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的模式、突破点和速度的中外比较

转轨经济学是对经济转轨国家在转轨过程中出现和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从理论上给予总结、概括和说明。其中,转轨突破点和速度的选择是转轨国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它不仅受转轨方式（“激进式”或“渐进式”）的制约,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受转轨目标模式及转轨初期的国民经济状况的影响。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的转轨模式,是从体制外的增量部分调整入手,逐步深入到体制内,因此,在转轨突破点的选择上是从超越双轨制的冲突逐步逼近微观企业的产权改革,在速度的选择上也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而是以经济增长为指标来促进市场体系的建立。     

中亚政治转型与经济转轨非对称性发展探析

中亚五国政治转型与经济转轨已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历程。尽管在外力影响和内部努力下,采取了多种改革措施,但无论是民主化还是市场化依然未能实现;与同时被卷入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中东欧国家相比,出现了同途殊归的转型结果。究其原因,不仅是内外因素的制约作用和转型前提条件的缺失,更重要的是,中亚政治转型与经济转轨的非对称性发展态势左右了中亚的转型进程。权威与民主的双重作用使经济转轨面临两难窘境,而缺乏经济基础的民主化在其发展进程中的脆弱性凸显,并最终导致民主政权刚刚建立即向威权政体转变,加之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对民主化和市场化产生的影响,使得中亚的转型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不同所有制改革方式下的转轨成本与收益——基于中国改革实践和交易成本范式的研究

产权制度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一国经济的所有制状况和产权安排直接决定经济发展中的生产性激励。转轨的目的一是要实现经济运行方式由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完成制度转轨;二是要通过制度转轨消除旧体制下赶超战略所造成的不利于长期发展的经济因素,降低不合理的单位交易成本,增强对微观经济基础的生产性激励,实现发展模式转型。在转轨目的的实现过程中,产权的改革是基础,市场机制的建立是保障。转轨过程中节约成本和扩大收益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不同的所有制改革方式。     

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的成因分析及对策

分析了我国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及产生的根本原因 ,并从经济学理论上剖析了内部人控制问题的表象和实质 ;在论述内部人控制利弊的基础上 ,针对经济转轨时期的特点指出了实现控制内部人控制的方法     

德国东部经济转轨研究综述

近10年来,我国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关于德国东部经济转轨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1.特定历史背景下进行的经济转轨其方式具有独特性;2.如何看待经济转轨的成败;3.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及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借鉴启示作用;4.如何评价德国新政府实行的"新德国模式".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根源的探讨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计划经济“社会大工厂”的理论设想展开分析，尝试把当代西方巨型企业生产规模转型和管理模式转变的现象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相联系，分析其内在的某种相似性，阐述转轨问题的理论根源     

中国转轨经济中的市场与政府

目前，许多经济理论在分析市场与政府关系时总是泛泛地从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市场与政府的一般性结论出发，去论证中国转轨经济中的市场失败与政府弥补，把市场失败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原因。作者认为，这种状况仅适合分析发达国家的市场运行，但却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针对中国现阶段的市场状况，在中国转轨经济中，政府不是一般地去校正“市场失效”，而是谋求村建市场运行的规则，通过扩张和发育市场，实现在一定程度、一定阶段上政府对市场的部份替代。     

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讨论了有关养老保险体系转轨的几个基本的经济学问题。首先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以下两个问题 :为什么要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 ?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马上向基金制转轨是否是最优的选择 ?文章还阐释了基金制下的收益率的决定因素并对基金制与现收现付制的风险因素进行了比较 ,最后对养老保险体系的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     

从转轨到转型——现阶段改革的历史定位及其和谐取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我国的改革进程在实质上由以建立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总体目标的经济体制转轨和以构建全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现代社会制度为总体目标的社会制度转型两个发展阶段构成。目前,我国改革的发展已开始进入以社会转型为标志的一种较高级且较特殊的发展阶段。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历史进程,社会结构及其运行在一定程度上的失衡和经济—社会问题的大量存在是转型社会的常态,其发展也因此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与高风险性。在现有的制度—体制下,社会调整是缓解现存经济—社会问题及其矛盾,并将其控制和保持在最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发展所必需的范围内的基本途径;而建设和谐社会则是解决现存经济—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路。     

转轨时期中国经济法的任务

有学者认为 ,西方与中国经济法的任务正好相反 ,西方试图突破国家对市场不干预的传统 ,而中国则要解决国家干预过多的问题。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市场发育的“路径依赖”所决定的政府培育和完善市场的必然性 ,以及“政府失灵”与国家干预过多的区别。在转轨时期 ,市场不完善和中国政府的相应职能决定了中国经济法任务的五大基本内容。明确转轨时期中国经济法的任务对于目前的经济法理论研究和经济法实践均有重要意义。     

论企业制度变迁中职业经理阶层的形成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企业制度的不断变迁,培育职业经理阶层已提到了议事日程。职业经理阶层的形成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也是企业制度变迁中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在今后的世界经济中将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但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职业经理的成长过程中,有不少难点需要突破。     

论我国法律服务的社会化转型

我国法律服务的实践表明改革法律服务制度和机制势在必行.我国法律服务存在着法律服务行政化色彩浓、质量低等问题.走出这一困境的出路是实现法律服务的社会化,即:法律服务主体的中立化,法律服务形式的多样化,法律服务运作机制的综合化,法律服务价值目标的社群化,法律服务管理的行业化.我国法律服务社会化转型有以下五个向度:从私人行为到公共行为的转变,从临时行为到制度行为的转变,从施舍行为到权利保障行为的转变,从道德化行为到法律化行为的转变,从日常行为到专业行为的转变.     

影响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外部因素

影响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外部因素主要有 :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传统观念、人地关系、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小城镇发展水平、市场机制发育水平等。这些因素通过约束制度选择集合和影响交易费用对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产生影响。相关因素的总和构成了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外部环境。不同因素对制度变迁交易费用的影响方向可能一致、可能不一致 ,个别因素的影响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而外部环境的影响是所有这些影响相互加强或抵消的结果。     

海峡两岸农地制度改革比较与分析

人地比例高是我国台湾与大陆农业资源的共同特征。因此 ,制约人们对有限农地资源使用方式选择的农地制度安排 ,在影响两岸农地资源配置与农业发展中 ,始终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以 194 9年为起点 ,台湾与大陆由于经济制度不同 ,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农地制度改革途径 ,并且 ,各自的农地制度安排也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与客观经济规律运作中展示了利弊。对两岸历经 50年的农地制度改革绩效与弊端进行比较与分析 ,作为农地制度进一步改革与小农经济发展之借鉴 ,意义重大。     

中国“三农”问题：制度变迁与组织演替

制度是组织的＂内核＂,组织是制度的载体和行为角色,制度内核不同,其经济绩效不同;有效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和主体,而制度环境制约、影响组织的发育、成长和发展。基于上述制度与组织关系的视域构建一个＂三农＂问题分析框架,考察＂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组织演替的关系,发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挤压,涉农内生组织逐渐消亡、异化,外生组织入侵、占位,导致制度变迁主体缺失,组织演替丧失连续性和动力源泉;违反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导致涉农制度变迁滞后和非均衡;涉农制度变迁与组织演进在制度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中被＂锁定＂,失去良性循环和互动。结论指出：＂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制度变迁与组织演替的交互作用问题,其根源是制度变迁与组织演替关系异化,运行机制和内在动力遭到破坏,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组织创新的步伐。     

文化秩序建构的重心转移与有限激进改革——基于“三方博弈模型”的分析

文化秩序是文化现代化的核心维度,文化秩序的建构、解构及其再建构是体制改革内部规则的外在表征。从博弈论的角度建构＂三方博弈＂体制模型可以作为30年文化体制改革和当代文化秩序格局的一种分析范式,从博弈力量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体制运作机制呈现外在秩序相对均衡但内在秩序失衡的基本格局。因此文化博弈力量＂均衡化＂的秩序建构应该通过有限激进改革加速重心转移——从外在走向内在、由广度走向深度。这种秩序建构的重心转移有其内在合理性和可行性,有限激进改革有赖于挖掘重心转移的动力、转化变革阻力、寻找合理的突破口。当前秩序调整的重心转移和有限激进改革有利于启动文化体制建构的＂后阀值效应＂,克服文化冲突实现文化和谐。     

大兴安岭国有林区经济转型进程测度研究

在系统归纳大兴安岭国有林区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明确经济转型的概念,构建用于测度转型进程的指标体系,建立层次分析——距离函数模型。结合大兴安岭国有林区相关数据对转型进程进行测度,并合理分析了实证结果。     

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转型

红利变化背景下,向供给管理转型是以协调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长期战略目标为导向。通过改善产品、技术、要素和制度供给为主体的路径选择,供给管理能够合理安排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能,修正政府和企业的行为边界,并借助多元化政策工具创造新的红利空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渐进转型研究

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采用福利经济学的效用分析框架,运用模型分析方法,从长期制度变迁的角度重新审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问题,分析认为:在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存在天然联系;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单方面商业化转型具有不可行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企业之间也很难建立起真正债权、股权关系,只有渐进的转型才符合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