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河北道州县析置及原因

州县析置是政区变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唐代河北道政区的州县析置不仅十分常见,而且涉及数量颇大,这其中既包括入唐后权置的州县,也包括唐复置的前代省废的州县以及入唐后新置的州县.影响河北道州的析置因素主要有:安置初附“群盗”、领县领户过多、境界阔远交通不便、防范少数民族侵扰、特殊政治变局等.影响河北道县的析置因素主要有:随州而设、人口等基本经济条件具备、交通需要、地区管理需要等.     

改土归流与区划调整——以清代酉阳直隶州为例

清代酉阳直隶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广接壤地带,毗邻苗疆。在雍正年间改土归流这一大的事件背景之下,四川总督通过军政措施,使该地区在行政建置上经历了由黔彭厅到酉阳州的转变,并完成了对当地土司的改流。从酉阳直隶州改土归流的过程可以看出,行政区划调整是改土归流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手段,而区划调整时机的提出、政区形态的选择及隶属关系的调整,又深受这一过程的影响。基于政区变动与改土归流的过程性研究有助于推动土司政治地理研究进展,并深化对清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认识。     

试论唐代河北道政区的几个问题

唐代河北道共曾置州 6 8个 ,置县 2 4 8个 ,州可以分为权置之州和常设之州两类 ,县可以分为相沿入唐的隋旧县、唐复置之县和唐新置之县三类。不同类别的州县存在情况不尽相同。唐代河北道州县的变迁过程可以分为变动调整、相对稳定、重新组合等三个各具特点的阶段 ;而山川形便、历史传统、特殊时局以及地区经济等 ,则对政区的形成与演变起着制约作用。     

16世纪太湖流域的水利与政区

水利是地方水道治理的实质要旨,政区是地方行政权限的空间表达。15至16世纪,太湖流域水环境发生了整体变化,经济地理格局亦有变迁,州县之间在田赋和水利等政事上有不合拍之处。随着地方财政货币化改革和相关赋役调整的加快,水利统筹出现契机,政区调整最终实现。太仓州和青浦县区划地位的正式确立,标志着太湖流域政治地理格局趋于稳定。政区间财政、行政体制的改善和有效磨合,对于流域的统筹治理和发展至为关键。     

相似的顺治同治朝

历史往往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顺治是清代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同治帝是第八位皇帝,清代顺治、同治两朝相隔二百年左右。同治帝死后,人们将同治朝与顺治朝作了比较,发现两朝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有人将同治的年号解释为“同于顺治”。清代顺治、同治两朝有哪些主要相似之处呢?一、顺治帝、同治帝都不在北京继位顺治帝继位于盛京(今沈阳),后入主北京。同治帝继位于承德避暑山庄,后返回北京。二、顺治帝、同治帝的继位年龄相同,在位时间、亲政年龄相似顺治帝与同治帝都是“儿童皇帝”,顺治帝继位时六岁,在位十八年;同治帝继位时也是六岁,在位…     

从“以河为界”到“以山为界”——秦汉时期太原郡、西河郡政区调整过程浅议

对历史时期政区形成过程的考察和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时期政区变动的历史因素以及所遵循的内在规律。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为今天的政区调整提供参考。秦汉两朝太原郡、西河郡的属县及地域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以黄河以西的陕西部分、吕梁山以西,黄河以东部分以及吕梁山以东部分三个地区以独立地理单元为基础的结构。而且,秦朝在这一地区的政区设置以河(黄河)为界,西汉汉武帝时期,则变成了以山(吕梁山)为界,但不管其政区如何调整,总会出现犬牙交错的现象。本文兹对这一政区调整作一回顾,并简要分析其中原因。     

清代州县佐贰杂职官员研究述论

一直以来,对于清代州县官员的研究,学界主要致力于清代州县正印官。由于佐贰杂职官员是州县行政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故一些学者日益关注佐贰杂职官员,或分类研究,或综合研究,并奉献了一批重要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分歧,有必要从资料、内容和方法上继续深化、拓展和提高。     

清代海禁政策的原因探究

清代厉行海禁政策,从顺治朝开始一直到道光朝,实行了一系列的海禁措施,这个政策对清代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探究实行这一政策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唐代岭南政区变动与岭南蛮族的关系

唐代岭南政区数量变动与当地蛮族关系密切。唐代岭南政区数量剧增,是隋末的三倍还多。这种变动从政区沿革来看,在于梁代设置、隋代撤废的政区有许多被唐代继承。从政区增置的主要原因来看,在于当地蛮族势力的坐大和一批蛮族豪酋的崛起,他们被国家以创置政区的方式纳入统治范围。蛮族的崛起及国家在岭南增置政区始于梁代,唐廷继续按照"职因地奖"的原则对蛮族豪酋授官。这就是唐代岭南政区剧增与蛮族的关系。     

健讼与惧讼：清代州县司法的一个悖论解释

以州县自理案件为视角来讨论清代诉讼文化是一个很好的进路。通过考察清代州县自理案件的参与者（诉讼两方、作为诉讼帮助人的讼师和司法官员）的诉讼心态和策略选择,可以发现州县自理案件参与者的心态和行为存在一种＂健讼＂和＂惧讼＂的悖论式决策博弈过程,这是构成清代健讼风气乃至司法文化的关键。     

明代地方医学的教育功能——以广东为例

明初王朝对地方医疗颇为重视,规定府州县均设医学,成为地方官衙一部分.医学的职能主要是培训地方医疗人才、负责地方卫生事宜.明代广东县级政区几乎均设医学,对医学文献整理、人才培养均有积极成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信巫轻医的习俗.     

试论清代科举中的考差制度

考差是清代对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的选拔考试。肇始于顺治年间,至雍正形成考差制度,乾隆、嘉庆诸朝不断调整、完善,使其成为清代科举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从制度的建设去评价,还是从实践的效果去衡量,清代考差制度都有其积极的意义。     

清代补子纹样的定制及完善

清代极为注重保留服饰上的民族传统，清之补服制度并不是对明朝之制的简单取用，是经过清王朝数个帝王的不断更定和修正而确立的。今之清代服饰研究提及补子，往往多忽略了补子发展的这个不断吸收与融合的过程。清代之代表官员品级地位的标识——补子，其使用制度框架、细则在顺治九年的已基本形成，又经后续帝王的不断细化和补充，至乾隆年间制度确立，此后未有大的变动。     

明清时期度量衡管理机构考略

明代的度量衡行政管理机构,在中央为户部,在地方则为诸司府州县官府.而清代度量衡的行政管理部门也主要是户部,到清末时改为度支部,并新增度量权衡局,地方管理部门亦为诸司府州县官府.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的县级政区调整——以四川省第十一区专署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40年代初，为实行“新县制”，国民政府开始推行大规模的县级政区调整。四川省政府于1941年3月11日下达指令，核定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属各县应该调整的区域共44处，约占这一时期四川省政府核定调整县级政区总数的153%。对相关史实进行疏理和分析后，不难看出，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的县级政区调整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县级政区调整主要针对两县交界地区的“插花地”“飞地”“嵌地”；二、县级政区调整致使纠纷迭起；三、县级政区调整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利益博弈。尽管四川省政府一再催促、强制执行，其时四川省各县推行县级政区调整的成效并不显著。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和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国民政府在四川推行的县级政区调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清代州县佐贰官司法权探析

清代佐官制度存在的特殊性、层次性以及权力不均衡对州县司法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代州县佐贰官在勘验、缉捕、审断、执行等方面拥有不同程度的司法权。清代法律对州县佐贰官的司法权严加限定,但在实际治理中又采取调和策略,导致州县内部结构产生了"复合初审"的特殊效果,而基层更是存在大量边缘司法现象,这些使得州县司法呈现出一种"法亦有法"的状态。州县内部存在的民事与刑事审判区分,体现了按照事权管理进行司法管理的原则,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一的背景下,他们实际上只是区域内特殊的集权者,与现代法制的分权理念大相径庭。     

试析清初理学名臣魏象枢

魏象枢作为清初的理学名臣和汉族士大夫的代表人物,在将理学付诸实践等方面,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他潜心理学,教化乡人,整顿社会风气;弹劾贪官,为国举荐人才,整顿吏治。与顺治朝相比,康熙朝推崇理学,着意对满汉关系的调整。魏象枢在顺、康两朝仕途命运迥异,展现出两朝治道的变化。     

清代新疆的“厅”及其司法审判职能

“厅”为清代创设的政区建置,在国家治理尤其是边疆法律治理中具有比较突出的地位和意义。清代新疆军府制时期天山东路、北路均有厅级“政区”建置或厅级官员设置,在建省后的一体化进程中厅制得以规范和进一步发展。清代新疆的厅多不辖县,性质复杂多变,但均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基层审判的重要作用。作为行政及司法之重要一环的厅,新疆厅制既有清代厅制的共性,同时也具有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独特方面。因新疆历经军府制向行省制的重大变革,厅之司法审判职能更有一个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关于此论题学界乏人研究,本文以档案资料结合清代文献及时人撰著对清代新疆的厅及其司法审判职能进行全面分析阐释,期望有俾清代基层政区研究的拓展与清代新疆法制研究的进一步推进。     

清代州县衙署内部建置考

州县是清代政权体制中的基层政权,是一切政事的开始.由于在地方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研究清代政治史的学者对其表现了农厚兴趣,但对衙暑内的书吏分多少房尚存争论.从<南部县档案>及其他原始文献的记载看,州县除了六房之外,还遍设承发房,其余之房因需而设.     

当文化成为一种“治理术”——从“官箴”看清代州县官员的文化职能

在清代的国家治理中,教化百姓、建设符合国家治理目标的地方文化是州县官员的职责之一。关于州县官员具体该如何对百姓进行教化、建设地方文化,在清代的官箴书中有充分的讨论。官箴书的编纂者建议,州县官员可从"去弊"与"建设"两个方面来建设地方文化,即一方面通过颁布法令、重点打击等手段来禁止影响地方社会风俗的活动;另一方面,州县官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教育、圣谕的宣讲与传播、义学的建设与管理以及对模范人物的表彰与保护等手段对地方百姓进行教化。与当代文化事业建设不同的是,清代地方文化建设仅仅是为了提高他们眼中所谓的"愚民"对儒家社会道德伦理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