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本体论反思

文学史本体论反思，包含着文学史认识的特殊性、方法论及价值学问题。文学史观与一般史观有着明显的区分。相比于一般历史，历时性并不是文学史的最重要属性，文学的历史并不抽象地存在于共性（合目的性）之中，抽干历史具体性的历史共性的真实性应该受到质疑。文学的历史首先应该理解为“美的历史”，其次才是“真的历史”和“善的历史”。它不是描述的，而是反思的；不是为了确认历史的实用意义，而是为了使文学审美的历史意义得以确立或当代化。也正因此，它同时也是对文学史话语的多义性的确立。     

未来研究以及同一和多样两种趋势

未来研究这个领域虽然不能以“科学”一词来形容(因为它的研究对象即未来尚不存在),却有极其先进的研究方法供它应用,而且于别的学科也很有用处。 新近的历史向社会科学提出挑战,考验它应对当代种种越来越相互纠结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的能力。对未来的研究致力于探求从过去到现在又到未来的趋势,提     

理论转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系统”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体系与近代史学转型中对“历史系统”的强调息息相关,而作为学科基础的史料整理也存在着系统性。同时,随着学科理论意识的不断转换,作为学科基础的“史料系统”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史料系统”并非“客观实在”,而是与学科发展趋势相伴随。由于学科的“当代性”,“史料系统”之间就会产生视差,因此,“什么是历史证据”本身便充满了理论性。同时,学科的“当代性”呼唤着批判性史料的出现,由此才能超越“纪念碑”式的历史,从而不断更新学科的整体问题意识。     

文学史,文学经典化的历史

文学史，文学经典化的历史张荣翼文学史作为一门文艺学科的存在，人们大多是看到了它的记录过去文学史实的一面，这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史实作为过去产生的历史的事实，这些对象本身并不能成为一门学科。作为学科，它必须要有研究主体的介入其中，有研究主体的认识和发...     

宋词所包蕴的“心理内涵”

“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依照这个理论,在对宋词所展开的宏观研究中,“心理分析”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和任务.而“词”这种文体由于它自身的特点,“心理”更具有它特殊重要的意义.词人写词,往往并不在于忠实地再现生活,却偏多于尽力摹写其心态和塑造一种心物     

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文学史观讨论”和“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使陈旧的现代文学史观处于被改铸、修正的状态，特别是“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从不同于“政治标准第一”的视角重新评估有关文学现象和作家，对于开拓现代文学史研究及文学史观新局面具有启发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某种宽容的素质，因此在对它的历史叙述中，也必然吁求着方法、角度、体例的宽容性和多元性。可这时期的现代文学史观的建设与开拓虽然相当活跃，却无法称为“多元”。此外，文学史观须具有可操作性，然而在这些讨论中，学者们指责了那种写文学史的人未必有自己史观的现象，而对那种光提出空洞的、想当然的文学史观却不顾其可否操作的现象指责乏力。这些观念上的缺憾导致了新时期现代文学史写作“热闹”而欠丰富的局面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时代性

“当代性”，这是个非常难做的题目。SO年代初讨论现代派问题时，有人说现代派就是现代化，就有“现代性”（我认为“现性”、“当代性”两词并无区别）。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最先进，以它为指导的文学最具“现代性”。这样的讨论，只好木了了之。无论是拿外部什么时髦的东西，或者自己主观上制订出若干条条，做“当代性”的标准，用以衡量、评论、说明中国新文学，都是非常困难的。文学研究的任务，是从事实出发，在尽可能真实详尽的事实基础上，作出自己的科学判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个工作做得好，自然反过来对现实会有指导的…     

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初探

口述史以某种方式扩展、延伸了历史的定义和界限。历史由谁讲述?“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的本原?这两者构成了口述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并且深刻影响了口述史写作者对口述史方法的选择。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口述史的方式更适合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这是当代文学史的“当代性”所规定的。文学口述史的写作,打通了一条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场所的途径,改变了历史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关系,从而有可能确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写作的方式。     

整体把握:虚泛的总体直观——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一个特点

中国哲学上的普泛化倾向的基本特征是,把世界看作一个普遍同一的总体,个别和具体事物并不与这个世界整体分裂为二,而是合而为一的,本体与事物处于原始的同一关系之中。这种世界观强调的是整体的和谐与事物内在的统一,这种倾向决定了它必须依赖一整套与之相应的以整体调和为特征     

词为诗裔与以诗为词——苏轼词体观念新论

北宋中叶,苏轼提出了“词为诗裔”的词体观念,这一观念具体体现在其“以诗为词”的创作之中。它旨在突破“词为艳科”的樊篱,对于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气格,形成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推尊词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观念及其创作也存在着使词诗化、消解词体艺术独立性的倾向。质言之,这一观念强调词与诗的同一性,而没有充分注意词与诗的差异性。     

和谐社会建构与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

人在历史之中。无论作为类的人,还是作为个体的人,都和历史交融在一起。因而,人命中注定地漂浮在无尽的时间长河之中,无可逃避地要对自身历史进行思考、想象,不仅反省过去、思考现实,同时,也筹划未来。雪莱说,“啊世界,啊人生;我在攀登它的顶峰!”自由主义反对“人为”地设计历史,强调历史的自发性,但是,这本身也是一种历史设计。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无疑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人们普遍的历史叙事欲望,“和谐社会”正是这种历史叙事的理性结晶。由于新的生存空间的开拓、新的文化因素和历史意识的介入,有关“和谐社会”的历史叙事,也许要比以…     

回归历史、实证方法与重写文学史

历史方法有两层涵义：一是认为文学深嵌于历史之中，在历史时序框架内考察文学；一是找寻文学自身时序框架，考察文学本身发展规律。这是文学史研究的两个基本思路。与历史方法相适应并成为其学术特征的是实证。当代古典文学研究不可能简单地回归传统的实证方法，而主要应回归一种实证精神。这与几年来一直在呼吁的重写文学史主题显然具有内在的有机的联系。各种具体研究在重写文学史的框架内展开，而重写文学史工程也因此有了更为精致而实用的建筑材料。     

阐释的限度:从话语权的角度重新认识文学史发展规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当代西方理论时髦的话题.然而,当代西方理论实际上存在极大的误导,事实上历史并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何正确认识阐释的限度,认识文学史阐释与历史事实的关系,是我们面对的一大难题.重新认识话语权对阐释的限制和决定作用,可以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本文提出,一切历史都是话语权控制与斗争的历史.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对话语权与文学史的关系进行更细致的研究.文学史作为历史的一个分支,同“历史”的概念一样,也具有双重属性.以此为依据,本文以中国文学史为例,探讨了话语权对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影响和对中国文学史叙述与阐释的制约.     

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反复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邓小平正是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世界历史”视野，把当代中国的矛盾和问题置于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时空中加以考察，将中国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作为现时世界历史时代的有机组成部分来把握，在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大坐标系上找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在当代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选择，则尤为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种“世界历史”性的规定。因此，也只有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才能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发展的“世界历史”性特点以及它的“中国特色”。     

当代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情结”─—从《夜读偶记》谈起

当代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情结”─—从《夜读偶记》谈起殷国明现实主义（ｒｅａｌｉｓｍ）对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极其醒目的概念。我们不仅能够在几乎所有文学史，大学理论和谈论文学的场合遇到它，而且为此不断地卷入一场又一场的论争之中。在当代中国，在所有的文学上...     

日本学界“外地日本语文学”论述的批判性考察

“外地文学”一词在近现代日本历史语境中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日本学者岛田谨二使用这个概念来考察当时在台日人的文学书写,而对台湾本土作家的文学写作采取无视或抹杀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界重启“外地”概念,“外地日本语文学”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外地日本语文学”试图打捞那段被遗忘的过去,为无法纳入国别文学考察范围的创作建立新的框架,打开重写日本文学史的新空间,有一定学术史意义。但目前的“外地日本语文学”研究往往止步于经验的重提,缺乏历史反思,有的甚至在理论立场上退回为日本的殖民历史辩护,这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批判性考察。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重写 ""重读"的可能、意义及缺失

“重写文学史”与“重读经典文学作品”在当代文学史史学建设及文学作品批评中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这种话语时尚的发生既是公共话语空间的扩大、作家的中心边缘化的结果,也是文学批评审美创新性的内在诉求的结果。这种话语表达,在文学观念的变化中,预示着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下,当代知识分子对全新的意识形态的企盼和追求。但是,由于过分强调与逝去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相悖相异,“重读”或“重写”并未真正建立起学理化的、以深厚的哲学史观为基础的、具有客观历史内涵的文学史观念,不免陷入具体的问题之中,而缺少宏阔的视野与平等对话的胸怀。     

关于文论“失语”和“话语重建”的再思考

所谓“失语”并不是对当前文论状况的一个准确的概括 ,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也很难成为“话语重建”的理想途径 ,单纯的民族特色亦非理论建构的第一要旨 ,问题的关键是对当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现实的深刻研究 ;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并非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而只是认识文学实在的概念工具和手段 ,它必须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实证性研究中自然地生发出来 ,而且具有历史的特定性和暂时性特征 ,是有待于不断的调整和变换的。     

’97,文学史研究的展望

经过一个世纪的辛勤耕耘，中国文学史这块园地，已是硕果累累。虽然“文学史”这个名目最初是由外国传来，但在有着丰厚的文学和史学传统的中国，它已生根成长，并且已经很大程度地中国化了。中国文学史，已是中国人文科学大家庭、特别是文学研究这个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成员。如果我们不是把文学史仅仅限制在古代，而是让它一直通到最近的当代，而又突破以往文学史忽略各少数民族的局限，努力把中华一56个民族的文学作尽可能的涵盖，那么，各种类型的文学史研究，几乎撑住了文学研究的大半个天穹。文学史作为一种著述样式，它本身的类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