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民间信仰是民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其中包含着健康的内容 ,也含有消极的因素。民间信仰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重要影响。健康的民间信仰保存了大量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 ,可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消极的民间信仰存有大量封建迷信的内容 ,严重制约着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只有加强对民间信仰的积极引导 ,做好保留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工作 ,才能使民间信仰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民间信仰、社会整合与地方秩序的生成——以关中风池村庙会为考察中心

关中地区以“庙”与“会”为物质载体的民间信仰具有浓厚的地域气息,其核心特质表现为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具有高度的互嵌性.通过对关中农村庙会的历史性考察和过程性分析发现,互嵌性的民间信仰在“建庙”“过会”的过程中,一方面在宗教层面展现人与神的互构,从而实现社区内的资源再整合和价值再生产;另一方面在世俗层面展开入与人的互动,从而实现村庄的社区精英内整合和社会关联正强化.以庙会为中心产生的“四位一体”的社会整合不断地生产着具有内生性和主体性的地方秩序,从而为地域社会的持续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宋代民间的佛教信仰活动

宋代为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 ,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天堂地狱等学说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恫吓和欺骗 ,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在统治者的倡导下 ,佛教在民间极为流行。本文对民间的佛教信仰活动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当代中国民间信仰对基督教的影响

民间信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恢复发展迅速的现象,表明了民间信仰在中国民众意识中根深蒂固,体现了民间信仰早已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织部分.作为文化,民间信仰必然具备文化的某些特性,例如渗透性与融合性.这种特性也必然反映在与作为外来文化的基督教发生的各种碰撞方面.本文正是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扎根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民间信仰的各种各样复杂影响的探索.     

论民间信仰文化生态系统的当代建构

由于“现代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冲击,唯物质主义文化价值取向的牵制,以及我国民间信仰活动管理政策、法规依据不足等,民间信仰长期处于“欠合法”状态,其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呈现弱化之势.在日益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应客观对待民间信仰的文化意义,并在对现代性问题给予恰当回应的过程中重构民间信仰文化生态系统,使之在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上实现应有价值.     

甘肃秦安蜡花舞的民间信仰文化属性

本文以秦安民间社火祭祀活动中的蜡花舞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该县郭嘉镇民间社火祭祀活动的田野调查,深入探究了秦安蜡花舞以民间信仰为内在核心的文化性质特征。将秦安蜡花舞置身于这种活态文化现象中研究,以期对散落在田间地头的秦安蜡花舞形成新的认知和理解,使其沉淀的原始文化遗存被今人广泛关注,并从中窥探到中国传统民间文化丰厚的人文气息与独特的精神气质。     

信仰及其秩序的构成——中国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和谐"现象及其概念理解,信仰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乃是其中的关键。中国信仰及其社会实践方式,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秩序的和谐建构紧密相关。实际上,"和谐"既可以指一种价值目标,也可以是一种社会现实,同时也是一种信仰方式;而基于某种信仰关系、道德秩序、政治秩序、权力秩序等层面的和谐建构,则是社会、文化和谐的基本要素。因此,从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文化和谐秩序中诸种信仰关系在和谐秩序构成中的具体地位及其作用,有利于把握中国社会与中国信仰双重变迁的某些规律。     

古代气象观测、民间信仰与文学创作的多学科视角——《西游记》中猪八戒水神形象的演变

先秦时期古人已经可以通过观察动物以及风云的异常,预测即将到来的降雨。"浴猪"与"黑猪过河"就是古人利用猪的习性与气象的变化预测降雨的方法。因此猪逐渐被神化为地上之河伯、水神,另外由于受到"天豕主沟渎"这一古代星占学说的影响,地上之河伯与天上星宿"天豕"皆为猪神形象的民间信仰在普通民众中广泛传播,《西游记》中天蓬元帅猪八戒的形象就是受此影响产生的。这一演变体现了古人从自然观察开始,到民间信仰的形成,再到影响文学创作的复杂过程,深刻诠释了文化形态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长期性、融合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而文化形态的这些特征也决定了猪八戒原型来源的多元性。     

传统庙会的当代意义:以浙江为例

本文通过浙江若干个传统庙会的田野调查,思考其在当代社会中的文化功能,主要从增强社区凝聚力和乡土意识,联络民众间的感情;教化民众,规范社会;娱乐身心,调节情绪,繁荣民族民间艺术;促进贸易,繁荣市场这样四个方面展开论述.认为尽管时代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传统庙会的上述文化功能依旧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当前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野下,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传统庙会?     

祭拜、认同与大、小传统互构——以关中Y村为例

向村民众的信仰与仪式,历来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核心话题。信仰与仪式作为社会事实,既有其功能意义,也有其象征结构。这种功能意义与象征结构在不同文明社会当中表现不同。文章以关中Y村祭拜为例说明中国这样一种复杂文明中,如何在几千年中保持文化一统局面:即上层大传统统合下层民众小传统,而小传统也以种种方式渗透大传统,从而维持自身存在的双向互构过程。经由这一双向互构,国家在文化层面取得民众认同,同时也维系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统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文化的路径研究——以潮汕文化为例

潮汕文化是粤东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凝结成的精神形态,积淀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潮汕文化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潮汕人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依据。大力寻求潮汕文化中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素,实现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潮汕文化的整合与统领。文章从潮汕文化的历史内涵及其当代定位、内在关联、制约因素、培育与践行路径等方面进行阐述。     

秦汉民间信仰文化功能的特征及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民间信仰具有多种文化认同功能与文化控制作用。秦汉民间信仰的多种文化认同或文化控制功能不仅具有共时性特征,而且具有历时性特征。由于民间信仰属于深层次的文化内容,故其具有相对独立性。在秦汉时期的某一时段,其独立性体现为,国家的最高神为太一,但各地信仰的主神又各具特色。这一方面表示民间信仰并不与国家祭祀同步叠合,另一方面又显示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小文化传统处在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既统一又对立的地位。具体来说,王朝早中期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相对和谐的一面;王朝晚期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则显现出对立的一面。秦汉民间信仰的文化功能对于当前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国人的信仰认同模式以儒教信仰为中心

英语中的“宗教”,就西方基督教而言,是一种制度宗教;汉语中的“宗教”,则不一定指称宗教制度。中国儒教当然不等同于西方语义中的制度宗教,但无疑是一种具有宗教特征的信仰结构。杨庆堃所谓“扩散宗教”的概念,与本文讨论的中国“信仰”,及其在权力秩序和制度宗教之外那种私人、扩散式的信仰认同模式非常相似。为此,本文把儒教的信仰认同模式作为个人信仰与他人信仰、儒教信徒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结果,并以信仰“认同”作为儒教的行动单位,同时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经由对儒教信仰认同规则的考察,讨论儒教信仰及其信仰群体的建构逻辑,进而分析儒教信仰经纬中中国社会的模式及其演变路径。     

传统民间文化与新农村建设：以华北梨区庙会为例

华北中部的梨区曾经“村各有庙,庙各有会”。从勾龙传说、娘娘救刘秀的传说和九龙口传说等不同庙会解释文本的演化可知,仪式实践仍遵循传统的梨区庙会是以官、民为主体的多个异质性群体“共谋”的结果。在发展经济的民俗旅游乌托邦幻象的引诱下,这些共有的表述使得庙博物馆在当地的修建成为可能,也成为目的各异的官民共同努力的方向。在倡导“新农村”建设的今天,从民众的生活逻辑出发来理解传统民间文化,并给予其适当的生存空间乃新农村建设有机的、重要的一部分,只有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的新农村才会有持久的活力。     

信仰消费与阶层分化研究——以"佛纸"为例

"世俗化"是现代社会的潮流,然而浙东农村地区的民间佛教却呈现表象繁荣之景象,以"佛纸"为代表的信仰消费兴盛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佛纸"是经过念佛这一赋灵过程的纸钱,是民间佛教的重要宗教产品.目前,"佛纸"呈现出多样化、 等级化、 货币化、 市场化的特征.随着经济阶层分化的出现,社会上层成为信仰消费的推动者和主力军,社会中层成为信仰消费的跟随者,社会下层则扮演着生产者角色,由此形成固定的需求方和供给方.在消费社会背景下,宗教信仰发生异化,赋灵过程可以通过金钱买卖.正是由于佛纸在阶层间流通和买卖,建构出一个表面繁荣的宗教市场,展示出宗教表象上的兴盛状态.     

水上社会的道德与秩序——太湖大船渔民民间宗教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江南地区的宗教复兴 (或创新) 和多样性的研究令人瞩目,而处于江南水上社会的渔民民间信仰同样值得关注.通过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和历史文献的梳理发现,传统时代里太湖渔民的民间宗教信仰集庙宇和神灵为中心的信仰空间、共同的祭祀、娱乐活动等于一体.这种传承不仅能够把人们凝聚在一起,造就强有力的社区凝聚力,使人们获得归宿感,而且还从道德和秩序的层面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人们从中又能够利用超自然的因素来解释和启迪自身.     

中国民间社团合法性获得的实证研究——以广州市C社团为例

通过对广州市残疾人社团——C社团的分析,可以看到,民间社团发展的最大困难不是资源(资金与人力)的缺乏,而是行政合法性的缺失进而导致难以获得法律合法性(在民政局登记注册,获得独立法人资格)。政府对行政资源的控制是影响民间社团在中国获得合法性的最大约束,同时,这种约束在1980年代末实现了制度化。     

当代中国法律信仰实践进路——从秦代法治的视角

信仰不仅具有神圣性更具有社会性.法律信仰在中国法治社会初创的历史背景下具有重要价值.构建法律信仰的关键在于权力阶层的自省与自控.秦帝国开历代法治之先河.秦以法治吏,以吏治推动法治,以强制力促进法律文化的塑造.重新审视分析秦法治与吏治建设的经验,对当代国家主导的法制建设与法律信仰建构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公民法律信仰缺失原因分析——以道路交通安全法为例

通过对近些年来出现的"醉驾入刑"、"礼让行人"、规制"中国式过马路"等热点问题的梳理,发现中国公民在法律信仰方面情况不容乐观。一些人由于处在自然境界、功利境界而没有进入道德境界,在守法方面仍停留在他律守法、非完全自律守法状态,只有少数人达到自由(完全自律)的守法状态。由于中国仍处在从"血缘宗法情感伦理型熟人社会"向公共理性的陌生人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社会中的公共理性缺失、规则意识缺乏、他向思维方式缺乏、大我思维方式缺陷这些弊端仍在影响着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基于此,本文提出法治宣传教育三个方面的重点内容以化解这些弊端对公民法律信仰形成的不利影响。     

爱——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永恒信仰——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为例

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永恒信念,陀斯妥耶夫斯基同意基督教教义,把爱视为道德规律的内容,并且呼唤人们要爱人类自身,爱上帝,全心全意地爱所有人。他坚信爱能拯救世界、爱能征服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说中人物的精神支柱就是道德化了的宗教,就是基于宗教之上的爱,他们的理想是人性复归后的黄金时代,是人人具有博爱情怀的时代。陀氏的拯救意识也就是在危难中寻求上帝、追求爱的信仰,来最终达到人类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