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社区人际传播中的心理效应解读

在城市社区中,人际传播和交往一般是以地缘、业缘、学缘、友缘等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杜区的和谐发展不仅意味着社区公共设施的健全和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包括共同的价值取向、较强的信任度以及富有人情味的人际关系的形成.其中,个体心理的形成墓础以及在人际传播中产生的不同个体和群体心理效应,是社区人际传播研究的焦点所在.由于地城、语言、角色定位、认知差距以及利益关系冲突、信念与价值观差异等,出于保护自我的动机,在社区人际传播中,人们往往会呈现出估算他人、表现自我等心理反应.     

沟通与和谐:人际良性互动的社会作用探析

本文以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矛盾与冲突现象为契入点,分析了人际良性互动在社会和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针对我国当代人际互动的特点,对于如何建构新型人际关系,促进人际良性互动的路径进行了探索与研究.     

论治理理论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境遇及其出路

在西方语境下发展起来的治理理论,不仅其理论本身具有缺陷,而且在实践中也不断遭受挑战.因而,当将这一理论移植到中国农村具体实践中时,就必须避开其在政治倾向与文化接受性等方面的理论陷阱,创造性地与我国的具体国情及新农村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国的乡村治理应着力破解"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格局的结构性矛盾所引起的体制性冲突及制度性制约,引导乡村社会走向自主治理、民主治理和合作治理的轨道;提高乡村干部在村民中的信任度及政治权威,克服村干部对基层政权的权威依赖和资源依赖,有效整合家族、企业组织以及各种农村社会中介组织的利益和矛盾冲突,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从阶级革命到制度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家建设与社会重构

本文运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范式,剖析了中国二十世纪国家建设和社会重构的过程,以及这其中政治权威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双向关系,在此基础上梳理出国家权威崩解、国家权威重建、国家消解社会以及社会重建的历史脉络.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二十世纪政治社会发展的运行理路和轨迹,也能廓清未来中国发展的取向.     

中国人“关系取向”的社会心理特征与心理咨询本土化之间的张力

中国人的＂关系取向＂与西方心理咨询理论所产生的＂个人取向＂之间存在着张力。从咨询的理念来看,＂个人取向＂下的西方心理咨询往往强调＂非指导式＂的咨询方式,而中国当事人更倾向于接受辅导者的权威指导。在＂个性化＂的自我结构之下,西方人能更直接、坦然地陈诉自己心理和情绪上的困扰,而＂关系取向＂下的中国人对心理困扰往往采取回避态度。此外,一些民俗的、本土的帮助有时比心理咨询更容易被人接受。因此,在应用西方心理咨询理论时,需要进行文化的适应性检验,对不符合中国人社会心理特征的地方做适当变动。     

青年人口的职业流动与社会动员

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急剧转型之中。与职业流动相结合的青年人口流动对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青年人口的流动有着较为明显的失衡特征。本文认为,社会动员作为一种组合协调机制,可以在个体理性和社会发展的矛盾中,在现有的社会结构框架内,为探求青年人口职业流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平衡点发挥积极作用。     

矛盾与变量:中产阶级与社会秩序析论

中产阶级是社会秩序"稳定器"的理论属于一种市场主义话语体系.从历史与现实考察,由于西方中产阶级处于矛盾地位,不仅致其群体性格和社会行为具有矛盾性、多面性和复杂性,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利益主体的多样化、价值取向多元化,对秩序与权威发生冲突与挑战,以致社会往往充满各种变数与风险.因此,文章认为西方中产阶级与社会秩序的关键特质是"矛盾与变量"关系.而社会秩序稳定的深刻内涵与重要原则应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中的制度均衡,执政党与政府所发挥的政治智慧与制度想象力,社会各群体在政治系统中的充分博弈与互利共赢.     

论农村留守妻子家庭中的互动仪式

本文以具有分离家庭特征的农村留守妻子家庭为分析对象,考察外出丈夫与留守妻子之间的微观互动实践.认为农村家庭内部的互动仪式因人口流动现象已经发生变迁;新的互动格局之于分离家庭的意义在于,家庭成员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互动情境中,面对具体在场可得性以维持和再生产家庭功能和家庭关系.     

农村社会流动的考察——教育的视角

中国农村原本是一个乡土社会,家族村落文化构成了它的文化基础,人情、面子是这个熟人社会的地方通货;生产力发展引发的大规模农村社会流动从多方位改变了这种关系,产生了多重作用,也使教育在农村社会流动中呈现出一些独特的动力特征.     

广东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及影响

广东人口性别比失衡严重,其产生的原因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传统、技术和管理、生理因素及人口迁移等多种原因。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它会造成婚姻挤压、加剧非法妇女贩卖、影响社会稳定和败坏社会风气并造成道德滑坡,还不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和我省人口结构的优化及人口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更会导致家庭关系的不和谐。而要治理我省的人口性别比失衡,则需要从转变生育观念、提高社会保障、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加强计划生育管理等多方面着手。     

人口流动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分化

大量的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未能实现流动人口的城市化,相反,却导致了以阶层分化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分化。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不能走西方式的城市化道路,在扫清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障碍的同时,可选择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即农村的城镇化与城市的城市化两条腿走的道路。人口流动是解读中国城市化与农村社会分化的对立统一关系的钥匙。     

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分析——基于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思考

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四大主要目标之一.我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分析研究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和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现状,可以发现:我国人口流动的实践与托达罗模型的背景极为相似,即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并涌入城市,与城市失业现象并存.因此,在现阶段,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就业的潜力,扩大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和农村内部就业,是解决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现实选择.     

论基层社会稳定机制的若干思考——对几起群体性事件的考察

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较大威胁,同时,这类事件频发也说明政府主导的维稳机制存在局限。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深层次因素是权力一元化的社会层级结构使利益关系失衡,加剧了社会矛盾,并造成基层民众利益表达不畅。基层社会稳定亟待发展新的制度基础,包括强大的公民组织和社会参与,扶持弱势群体社团,多元化的权力结构下政府与公民合作互动机制。     

社会变迁视域内的中国人口流动:60年回顾与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迁,我国的人口流动也发生了顺应时代要求的历史性嬗变,并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变迁的进程.反思60年来人口流动的嬗变历程,我们发现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的相关性是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同时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的良性互动是实现社会发展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对我国的人口流动制度和机制进行创新,使其能顺应时代要求,促进社会良性变迁、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以及加快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社会的人口流动（1949-1978）——基于国家和社会的视角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农村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自然灾害、四清、文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的变动,每一次重要政治变动都给农村社会带来了剧烈的影响,也由此波及到乡村社会的人口流动。纵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社会的人口流动,其表现形式在震动社会和静态社会中是不同的。应该说,这种表现形式与国家和社会的强弱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     

“目的序列中的货币”与现代社会人际互动的思考

现代化进程中,人际互动不同于过去,情感的因素不再占主导,现代人的理性思考和对物质的需求,使得人际互动的目的取向明显。早在一百多年前,西美尔的著作《货币哲学》当中就已经精准地描述了现代人的人际互动特征,并在＂目的序列中的货币＂这一章节中作了阐释。造成现代人在人际互动当中有理性但缺少人性、情感缺失以及目的化的成因值得我们去思考。     

金代文学家族的空间流动与文学交流

在女真政权封建化的进程中,影响金代政治、经济、文化走向的金代士族因为战争、移民、迁都,以及科举仕进、朝廷党争、士人贬官隐居等造成空间流动,形成了与金源文化向金代文化发展相伴随的社会文化现象。总体来说,家族流动一方面增强了家族文化的影响,带动了多元地域文化的互动交流,另一方面也从整体上提高了金代文化、文学的发展水平。     

试论"积德生子"人口观念的形成及影响

积德生子观源于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是古代社会以家族为本位的人口发展观.近现代以来,国家人口政策与传统的人口发展观产生了矛盾.正确处理国家和家庭在人口问题上的矛盾,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型的科学人口发展观,是今后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重要方向之一.     

离农：农村教育发展的趋势与问题——兼论“离农”和“为农”之争

“离农”和“为农”涉及农村教育发展的不同取向,在现有讨论中,它被建构成一种两难选择.本文试图通过历史考察,澄清当前讨论中的问题,并引入一种新的视角,即在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来考察农村教育问题,把理念之争转变为关于“农村教育改造”方案的讨论.在人口流动背景下,“离农”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趋势,农村教育的问题在于强化而非缓解既有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提出“再嵌入”的教育改造方案,强调重建学校和农村社会的关系,意义在于使农村儿童的生活回归乡土,从而使他们获得一种整合的教育经验.     

浅析家族组织在建国后四次社会变革中所受到的影响

家族组织是长久以来中国进行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理解中国农村社会必不可少的透视角.通过分析家族组织在建国后四次社会变革(土改、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改革)中所受到的冲击及其原因,揭示了家族组织的政治、经济等功能在这些变革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于家族权威消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应注意研究当今家族势力再次抬头的原因及其条件,并对抑制家族组织的不良作用采取正确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