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线性叙事:电影叙事范式的异变与扩展

陌生化的叙事手法带来了良好的观众反馈效果,非线性叙事逐渐成为电影叙事的新宠。“非线性”特征主要通过复调、重复、回环、跳跃的叙事结构,多维度的叙事空间和交织的叙事视角来体现。它的出现不仅带来叙事模式上的深层变革,还对传统的审美规范产生了强烈冲击,对深入研究电影叙事艺术也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电影叙事模式的回环性发展研究

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电影的叙事模式经历了一个回环往复的发展过程,在叙事结构方面来说,打破传统线性叙事逻辑,对多种叙事框架的构成方式进行了大胆尝试;在叙事形态方面来说,对全新叙事形态进行开发与扩展之后,又呈现出回归传统叙事形态的倾向,两者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大陆电影叙事模式在回环往复中,不断提高发展的态势。     

诗化小说改编电影中的叙事策略研究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编和叙事理论在电影中的相互渗透,不为传统电影所接纳的诗化小说进入了改编视野,在非线性叙事、韵律化语言及抒情性主题方面,同脱离了戏剧拐杖、寻求自身语言发展的电影媒介产生了契合.诗化小说的电影改编考察此类(不以故事为中心的)文本向电影转化过程中的叙事策略,认为在故事内容方面,变情节结构为情感结构,由主观性鲜明的叙述者现身主导叙事的走向;在叙事话语方面,化现实空间为内心空间,以现代化的电影语言打造如诗般的影像意境.改编后的影片以其鲜明的叙事抒情化和影像写意化,树立了属于诗化电影的独特风格,为中国电影拓展了富有东方审美意趣的影像类型,为中国电影意境论的理论建设丰富了案例,也为当代融媒体背景下的中国电影创作提供了参照.     

我国古代婚恋剧的叙事母题

任何一个民族在叙事母题的选择上都有其固执的偏爱,这是由它的审美主体决定的.我国古代婚恋剧的母题有其独特的民族特色和审美偏爱,大致可以概括为"书生艳遇""留守怨妇""死而复生""政治困扰"等四类.这四种不同类型的叙事母题均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通过对这四类叙事母题的审视和阐述,可以探究其中所传载的民族情感模式和艺术审美内涵.     

中国电影叙事衰微的背后

从《英雄》到《无极》,张艺谋、陈凯歌相继推出的几部中国奇观电影,无一例外地在故事的情理逻辑上遭到了观众的普遍质疑。但这种现象决不仅仅是孤立的个案,叙事的欠缺作为中国电影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中国电影的接受效应。本文从艺术传统、创作心理和现实语境等多重视角,探讨了创作者的社会角色定位、时代症候以及中国传统“语言观”和艺术思维模式对当下中国电影叙事走向产生的或显或隐的影响,以期能够对中国电影创作有所启示。     

向传统回归的叙事--张扬电影论

张扬是"新生代"导演的代表者之一,其作品多为小制作,高票房回报,为国产电影的生存提供了一种商业选择,一种有希望的运作模式.本文从"叙事分析"入手,兼以电影文化学、市场学对文本的查验,分析张扬电影商业成功背后的叙事模式.至目前为止,张扬的电影可分为两期,初期作品采取"分段叙事",在对本土渊源及外来影响的借鉴中开辟薪的商业电影之路;发展期,他重寻在中国历史悠久的"家庭伦理片"传统,试图以传统来包容现代,虽有创新,但文本之中存在裂隙,反而暴露了一些不可调和的因素.     

视觉快感与当前中国电影中的视觉景观

在视觉文化转向①的背景下,当前中国电影呈现出由以叙事为中心向以视觉为中心倾斜的趋势,观影的视觉快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对于不同性别、种族、阶级、文化身份的观众来说,当前中国电影中的视觉景观引发了不同的观感,因此,观影的视觉快感具有多层次、多角度的不同模式,从而为人们提供了多重的解读空间.当前中国电影还未能创造出真正本土化、多元化的视觉景观和快感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影像与叙事、影像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仍是中国电影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矛盾.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的困境

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艺术电影是以"第五代"所摄制的一批在国际上屡获大奖的"新电影"为代表的,这批影片在叙事模式上打破了中国经典电影那种权威拯救的戏剧化体系,在影像模式上突破了那种缝合式的伦理化修辞风格,用一种非整合的开放叙事、陌生化的影像造型,表达某种对被历史文本所叙述的历史、权威、体系的怀疑和不信任,以及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某种批判性的反思和形而上的把握.     

电影海报的图像叙事及其美学意蕴

当今正处于读图时代,图像叙事成为叙事的主流之一.图像叙事给视觉元素赋予了叙事的意义和功能,由图像和叙事相结合共同构建语篇意义.电影海报是对电影情节和主题进行阐释的图像语篇.电影海报的图像叙事方式及其美学意蕴,可以从构图意义、隐喻、海报服饰、图像化文字等方面展开讨论.构图意义体现了电影的内涵和美学风格.隐喻的修辞手法能实现美与情感的传达.服饰能够体现电影的社会时代背景并带给观众审美感悟.文字图像化的电影片名能够叙述电影情节和展现文字的笔画美韵.     

3D电影的冷思考——基于叙事的视角

一部优秀的3D电影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3D电影在给观众带来视觉震撼的同时也对传统的电影美学带来了冲击。3D技术华丽的包装是否能掩盖电影原本老套的叙事结构和单一的故事情节?纵观电影史,技术上的重大突破都对作为艺术的电影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却不应忘记一部好的电影终究离不开好的叙事,3D电影也不例外。另外,由于受市场需求影响,目前3D电影的叙事模式多为好莱坞商业片惯用的叙事模式,电影叙事的作用有被弱化或被缩小的倾向,因此,需要对3D电影的叙事问题进行思考。     

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电影的本土化接受

鸳鸯蝴蝶派用小说化的艺术修辞手法书写电影人的寻常家事，通过制造心理共鸣和情感共振，为市民最终接受电影这一新的“媒介物种”铺平了道路。他们以电影人的悲欢离合为素材创作了不少小说，使公众熟悉了电影人物与各种电影空间，加深了观众和电影的情感联系。他们的电影评论从传统戏剧和文学艺术中吸取养分，是早期中国影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起到了启蒙教育观众的作用，也为中国电影本土化架构了理论基石。他们以报刊为载体，以评论、杂记为渠道，用合乎中国人审美心理的方式将电影引入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将电影这一冷冰冰的技术物件与公众可感知、可理解的身边事物、生活经历、社会交往融合起来，推动了早期中国电影的本土化。     

“动刀”:当代小说叙事的暴力美学

刀在传统社会中不过是一件农具或冷兵器,但在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中则起到中心化的结构作用.尤其是进入新世纪,随着底层叙事的兴盛,刀又经常充当重要的道具,在小说叙事的高潮中如期而至.中国当代作家只有用到刀的时候,他/她的叙事才得心应手,显示出力道和内在的激情.因此,这促使我们去审视中国现代以来暴力美学的传统.现代小说通过暴力展现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完成了它对民族国家建构的美学想象.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底层叙事,在重新寻求历史正义时,再度有祭刀仪式,刀再度成为叙事的重要道具.但"动刀"也难以完全承载小说的审美意蕴,作家开始寻求逃脱的方式,那就是以其突然变异的意外的方式,来使小说的叙事转折开放.     

娱乐性重构：消费社会与电影文化——从张艺谋《千里走单骑》说起

正当中国电影步入百年华诞之时,张艺谋《千里走单骑》的“营销文艺片”的矛盾修辞再度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电影艺术的生存之道的问题提了出来。我们应该超越过去“文艺片”与“商业片”的二元对立思维,从娱乐性重构的角度出发,实现从娱乐电影向电影娱乐的观念转变。而电影的娱乐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将电影视为娱乐性资源,在于对电影资源进行娱乐性开发。     

文化迁衍与当代电影“家国叙事”嬗变

"家国叙事"是中国电影的民族叙事传统,承袭中国文化中"家国一体化"的理念,在不同时代中呈现出迥异的风貌。中国电影诞生初期,形成民族寓言下的"家国同构"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家国叙事"发展为政治图景下"国显家隐"的范式。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浪潮中,家国题材电影形成历史反思与诗意的人性化"家显国隐"书写模式。在新世纪互联网语境以及资本市场的影响下,家国题材电影生发出新形式,并不断更新其美学风格与具象叙事手段,激发出当代电影新的活力。     

比较电影学视野下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传播——以中国与日本电影比较为例

中、日电影同处东方文化语境,有着相似的民族化立场,但起源与发展路径存在重要差异.中国电影发展的独特性在于"文人深度参与".鸳鸯蝴蝶派文人通过观影、评影、编剧等行为把文艺传统融入中国电影事业,既对中国早期电影叙事实行本土特色的现代改造,又对西方电影理论进入起到屏蔽作用,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影戏"理论.鸳鸯蝴蝶派文人还在中日电影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扩大了中国电影在亚洲电影圈的影响,也使得中国早期电影确立了珍贵的世界眼光.     

新世纪中国主流电影的叙事与国家形象建构

主流电影是国家历史与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主流电影的出现是主流文化发生转型的缩影,电影叙事中意识形态、艺术审美、文化市场之间的不断缝合,使新世纪以来的主流电影有了更为开阔的叙事空间。电影的商业诉求促使其更加注重叙事方法,以戏剧故事的外壳有效地传递主流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并最大限度地刺激与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兼顾文化资本的诉求与升值。电影的叙事话语文本为民族精神和文化观念的书写,提供了特殊的叙事视角与想象方式,并成为建构集体记忆与营造文化认同的语义环境,使其能够在世界多元文化融合中,更好地发挥影像话语的流动性、生成性与对话性。     

中国电影批评史上的张恨水

从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的角度出发审视中国电影批评,已经成为重写电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鸳鸯蝴蝶派”在电影批评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当前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上海的代表人物周瘦鹃等,而对于北京的代表人物张恨水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避免电影批评史狭隘地限定在“上海电影批评史”范畴内,有必要深入研究张恨水的电影批评。尽管张恨水是一位广为人知的通俗文学作家,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于电影叙事模式和剪辑手法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而较少涉及他的电影批评。通过对他的电影批评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张恨水并非电影的“门外汉”,而是在社会功能、艺术表现、技术制作和市场营销等方面拥有深刻的见解。张恨水的电影批评是“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思维、视角和意识等方面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正好突显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多元共生和丰富繁荣,表明中国电影并非单一受益于某一思想的影响;相反,它是在不同观点和审美标准相互平衡和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对张恨水的电影批评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打破以上海为中心的传统电影史书写框架,重新解读“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文化价值,为理解早期中国电影生态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提供新的视角。     

接受美学视角下的中国当代电影叙事新形态

德国康士坦茨学派提出的"接受美学"理论将读者在阅读中的接受效果作为文学创作的推动力,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体现在读者的接受意识。这对于一直以"作者为中心"的西方文艺理论来说是一个新起点,同时也为当代电影叙事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接受美学提出的期待视野、审美距离、召唤结构等核心理论对中国当代电影叙事策略影响深远,从中国新锐导演在近期电影作品中构建的"陌生化"叙事结构,可以看出接受美学对电影作品在叙事结构的构建、视角的多元化等方面的借鉴意义。     

体验与阐释——论近期中国电影的身体隐喻

身体隐喻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在近期中国电影制作中广为运用,使影片的叙事变得生动而复杂。主旋律影片通过身体的伤痛营造悲情来凝聚影片的情绪感召力,强化观众对其道德伦理言说的认同;商业片通过性与暴力的震惊式身体展示。迎合观众对’欲望影像的消费需求;文艺片则通过身体的异化来传达现代性时空压缩中的颓废体验。对身体隐喻的诠释成为解读影片的关键。     

观念的踪迹——20世纪80年代“电影性”问题的发生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影界关于“电影性”“戏剧性”“文学性”及电影“现代化”的论辩体现出追求新颖性的悖论。“电影性”或“电影化”的自觉是在1980年代初“新启蒙”的西方话语与国内“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合谋的语境中,重回电影本体论与审美论的必然归宿。主体论践行以人为目的和中心的思想启蒙,追随“思想/文化/精神”的宏大叙事,在思维模式上是“反映论”的一体两面。作为形式主体,“审美论”按照表象直接性的知觉方式来选择审美客体;作为合生主体,“反映论”按照因果效验方式来选择审美客体,二者各有其动力因与终极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