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江兆民前期国际政治思想

中江兆民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国际政治思想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兆民前期的和平主义思想是明治时代极有特色的国际政治思想。本文以文明观和其代表作《论外交》为切入点来探讨兆民前期的国际政治思想。文明观是兆民看待国际问题的出发点,他的文明观有别于主流的欧洲中心主义文明观,是批判的多元的文明观。《论外交》一文则基本体现了兆民前期国际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即以“道义”为旗帜,偏好于经济发展的理想主义、和平主义思想。     

试论“身体”视域下的先秦诸子“大一统”权力结构观

先秦诸子以“身体”论君臣具有一定普遍性，体现着人们对理想权力结构运行的理论建构。先秦诸子君臣“身体”论对理想权力运行虽有“无为—有为”“分化—协助”“指令—执行”等模式建构之别，但均共享着“大一统”权力结构观。这一权力结构观认为，权力结构各组织部分应是“分职一体”的，君是“分职一体”权力体系健康运行的关键，臣则是君权的分化、延伸或执行，体现出君权优先、整体利益至上的政治体制设计理念。诸子君臣“身体”诸论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对后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既是中国传统政治走不出专制的重要思想原因，也是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民主观念的重要思想基础。     

构建和谐社会的宪政秩序

宪政建设不仅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而且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稳定的宪政秩序能使社会更加和谐、民主。党的领导要在宪政的轨道内运行;树立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威,加深人民代表的民意基础及代表性;正确对待“分权”;保持宪法的相对稳定性,培养宪法信仰,树立宪政文化。     

《论语·八佾》孔子不欲观禘说之礼制内涵诠释

《论语》礼制的诠解为古代经师看重,近代论语注本却往往忽略。《论语·八佾》载孔子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此句的诠释很能体现礼制在经典解释中的重要性,历代诠解主要有三种：孔安国、邢昺等认为鲁国吉禘举行时间违反礼制;清人认为孔子讥讽当时宗室僭越大禘之礼;郑玄、马融从禘礼内部进行解释。分析三种诠解的方式,结合禘礼的内在仪式与外在历史背景,可以看出,孔子不欲观禘是其对传承周礼、谨遵礼制的坚守,也是对鲁国现实政治的忧虑关切。重视《论语》礼制诠解是解读经典文本、理解孔子圣人之意的关键方法。     

张载对孔子仁学的诠释——以“仁智”统一为中心

仁,是孔子思想的最高价值观念;仁学,则是孔子整个学说的核心部分.至北宋,包括张载在内的理学家对孔子仁学做出了种种有价值、有深度的新诠释.其中,张载对孔子仁学的诠释尤其令人瞩目.以“仁智”统一这一问题为中心,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张载哲学对儒家传统仁爱观的突破,二是张载对“欲仁”与“致学”关系问题的诠释,三是张载对“仁”与“礼”关系问题的诠释.     

对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再认识

孔子的＂有教无类＂教育思想观是最朴素的教育公平思想观,它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与深刻的思想基础。＂有教无类＂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大力兴办私学,实践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同样,在新的历史时期,孔子的＂有教无类＂教育思想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孔子“仁”的心理机制分析

讨论中国人的观念系统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儒家思想，分析儒家思想要从孔子开始。孔子因“德命”受挫而形成“时命”观，“时命”观挑战了“以德配天”的思想，这需要更为本源的终极观来应对。孔子在内外心理框架的互动中，反思体悟而形成“仁”的终极观。在此理念的支配下，向内修德凝道而“内圣”，向外践行“仁政”而“外王”，内外并重以获得充沛丰盈的生命意义感。     

论孔子学说中的主体意识

论孔子学说中的主体意识魏义霞文化巨人孔子在哲学、伦理、政治、教育、历史、音乐、美学和公关等各个领域均有独到之见，形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对于自己的学说，孔子明言声称：“吾道一以贯之。”①指明自己的思想有一条贯彻终始的主线。对此，他的弟子解释说：...     

罗尔斯、诺齐克与德沃金权利正义论比较

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树立理性的权利观与正义观是情势所趋。罗尔斯、诺齐克与德沃金是当代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权利论者在政治哲学领域,罗尔斯将正义之权利视为制度的“首要价值”,诺齐克将自由之权利视为政治正当性的“资格”,而德沃金则视平等之权利为“理性道德”。他们基于反功利主义立场,以权利对抗功利,通过对自由与平等的不同解读,制定了分殊的正义观,他们的分歧为我们权利正义理论建设提供了有益因子。     

孔子的小人观思想探析

"君子人格"是孔子的理想人格,这也是目前学术界讨论较多的一个论题.在<论语>中,孔子从道德涵养、政治理想、义利之辩这三方面君子、小人的区分中探讨分析了"小人人格",指出"重利轻义"是小人的基本标志.     

中国大陆儒学普及工作的现状与前景

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伦理教育急需儒学的普及,在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推动及相关政府的支持下,出现了学校、学会、学堂、书院、政府等等普及形式。但是由于儒学普及的合法性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所以其体制性问题、系统性问题、科学性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当前需要使儒学普及工作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争取进行正规教育体系,争取各级政府的更多支...     

康有为和孔教会：民国初年儒家复兴努力及其挫折

文章通过对于辛亥革命之后孔教会试图通过立法手段将儒家国教化和以西方的教会形式传播儒家的努力的考察 ,试图说明儒家在失去了作为社会合法性依据的地位之后 ,在现代法律制度和西方思想的影响下 ,寻找其社会立足点的一种努力 ,对于我们认识现代种种关于儒家思想前景的争论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中国人的信仰认同模式:以儒教信仰为中心

英语中的“宗教”,就西方基督教而言,是一种制度宗教;汉语中的“宗教”,则不一定指称宗教制度。中国儒教当然不等同于西方语义中的制度宗教,但无疑是一种具有宗教特征的信仰结构。杨庆堃所谓“扩散宗教”的概念,与本文讨论的中国“信仰”,及其在权力秩序和制度宗教之外那种私人、扩散式的信仰认同模式非常相似。为此,本文把儒教的信仰认同模式作为个人信仰与他人信仰、儒教信徒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结果,并以信仰“认同”作为儒教的行动单位,同时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经由对儒教信仰认同规则的考察,讨论儒教信仰及其信仰群体的建构逻辑,进而分析儒教信仰经纬中中国社会的模式及其演变路径。     

Expounding Neo-Confucianism： Choice of Tradition at a Time of Dynastic Change--Cultural Conflict and the Social Reconstruction of Early Qing

明清鼎革之际,满汉之间政治体制、统治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生活组织方式的矛盾和冲突,构成了满汉文化冲突的主要内容,加剧了顺治和康熙初年的社会矛盾。面对激烈的满汉文化冲突,清初理学既不批判现实,也不反传统,而是致力于社会重建,力图通过合法的渠道,按照儒家的正统模式,重建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并借机恢复自己在意识形态中的独尊地位。在以熊赐履为代表的一批理学名臣真正将理学推向朝廷之后,理学在清朝政治中的影响随之急剧扩大,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清朝政权的指导思想,成为清朝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解决了清初社会政治演变方向问题。在此过程中,清朝政治逐渐完成了从满洲传统政治向中原政治的历史性转型,而皇帝转向儒学,为清朝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纷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使满汉间全方位的深层次的民族融合成为可能。与之相应,遗民政治态度从复明到重建的改变,则是清初中国社会由乱到治的标志性政治和文化现象。     

近代儒商传统及其当代意义(英文)

近代以降,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明清以来的儒商合流现象进一步彰显,儒商群体也进一步扩大,其共同特征则是"言商仍向儒","商"、"儒"不分家。其中尤以张謇和经元善最具代表性。近代儒商有其类似的商业伦理观并构成一种新的传统:援儒入商,坚守儒家人格理想;利缘义取,求天下之公利;砥砺品行,以德经商;热心公益,以回馈社会为己任;兴学育才,矢志发展教育。近代儒商传统对当今商业道德文化的重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如何汲取其精华来形塑新时期的商业道德和企业精神,已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课题。     

论汉代学校教育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制度基本轮廓的初步形成时期 ,其官学制度奠定了后来中国封建官学发展的基本格局。私学发展更具特色 ,书馆———乡塾———精华舍上下相互衔接 ,创立及门弟子与著录弟子制度 ,为后世学术文化社会化开辟了道路。特别是“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与贯彻 ,不仅实现了两汉教育文化的儒学化 ,而且对后世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 ,影响较深     

学衡派对儒学的现代诠释和转换

学衡派站在慎思明辩、同情立言的学术立场上 ,通过学理的争辩来说明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中心地位 ,阐释孔子基本思想的现代意蕴 ,批评后儒对原始儒学的偏离和异化 ,并从中西古今文化比较角度 ,提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 ,融通中西 ,返本求新 ,建设新文化的方案 ,这对于 2 1世纪的文化建设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思想启迪     

伦:中国人之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

“伦”字及其含义究竟属中国传统社会思想还是社会构成方式,以及它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占有什么地位,存有许多重要而未尽的讨论空间。作者首先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重要思想家及社会学家的见解,尤其是他们对“五伦”的认识,以此廓清“伦”的社会学含义。在此基础之上,作者接着通过与西方社会学中关于自我、角色、社会网络、社会分层及不平等等方面的比较与对话,提出了“伦”自身所包含的意义、公理、相关定理及其现实社会运行与变异。对“伦”之社会学含义的层层解读,有助于明晰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相应的运行方式及其机制,并形成一种解读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新途径。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本文承接马克斯·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的观察,在李猛论文的启发下,尝试对近代中国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进行个案研究,聚焦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推动的革命性的孔教运动。依托韦伯的若干理论概念,本文认为这一运动起于康氏对自身卡里斯马的自觉,进而对孔子、孔学做了宗教化的再阐释。康氏的普遍主义取向的宗教改革虽然夭折,但对同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和稍后的反迷信运动有重要的触发意义。一方面呈现为神秘化,另一方面却是在理性化西方的挑战下应运而生,这使得康氏变教的价值合理化努力难以成功。孔教革命虽然以激进的面目出现,但其意图却是保守性的,即试图在大变局中维持儒士阶层的整全性。理性化转轨的历史使命随后交到了“主义”政党的手中。     

论儒家的“为己之学”

“为己之学”是儒家的一个核心思想,意义是指求学的目的,不在于功名利禄,而是在于成己成物,即在自身修养提高的基础上,为他人和社会作出贡献。这种思想有其深厚的心性基础,即孔子的“仁”学思想和孟子的“性善说”。这种本善之“心性”成为儒家“为己之学”的“源”与“本”,正是此“本”使得儒家的“为己之学”呈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显示出它对社会、对自然的无限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