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氏春秋》中乐正氏之儒

《吕氏春秋》中的儒家思想来源之一就是乐正氏之儒。乐正氏之儒的主要思想——重孝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作为治国的根本;其贵信等思想亦被《吕氏春秋》合理吸收,作为君主修身的重要内容;乐正氏之儒具有兼儒墨的学术特点,这与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的学术特点十分接近;乐正氏之儒是通过尸子而在秦地传承。从而为吕不韦所熟悉与采用;研究《吕氏春秋》杂家思想的形成,尸子这个人不应该被忽视。     

郑、何注《论语》的比较分析

郑注《论语》失传千年,20世纪陆续发现唐抄残卷,至今所得并诸书所引,已可恢复全书之半。本文持郑注《论语》与何晏等《论语集解》对照,探讨郑注之思路,分析《集解》之体例,论述其完全相反的鲜明特点。《集解》以荟萃汉魏训说之形态出现,先儒往往以《集解》为古注,与朱熹新注相对。其实,郑注在《论语》解释中建立他的经学体系,《集解》从《论语》解释中排除经学体系因素,两者背道而驰,较之《集解》与朱注之差距,有过之而无不及。郑注建立的结构,宏伟华丽,美轮美奂,值得品味。《集解》简易平板,本身无显著特色,只有与郑注对照,始见平易才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重建文化共同体的学术自觉——陆德明《经典释文》与隋唐文化共同体建设

陆德明《经典释文》针对魏晋以来经学之讹误、义疏之歧出,以科学的方法,辩证经学之源流,明其传授之次第,諟正音读、文字、义训。陆德明以个人之力而推行了一项国家语言文字规划和思想统一行动,既是学术自身发展的自觉要求,也是实现天下一统的儒学治世的现实需求;是文化行为,也是思想统一行动,而且援道入儒,以开放的学术理性,开启了一个思想文化统一的新时代,成为唐代重建文化共同体的蓝本,直接启迪了《五经正义》官方意识形态的确立。     

论《十一家注孙子》对儒家和兵家治道的整合

《十一家注孙子》汇集了自魏武帝曹操至北宋张预等十一位注家对于《孙子》的注解。关于治国之道 ,孙子与儒家的思想多有相通之处 ,同时又各有侧重、各有特点。这十一位注家在注释《孙子》过程中 ,既阐发了孙子的原意 ,又融合了诸多儒家的思想观念 ,体现出“以儒释兵”、“兵儒整合”的思想倾向。     

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 “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忽必烈“以儒治国”

元代，以儒治国是其一项基本国策。忽必烈汗为巩固其汗权，“行汉法”、重儒士，备一代之制，成一世之大业。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元代以儒治国之策，即“守成者必用儒臣”、“行汉法”必用儒臣、元初儒臣之作用。本文用较翔实的史料论证元初儒士们，在忽必烈大力推行“汉法”中，云集其周围，出谋划策，使忽必烈实现统一大业。儒士们有了用文之地，发挥才智，名垂史册。元代的以儒治国的政策，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值得研究探讨。     

论《十一家注孙子》对儒家和兵家治国战略思想的整合

《十一家注孙子》汇集了自魏武帝曹操至北宋张预等十一位注家对《孙子》的注解。从治国战略的角度看,这些注文既阐释了孙子关于民本论、义利论、慎战论和伐交论几方面的思想,同时在注释过程中又融合了儒家的治国战略思想在内,明显体现出“以儒释兵”、“兵儒整合”的思想倾向,是对儒家和兵家治国战略思想的融通。     

西汉经学的发展与王莽改制

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为这场改制运动的特点是据经托古,而又别有新意.所以,它的出现同汉代经学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一、西汉经学的兴起和发展汉代经学即对先秦儒家《六艺》的注释和研究.通过传释儒家《六艺》以推演其义.汉武帝即位后,立《六艺》为《五经》(《乐》已散佚),经学之名由此始.春秋时期创始的儒家学说,主要著作即为《诗》、《书》、《礼》、《易》、《乐》、《春秋》,即所谓《六艺》.战国之时,诸多学子研究传释《六艺》,分成若干派别,著名的有八派,在这八派中,除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两大派别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外,其余诸派多在《六艺》的传释上产生分歧.整个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在诸子百家中最为强盛,被百家诸子奉之为“显学”.秦朝一统后,独柄法家学说,禁绝儒学,儒学典籍濒于灭绝.汉初,汉惠帝“除挟书之禁”,儒家诸子又获得了自由争鸣的环境,公开地研究《六艺》.但是,当时他们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难的,经过秦火焚书及其数年战乱,儒家典籍大量散佚残缺不全,甚或只凭口耳相传,所以补正阙疑.教授弟子城为当时的急迫     

论韩愈《论语笔解》的解经特色及思想

《论语笔解》以《论语集解》为底本,在对照中有目的地选择《论语》条目,抒发看法。改字解经是韩愈的重要解经方式,《论语笔解》中韩愈改易经文多达18处。驳斥先儒注解,是韩愈解经的又一方向,通过对先儒所解未尽精微之处进行修正,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韩愈还对《论语》条目、字词进行了调换和删减,开辟了宋人删改经文之先河。韩愈的解经方式与其道统论、情性论有密切关联,在经学阐释史上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汉魏六朝郊祀歌辞句式、韵式研究

《诗经·周颂》作为儒家经典中的颂神歌辞,具有典范意义,在儒家思想规范之下,郊祀歌辞制作者们自觉把经典作为模仿对象,在使用词汇上逐渐体现出抛弃“子史浅言”而归于“典诰大语”的特点,即在创作中所使用的词汇要来自于儒家经典.尽管如此,若将《诗经·周颂》与汉魏六朝郊祀歌辞相比较,汉魏六朝郊祀歌辞无论是句式还是韵式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论《诗》学与两汉辞赋观的发展－经学与文学关系之考察

两汉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是一种文学性的活动 ,但在两汉经学极盛的大背景下 ,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没有超然于经学这种时代发展的主流思潮之外。两汉辞赋的创作及批评与经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诗》评《骚》、据《诗》论赋以及辞赋作品的采《诗》用《诗》中。这充分体现了两汉时期经学文学化与文学经学化的互动特征     

古史辨视野下的《诗经》阐释

以阐释学为视角进行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对《诗经》确实作出了新解释。他们颠覆"成见"丛生的传统释诗系统,融合边缘而且异端的释诗思想,用文学阐释逆转经学阐释,以去经典化反拨经典化。此举对《诗经》学作了深度刷新,成为现代《诗经》研究的经典案例。     

范式突破:张载对理学的开创之功

经学和理学是儒学的两大基本学术形态,经学自是经学,理学自是理学。唐宋之际,在儒学复兴的旗帜下,儒学经历了从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的范式革命。为研究张载对理学的开创之功,运用文献分析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在此变革中,张载不但较早讨论了太极、性与天道、义理、心、性、动、静、天理、人欲等理学重要概念,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而精辟的哲学命题,建立了包括知天之学、为圣之学、外王之学在内的完整理学体系,对理学方法论也作了全面的探索和阐述。研究表明,作为一位创新意识最强、用功最刻苦、源流最为纯正的宋明理学奠基人,张载在理学脱离经学而成为一种新儒学形态的学术变革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所创立的话语系统和不同于经学的方法论对后世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荀子诗学述论

荀子系统总结了先秦儒家各个学派的成就,构建了自己一套完整的诗学理论。荀子规范了＂诗言志＂的概念内涵,剔除了其中的情感因素,将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纳入这一理论中,是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说发展到汉代儒家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他不仅提高了《诗经》的地位,而且将礼贯穿其中,认为学习《诗经》是为了认识并实践礼。荀子引《诗》主要是为其礼义学说服务,是先秦儒家将《诗经》政治化的典型代表。     

荀子经典诠释的实践性品格——从荀子用《诗》说起

荀子是儒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对儒家经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著作《荀子》不仅大量征引《诗》等儒家经典,在征引及诠释过程中将儒家的实用精神投射进去,这使得他的经典诠释活动渗透着强烈的实践性品格。他在用《诗》时所提出的"隆礼义而杀《诗》、《书》"及"为其人以处之"的观点,是对其道德实践与经世致用实践性品格的最好注脚。     

论王逸《九歌》章句的经学化阐释特征

王逸《楚辞章句》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最完整的阐释《楚辞·九歌》的著作。王逸将《九歌》主要思想内容纳入儒家思想框架以及《诗》之比兴的解释体系中,开创性地总结了“依经立义”和“依诗取兴”的核心阐释思想。阴阳思想在其阐释中也占据不小的比重,甚至部分内容体现了谶纬化的倾向。在经学的大框架下,王逸对屈原创作《九歌》的动因以及对屈原其人的关注,客观上建构了一个大概的作者形象,而这个形象则是包含王逸个人化的理解在内的。     

论《韩诗外传》的《诗》学性质及特点

关于《韩诗外传》与《诗》学的关系,东汉班固、南宋陈振孙、明代王世贞均认为与解《诗》无关,特别是王世贞“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之语,影响很大.清代汪中更提出此书为“《荀卿子》之别子”,对当代研究者亦有一定影响.但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并从经学史的视角加以观照,认为《韩诗外传》是一部说《诗》之作,且带有比较显著的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点.此书注重阐释微言大义,力图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同时也便于启发、教育学《诗》的经生,满足他们修身、议论的需要.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     

关于汉武帝初年儒道之争若干史料史实的辨正

汉武帝即位之初 ,儒家学者同以窦太后为代表的黄老学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双方由学术之争发展为对政权的争夺。建元元年冬十月 ,汉武帝下诏举贤良文学之士 ,结果所举之士被丞相卫绾全部黜退。这是窦太后对儒学改革人士的第一次打击。六月 ,汉武帝任命窦婴为丞相、田虫分为太尉 ,开始实行一系列改革政策 ,打击朝中保守势力 ,加强中央集权。建元二年冬十月 ,窦太后突然发动政变 ,将改革派人物全部黜退 ,政权重归保守派之手。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死 ,汉武帝又罢免了全部保守派人士 ,正式开始了内改制度、外兴功业的有为政治。董仲舒上天人三策 ,为汉武帝所采纳 ,儒学登上了汉代统治思想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