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诗歌翻译的中庸之道

杨宪益的诗歌翻译思虑严谨,注重语言的美感,具有自己的特色,“诗体译诗”还是“散体译诗”并不偏执于一端,而是一种彰显了中国传统中庸哲学的调适性选择。杨宪益的翻译实践对20世纪80年代成长的诗人在诗歌语言方面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杨宪益诗歌翻译思想的中庸之道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翻译理念追求真、美、善的统一;翻译原则遵循允中的信达观。     

汉彝诗歌翻译三要论——译吉狄马加诗歌的体会

文章以翻译吉狄马加诗歌的体会为据,提出汉彝诗歌翻译应做到的三个要素:一是产生共鸣,创译意境;二是重建符合原诗意境和译诗语音系统的韵律;三是根据原诗意境和译诗语音特点重建诗形。文章还讨论了这三个要素各自的特性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说明三者之间既有相互连惯,相互补充的关系,又有相互支配与受支配的关系;是缺一不可,起着整体效应的三要素。     

从文化视角解读诗歌翻译“种子移植”论

苏珊.巴斯奈特将诗歌翻译置于自己一贯坚持的文化翻译观视阈下,提出了诗歌翻译的"种子移植"理论。文章从文化视角出发,对巴斯奈特诗歌翻译"种子移植"论的产生背景、理论源头和理论内涵进行了全面剖析,阐述了她的"种子移植"论对全球文化背景下的诗歌翻译的启示意义,并揭示了其诗歌翻译观的局限性。     

论诗歌的“移植”翻译——以庞德诗歌译本的文化“迁移”为例

诗歌翻译历来是文学翻译中的难题。翻译的文化研究理论为诗歌翻译开辟了新视角,使诗歌在不可译争论的困境中展现了生机。诗歌"移植"研究认为,诗歌并非不可译,却需译者将诗歌从语言符号中解放出来,为诗歌的种子寻找适合的新土壤,使其自然成长、开花结果,进而成为目的语文学系统中的奇葩。本文通过研究庞德诗歌译本中的文化"迁移"现象,说明诗歌翻译的"移植"策略:在目的语中寻找空白,确定诗歌移植的适合土壤;解构诗歌组成要素,确定首要还原要素成为移植种子;深入体会原诗诗境,采用有机翻译过程,令译诗自然成形,成为形神兼备的有机整体。     

论诗歌翻译的详略度——以李白三首诗歌英译为例

文章以认知语言学有关详略度的研究为理论框架,通过分析对比李白诗歌《送友人》、《月下独酌》和《长干行》的不同英译文本,探讨了详略度对诗歌翻译的制约。研究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原诗详略度的制约,而且译者应尽量实现与原诗的"详略度"对等。     

“诗言志”与“诗缘情”论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但无论是言志说还是缘情说,都只是对诗歌的片面认识,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算是较为完整的诗论。但二者的关系却并非是平行的、对等的,即二者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诗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在纵深向上,在不同的层面上揭示了诗歌的产生及其本质。对于诗歌的产生而言,言志说揭示了其充分条件,缘情说则指出了其必要条件。而对于诗歌的本质而言,从言志说到缘情说,是人们对诗歌本质认识的一种深化。符合人们认识事物从流到源、由表及里的一般规律。     

论诗歌翻译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的翻译就是把原诗的形式与内涵用另一种语言忠实地再现出来 ,使目的语的异国读者能够从译品中尽可能获得与出发语读者相同或相似的共鸣和美的感受。诗歌的翻译在一定限度内是可能的 ,但是诗歌翻译中的不可译因素是客观存在的 :诗歌形式移植中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文学形象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语言修辞手段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节奏韵律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诗眼”的文学内蕴移植中的不可译因素。     

五四新诗革命背景中的外国诗歌翻译

五四新诗革命是如何受到外国诗歌翻译的影响?当时的翻译者主要选择了泰戈尔、歌德、惠特曼三位诗人进行翻译,目的就是为正在展开的新诗革命寻找理论资源和合法性。徐志摩的征求译诗事件,反映了对翻译实践探索的自觉,更说明了对新诗创作探索的成熟。从他们的翻译实践中,可以知道用中国传统的古体诗去翻译国外的自由体诗,只能是削足适履。这从另一个侧面为新诗革命的白话自由体方向提供了理论支持。     

移植诗种——论意象是诗歌翻译的灵魂

诗歌是否可以翻译,历来聚讼纷纭.实际上诗歌是可以翻译的.中外文学理论和翻译理论及实践都证明,意象处理是诗歌翻译的灵魂.因此,发现和移植诗种,即确定和翻译主要意象是诗歌翻译的关键,是保持原诗风格和艺术感染力的关键.     

诗歌翻译中译者风格的研究——以李白诗歌英译本为例

风格批评一直是翻译批评中的一个重点.通过自建语料库,从风格研究的三个层次,即语体、体裁和译者自身入手,对李白诗歌及其三个英译本的翻译进行剖析.将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对译者风格进行了探讨,认为同一作者的风格在不同译者笔下可以得到不同的体现,译者风格的发挥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论诗歌的模糊性及其翻译中的模糊处理

诗歌具有模糊性,其模糊语言创造模糊美。模糊美作为诗歌美的一部分在译作中应得到表现,译者的任务是在目的语中找到恰当的语言表达式,即能激发读者想象和联想的语言,再现原诗的模糊美。汉诗英译的模糊处理在翻译中有着特殊的功效。     

论《乐府指迷》的词学思想

《乐府指迷》从审美创造的艺术视界方面,为词的创作设定可供参照的价值标准和美学概念,并且从理论上相应规定了必须遵守的四个原则,它标志着南宋后期词话的较高水准,显示了词话这一批评样式的渐趋成熟.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歌谣的潜在资源与自然的诗——以刘半农的诗人心态与路向选择为例

以歌谣作为创作资源,曾在现代诗歌诞生期产生重要影响,并贯穿现代诗歌的历史。当然,对歌谣的倚重同样还与诗人的性格、偏好有关。这里,主要通过分析新诗诞生期重要诗人刘半农的诗人心态和创作路向进入这一命题。在涉及生平的基础、写实的追求、形式的实践和语言的权利共4方面内容之后,歌谣与新诗之间的种种关系、价值得失,正以纵向历史和横向个案的言说方式,得以丰富而具体的言说。     

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四种心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提高人的素质，首先就是要提高人的心理素质，使人具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心态：集体心态、理性心态、竞争心态和开放心态。形成和巩固这四种心态是会遇到不同的矛盾的，但是，只要党和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健全相应的法制，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且加强相应的教育，矛盾是会解决的。     

诗歌翻译中“音美”的再现

文章从声音方面来讨论诗歌翻译,着重从英语和汉语中的语音象征、韵式和韵法三个方面来探讨诗歌翻译中"音美"的再现。     

诗歌翻译原则和译文风格定向

诗歌翻译的原则对译文风格的定向和产生有着直接的关系和影响。在翻译实践中,有些译者有时没有或不考虑翻译的指导原则,结果造成了翻译的无目的性和译文风格的过于译者化。诗歌的翻译应坚持前瞻与后顾的原则,在一定的翻译目的的导引下,运用严式或宽式的翻译方法,并且根据翻译目的定位译文的风格。     

翁方纲《诗法论》解读

《诗法论》是翁方纲诗学专论中重要的一篇,代表着作者对诗法问题的总看法。本文联系作者其他言论,对文中诸多难点和矛盾之处加以阐述。翁方纲对诗法的总观点是有法而无定方,重复了诗法论的传统观点;他把诗法为“正本探原之法”和“穷形尽变之法”,而对其意义的阐述又有矛盾之处,本文认为这一矛盾正反映中国诗法论的固有特征。翁方纲《石洲诗话》历代诗歌的分析,正是以“穷形尽变”之法进行诗歌“肌理”批评的实践范例。     

从共性和个性看汉英诗歌的可译性及其障碍

诗歌的可译性历来颇具争论。这种争论实际上反映出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 ,人们对诗歌翻译的认识还欠深入 ;其二 ,诗歌翻译的实践还不尽人意。文章试图讨论汉英诗歌的一些共性和个性特征 ,并由此分析汉英诗歌翻译的可译性及其障碍     

论朱熹“回到三代”理论建立与“道心”、“人心”

"回到三代"是朱熹毕生努力的理想追求,他建构这一理论体系是在继承二程"道心"、"人心"二分的基础上把二者有机地贯通起来的,并对"道心"、"人心"提出完整的诠释,使"道心"、"人心"合而为一.朱熹"回到三代"的理论构想是在解决"道心"与"人心"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的,"道心"与"人心"是同一的,不是对立不可调和的,"回到三代"是符合"道心"的,但更需要人去实现它,需要"人心"的作用--发为情、发为人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