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情志说和黑格尔情致说漫议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向来重视对于文艺创作中思想与感情相互关系的研究,并形成了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和范畴。大致说来,我国古代诗文理论中所说的“理”、“义”、“志”、“思”等,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思想认识和理性因素;而“情”、“情性”、“情趣”、“情韵”等,则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感情和感性因素。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以前,对文学创作影响较大的有“诗言志”和“诗缘情”的主张。前者主要是根据《诗》的创作经验提出的,后者则主要是根据《骚》的创作经验提出的。但《诗》、《骚》本身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志”和“情”结合在一起的。《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不仅讲了诗歌言志的性质,而且也谈到它的抒情的特点。所以,“言志”、“缘     

同源异流两诗系——对“言志”、“缘情”的再思考

<正> 在我国古代庞大的诗论体系中,有两条影响极巨的理论观点,一是《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一是陆机的“诗缘情”说。 两说的蕴义是什么?它们的关系如何?学者们的见解不尽一致。 比如对《尧典》的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认为:“‘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周作人则持相反的看法,认定“言志”与“载道”分属于“两种潮流”。对诗缘情的理解也一样对立:     

论《诗大序》"情志"说对千年词学的辐射

我国第一篇诗学专论《诗大序》,在总结先秦儒家诗学的基础上首创了“情志”说。这一理论光源在煌煌普照诗学领域的同时,对千年词学亦产生了强烈辐射,由此引发了长期纷争不息的“情志”冲突。历代词学家或主张“缘情”,或主张“言志”,或主张“情志”统一。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探索,终于调和了“情”与“志”这一对词学矛盾,最后为词体文学作出了恰当的定体定位,使词成为以“缘情”之体貌蕴含“言志”之内核的复合体,从而在文坛上与诗歌并驾齐驱,相映生辉。     

中国远古诗歌理论拟议(下) 约公元前2550年(尧舜时代)——前1066年(西周初)

“言志”“缘情”,既是指文艺作品的内容,又是指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既包含了创作实践,又概括了创作理论。远古歌谣的“言志”“缘情”,对日后诗歌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不过,历来常有人把“言志”“缘情”对立起来,或者只强调“德行”、“思想”、“言志”;或者只强调“内感”、“性灵”、“缘情”,把它们分裂开来,殊不知此二者在我国远古歌谣中,向来就是统一的。     

从风、雅、颂及其流变看诗乐关系的三个层面

中国古代的诗乐关系主要建立在三个层面上。国风及其流变属于第一个层面 ,其特征是 :以丰厚的民俗资源为依托 ,以乐府民歌、宋词、元曲、明清传奇等“可歌”之作为主要载体 ,内容偏于缘情 ;变雅及其流变属于第二个层面 ,其特征是 :以“贤人君子”的人文关怀为依托 ,以言志诗和旨在“达其情志”的古文为主体 ,不一定“可歌” ,但都注重“从声音证入” ;雅颂及其流变属于第三个层面 ,其特征是 :以国家的重大典礼为依托 ,以用于朝廷郊庙的乐章为主体 ,虽然“可歌” ,却旨在建立政教的威严 ,而与缘情无关。就狭义的中国古典诗而言 ,言志诗是正宗并且在数量上可能居于优势 ;就广义的中国古典诗而言 ,缘情诗是正宗并且在数量上明显居于优势。原因在于变雅和雅颂与政教对应 ,国风与民俗对应 ,而民俗总是比政教更具潜移默化的力量。     

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

“诗言志”是阅读理论的总结,核心为赋诗以言志,其“诗”指《诗经》;“诗缘情”是创作理论的总结,其“诗”指诗体之诗,“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诗”的内涵并不相同。诗歌的发展经历了《诗》———歌诗———诗三个阶段,“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和五言诗体写作兴盛同步,并且是针对五言诗的。五言诗发育不是传统的字句演进的过程,而是文人观念的自我突破。五言诗初始阶段作者疑伪或佚名,五言诗以杂诗为名,都是五言诗不入正体的表现。     

刘勰的审美情感论

刘勰的审美情感论张晶重情，是魏晋南北朝审美思潮中的一个主要趋向。相对于“诗言志”的命题而言，西晋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的命题，无疑是昭示着审美意识发展史上一个新的时代。诚然，汉魏以降，“情”与“志”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杂使用，“缘情”未必一...     

从文艺本质观看古典文艺美学人文精神的张扬

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有着自己的鲜明的民族特色 ,包蕴着浓厚的人文精神 ,这在其文艺本质特别是“言志说”和“缘情说”中有深刻的体现。在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中 ,“言志说”、“缘情说”是影响极为深远的两种文艺本质观。当然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其内涵可能会不完全一致 ,但此中内蕴着的宝贵的人文精神却是相对恒定的。     

情志表现和意象营构

中国古典诗学是以“情志”表现为核心的诗学。但艺术的表现要通过情景交融的审美意象来实现。因此在创作中,表现是指作家营构意象的心理能力和作用。本文拟探究作为表现论的中国古典诗学。一、从“言志”、“缘情”到“情志合一”在中国诗学理论发展史上,“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思潮,都源远流长,尽管这两大思潮在分流中时有相互冲撞,但终归汇合交融演变为“情志”表现说。     

唐诗与文化的积淀

诗,无论是“言志”、“缘情”还是“体物”,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用现代术语说,即要用诗的语言来表达心灵的感受。诗人不只生活在一定社会经济环境中,还生活在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中。这种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思想感情、审美理想的内容,也决定着这内容的表达方式。     

略论齐梁文学之风的形成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齐梁文学一直被作为堕落的文学让人们引以为诫的,它堕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这里试从历史积淀的角度,对其最内在的原因作以探讨。一、言志·情志.缘情·性灵朱自清先生说过,中国诗的开山纲领是“言志”。自《尚书·虞书·舜典》揭示了     

中国古代诗歌审美理论概说

本文从宏观角度，对中国古代诗歌不同流派的审美取向作了概括性的阐述。“言志”说，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诗歌理论、审美标准，居于中国诗歌理论首位；“缘情”说，是对东汉至魏晋的五言诗的一个高度概括，揭示了情感所具的美的品质，是对诗歌美的张扬；“形似”说，与“缘情”说是同时形成的美学理论，它表明诗人自觉地追求“感性显现”，自然地表现了一种绘画美；“格律”说，增强了诗歌的形式美、音乐美；“境界”说，表示中国诗歌理论、审美理论，正趋完善，并且自成体系，向高水平、高层次发展；“神似”说，使诗歌“臻至高境”，进入了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禅化说”“诗道说”是从“境界”说中抽取出来的，不是另起炉灶     

从“言志”到“缘情”——试论中国古典诗学“意”本体论的遮蔽与显明

在中国文论史上,"意"与"志"、"情"一样,是文学之为文学最基本的构成因子,但"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为两种最为基本的诗学本体论,遮蔽了与其所同出的"意"之存在,甚至剥夺了"意"在诗学本体论上的立足之地."以意为主",是宋代诗学对中国传统诗学本体论的贡献,是对"诗言志"、"诗缘情"所遮蔽的"写意"诗学本体论的显明,对于今天构建蕴含"言志"、"缘情"与"写意"在内的中国古典诗学本体论,具有不可忽略的理论价值.     

再论“诗缘情”说

拙文《论“诗缘情”说》(见《云南社会科学》85.5期)在谈到我国古代文论中“诗缘情”这一重要学说的形成过程时。曾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不自觉、半自觉和自觉的阶段,论述了前两个阶段中缘情说的酝酿情况。这篇小文讨论第三个阶段:魏晋时期,缘情达于自觉,即缘情说理论产生的阶段。 鲁迅先生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闻一多的"诗缘情"论

闻一多批判地继承了古代“诗缘情”理论,指出人类的一切情感都是诗歌表现的范围,认为“哀艳”是诗歌情感的基调。他对“情”进行层级分析,指出不包含理性判断的男女之情是诗歌中最高最真的情感。闻一多反对专凭灵感作诗,主张在创作中“节情”。把文学当成神圣的理想和事业用心经营是闻一多“诗缘情”理论的基础。闻一多的“诗缘情”为新诗向诗的回归指出了一条道路,是我国现代诗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文论向现代转化的一次成功实践。     

爱流涌动——以《再顾已倾城》为例兼论“诗缘情”

"诗缘情"是当代诗学界提倡的一种创作理念,也是诗歌创作发展的必然。该文着重谈了中国诗歌由"诗言志"到"诗缘情"发展演变过程;以《再顾已倾城》为例,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做到既言志又缘情的。     

“诗缘情而绮靡”的诗学本体论阐释及其诠释学意义

“诗缘情而绮靡”的完整表达体现了这个诗学命题的本体论性质,只有在诗歌创作和理解语境的转变中才能把握这个命题的历史出场的重要性,分析其与“诗言志”的根本差异,且只有从本体论上理解和阐释才能深入把握这个命题的丰富内涵和深刻意义。它从本体论上提出了“诗言说什么”“诗缘什么情”“诗怎样缘情”“诗如何绮靡”等问题,从而升华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理论意义的诗学命题。“诗缘情而绮靡”具有重要的诠释学意义,从本体论诠释学角度看,它体现了诗歌的自律性与表现性的统一、时间性与事件性的统一、情感性与语言性的统一。     

船山诗学形成的个人语境述论

王船山的诗学体系有一个逻辑起点,即“诗道性情”,这是船山对诗的基本看法。“诗道性情”虽不是船山的首创,但船山对这个命题给予了具有总结意义的阐释。船山重申“诗道性情”的诗学本体论,综合、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的“言志缘情”的优秀传统,并力图以对“情”的肯定来纠宋诗之偏颇,以对“情”的规范来正李贽、公安末流以及竟陵派的鄙陋,以对“情”的“自得”和“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强调来补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失误,以对“情”的本原（本真）和超越（升华）状态的追寻来实现“写通天尽人之怀”的艺术审美理想和人生人格…     

释“缘情绮靡”——兼论传统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标志

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后世反应不一。本文认为,“缘情”说本由“诗言志”的传统演化而来,但已从政教本位转向情感本位,从而引起两说之间的分流与撞击,共同组建成诗歌生命内核中的张力结构。“绮靡”本义亦只是表示文辞精美,归结到“缘情”上,意味着它已成为诗歌内在生命情趣赖以呈现的审美形态。“缘情绮靡”的诗学命题逐渐泛化为各类文章的普遍性规定,“情采”一语即其概括,而这一规定性又恰好构成古代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标志,可借以会通古今文学观念并开展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