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诠释学与中国

伽达默尔去世之后的2003年,国内学界的诠释学研究逐步进入一个理性、平实而有条不紊的新阶段。在西方诠释学原典与理论的译介与研究、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的研究、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性研究以及诠释学向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等四个领域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在诠释学的系统性研究、研究力量的整合以及后备研究力量的培养等方面还亟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2006:诠释学与中国

2006年度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在研究规模、研究水准和研究层次等方面基本上表现为一种稳中有升的态势: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适译与理论研究方面,严肃性的译介与挖掘性的探索齐头并进;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研究不断积累;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方面的一些探讨亦堪推介;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主要集中于法学、诗学和教育学诸领域.     

2007:诠释学与中国

2007年度是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此一年度适逢20世纪的德国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逝世五周年.以此为契机,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适译与理论研究方面,标志性的成果先后面世;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高水平研究不断涌现;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方面也时有争论;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仍然于诗学和教育学渚领域的表现较为突出.     

2004:诠释学与中国

相对于2003年略显平实的情形,2004年度国内学界的诠释学研究一定意义上更为活跃、热烈。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适译与理论研究方面,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研究领域涌现了一批阶段性研究成果；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研究已有实践性的探索和具体的建构；诠释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方面,于美学与诗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传媒学诸领域都有新的进展和开拓。     

2005:诠释学与中国

2005年度国内学界的诠释学研究整体上可以说表现为一种比较平稳的态势:在西方诠释学理论的迻译与研究方面,针对性的引介与积累性的探索兼而有之;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研究持续推进;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探讨仍有诸多争论;诠释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方面,虽然伴随着研究数量的不断增加而存在学术含量与水准参差不齐的问题,但是依然不乏严肃性的、规范性的著述成果。     

2009-2010:诠释学与中国

2009-2010两个年度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堪称热烈而又丰硕。除了召开一系列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极富学术价值的学术会议之外,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迻译与理论研究方面收获颇多;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研究继续深入;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研究有所创见;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于文学、法学、翻译等领域的表现值得关注。     

如何理解和筹建中国现代诠释学

中国现代诠释学应从根本上理解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以中国古典诠释学即传统的诠释之道为基础,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同时包含存在论、实践智慧和方法论等多个层面,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既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又具有普遍性和现代性。我们应当开始尝试中国现代诠释学的理论建构,自觉地从诠释学角度回应我国当前的“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     

"中国诠释学"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数年来,有关"中国诠释学"的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其中尤以傅伟勋教授、成中英教授、黄俊杰教授和汤一介教授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前人的摸索为我们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但是,已有的几种"中国诠释学"体系中也暴露出一些应予关注的问题,如"中国诠释学"的构建不能只在方法论层面上下功夫,还须进行本体论层面的梳理;对西方诠释学的借鉴应当有所选择,无区别的移植只会损害"中国诠释学"应有的特质.     

从诠释学角度看中国旧诗的翻译

笔者通过英译中国旧诗的几个例子讨论诗"可译"和"不可译"的两面性。笔者将诗的翻译理解为诠释学所称"视阈融合"的过程,认为由于译者与作者在审美成规、文化背景上的疏离,注定了中国旧诗的不可译性。但是,通过翻译这样一个"力求获得共同语言"的过程,对文本的误读和误解恰恰可能意味着过滤某些地方性知识,而提炼出更加普遍的审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是可译的,误译或许是通向正解的捷径。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法律解释学的创新与发展——如何提升法律解释学回应实践的能力之一

法律解释学是一门实用性学科,它应该以解决问题为主要的研究指向。现有的法律解释学偏重于对逻辑形式的研究,缺乏相应的问题意识。因而,法律解释学的创新需要与法律社会学结合起来,找到中国法治的问题之所在。在此基础上吸收中西文化的经验与智慧,在现实与传统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是凸现法学研究的主体性、实现法学中国化的必由之路。要提升法律解释学回应实践的能力,就应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     

作为政治的解释学与当代解释学之争

＂作者死了＂和＂抬头阅读＂等的提出标志着当代解释学对读者至上观念的强调已经达到极致。从城邦与哲学永恒冲突的观念出发,施特劳斯提出了＂隶属性＂的贴近阅读原则,试图达到像古典哲人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这有力对抗了当代解释学对读者＂生产性＂功能的过度强调,使＂如何理解过去的文本＂再度成为一个问题。在施特劳斯看来,文本并非如当代解释学所认为的只有一种意义,而是同时包含字面意义和隐微寓意两种意义。为了保护哲人免遭迫害、为了保护政治责任和道德基础不被颠覆,过往的伟大哲人往往采取隐微的写作技艺,即向多数俗众传播无害的正统说辞,向少数智慧读者教诲无畏的真理言辞。因此,一部外传作品在施特劳斯那里绝非独立的审美对象,而是一种社会交往方式。研究施特劳斯的隐微写作和双重教诲学说,对勘施特劳斯与当代解释学诸家的理论歧见,对于推进解释学基本问题的深度思考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起源

科学诠释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可能无视和割断历史.它的形成是英美科学哲学和欧洲大陆诠释学两大传统交融的产物,文章通过波普尔、库恩、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思想揭示了科学诠释学的形成,它不仅是科学哲学逻辑困境造成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诠释学进一步拓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