者如何辨析与选择 ,其结果必将对中国的信息产业及相关产业产生重大影响。从科技政策和通信管制的角度 ,分析了 3G技术标准选择及其将对我国通信和相关产业的影响 ,并就政府应采取的发展政策提出了建议 ,以提升我国移动通信业的核心竞争力 ,实现国家收益最大化。     

唐诗的传播媒介及其范式

唐诗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系统 ,借助于书面媒介和口传媒介实现信息的传播。这种传播媒介和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精英文化的生成模式 ,使唐诗的创作环境呈现出开放的局面。其双向互动性促进了唐诗量的增加和质的提升 ,而传播对人文生态的改变 ,促成了大众文化语境的形成 ,使社会各个层面都有了参与创作的可能。在市民文化勃兴的背景中 ,这种传播媒介和范式也不可避免地引导出诗歌创作的通俗化走向     

我国农业产业政策在传播环节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针对我国农业产业政策在传播环节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农村现状,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措施,以便使农业产业政策能更好地为农业产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做出贡献.     

社会沟通：观念与话语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沟通之所以失灵、低效、无效,主要是因为所嵌入的日常社会互动模式与政策导向型的社会沟通存在着兼容的困难。在社会沟通的深层存在着沟通双方在政策脚本和社会原则上的分歧,在中层存在着中国文化所倚重的“面子作用”,而在沟通表层的话语运行上,又和日常社会互动模式形成合流。社会沟通在和日常社会互动合流之后,需要遵循日常生活场域所通行的沟通对称性原则。沟通中的对称性原则,其核心内涵在于：这种对称是人们作为会话者、交际者的对话者资格的对称,是人格的对称。要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沟通失灵的问题,需要淡化社会分层和政治沟通中的政策主体所带来的非对称性迁移力量,以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生活者的姿态,实现由非对称向对称的转变,从而建立对话者所需要的“我们”关系。这种对话关系的建立是有效的社会沟通成立的前提,也是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善治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