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破坏应对危机的社会动员力、损害党和政府的政治公信力,给国家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分析疫情中谣言生成传播的动因,个体心理需求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对称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直接原因,现代媒介环境是疫情谣言传播的间接原因。针对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重大疫情防控舆论导向,提高社会应急动员能力、防范化解谣言引发社会风险,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媒介治理水平的治理思路。     

治理态理论视域下的风险社会治理#br# #br#

风险社会治理研究需要从基础理论上加以把握。可借鉴福柯治理态理论，分析基于现代性的风险社会特征，以新的角度对国家治理作宏观与动态理解，从而寻求达成风险社会治理的一般性理论。治理态理论主张现代国家治理是基于国家理性且根本目标在于规避不确定性的专业化管理领域，而作为“第二现代性”典型体现的风险社会的最根本特征是其系统性、不确定性以及实践与知识的专门化。因此，治理态理论为风险社会治理的一般理论提供了根本性概念架构。同时我们特别需要警惕，制度僵化和过度治理由于制度、文化及技术原因正成为当代社会治理的潜在陷阱。     

中国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实践与政策创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课题“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成果概述

人口的性别结构是影响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性别失衡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重大问题;基于重大攻关课题“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主要成果,以中国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实践与政策创新、人口性别结构研究为切入点,提出了研究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框架,系统分析了性别结构失衡产生的社会风险,研究了性别失衡对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等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影响,对性别失衡及其后果的综合治理进行深入系统的制度分析与战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前瞻性的政策建议,从而有效减缓和预防性别失衡及其一系列的社会人口后果,降低社会风险、有力促进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后果及治理策略探究

从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出发,运用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在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及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进行探究：主要有社会转型期矛盾与利益冲突及风险社会中社会心态不稳等因素;辩证地解析群体性事件造成的风险后果：既有社会失序与损伤、社会恐慌等消极的风险后果,也有缓解社会冲突、防止社会瓦解等积极的作用;提出个体、组织、国家与政府、媒体等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综合治理的治理策略.以期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规避与防治做出些许贡献.     

基层政府的风险治理：问题与出路

与常态化的治理模式不同,基层政府的风险治理行动具有紧迫性、公共性和政治性的特点。在这种治理行动中,基层政府既要化解风险本身,也要应对来自上级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一旦丧失了风险治理的主体性,基层政府的风险治理行为不仅可能影响日常治理的进行,还往往会出现形式化治理、粗放治理等问题。从后果上看,即使风险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应对,却是以基层治理资源和社会成本的大量投入乃至社会体系的无法正常运转为代价。为此,面对现代社会中各种风险不断出现的形势,我国基层风险治理体系的改革必须同步推进,一个科学、有效并具有主体性的基层治理体系才是应对风险并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保障。     

新时代社会治理体制的法治构建研究∗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何谓社会治理问题? 学界虽多有研究但分歧 较大。 离开具体的历史场域,抽象地谈社会治理没有意义。 社会治理的界定必须置于特定的理论范式与 历史场景中,在不同的理论范式下,在不同的历史场景中,社会治理的结构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谓社会治理是指通过改革开放调整国家(执政党、政府)、社会、市场关系以形成 具有相对自治的社会公共场域,通过对话与合作共建共治共享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过程。 当下国 家主导的社会治理体制存在治理权力合法性不充分、治理结构欠均衡、公众参与平台不足、通道不畅导致 的治理有效性不足等问题。 从远景看,必须对社会治理结构进行再造,以适应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而 这最终要依赖法治社会的构建。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资金监管机制内涵及演化动因

以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资金监管机制的生成过程及经济后果为研究对象,运用资金监管理论、归纳法及演绎法探究了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资金监管机制的内涵及其演化动因。阐述了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资金监管机制的涵义;分析了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资金监管机制的演化动因;构建了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资金监管机制演化动因的结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资金监管机制是确保资金运行的合法性、有序性和效率性的一套适时性、系统性的资金监控规制和经济监控操作规程;其演化动因遵循"监督论——效率论——治理论——均衡论"的逻辑路线图而循序渐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普遍认为，伴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时代。风险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类无时无刻不处于因风险而引发的生存困境与危机之中。风险社会具有世界风险的特点，对人类生存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作为一种中国思维、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其内在的逻辑。世界风险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其生成的内在实践逻辑；人类对自身风险生存的自觉与反思是其生成的理论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是一种理论创新。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因而是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企业社会责任与融资约束——基于“规避—风险”效应的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企业的融资约束越少。基于风险规避效应,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显著抑制了企业违约风险、增强了信息透明度,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有效的内部控制、治理结构以及媒体监督会强化社会责任履行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融资的经验为转型经济国家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提供了补充,对于纾缓融资难题大有助益。     

网络突发事件的生成与治理： 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分析

从风险的角度看,网络突发事件就是一个以网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也是一个在网络与社会现实不断互动中放大社会风险的系统.本文以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为分析工具,对网络突发事件的酝酿与生成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以风险治理为切入点对网络突发事件进行治理,从风险控制转向风险沟通,重构风险传播中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关系等若干政策性建议.     

风险社会视阈下的唯物史观新探

在人类历史进入风险社会以后,人们对它的研究和反思日益热烈,有关风险社会的理论也迅速从西方传入中国,并且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但现有关于风险与风险社会的理论却不能直接拿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中的风险及相关问题。为此,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视角对风险与风险社会理论进行重新认知和阐释,并对二者重新做出阐释和分类,这将为发展唯物史观和重新认识风险与风险社会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并为我国社会发展中进行风险治理提供一定的启示。     

地方治理研究:西方经验与本土路径

：当代地方治理思想和实践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英国,并逐渐成为发达国家政治与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地方治理是当今整个治理思想和多层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多中心”治理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社群主义思想理论及“第三条”道路理论是西方地方治理的主要理论基础。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地方治理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以府际治理为核心,以乡村治理、社区治理、NGO治理为具体叙述对象。我们认为,理论积累与地方治理研究的规范化、问题意识与地方治理研究的中国化、深度调查与地方治理研究的实证化是中国地方治理研究走向繁荣的必然趋势。     

地方治理研究：西方经验与本土路径

：当代地方治理思想和实践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英国,并逐渐成为发达国家政治与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地方治理是当今整个治理思想和多层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多中心”治理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社群主义思想理论及“第三条”道路理论是西方地方治理的主要理论基础。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地方治理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以府际治理为核心,以乡村治理、社区治理、NGO治理为具体叙述对象。我们认为,理论积累与地方治理研究的规范化、问题意识与地方治理研究的中国化、深度调查与地方治理研究的实证化是中国地方治理研究走向繁荣的必然趋势。     

浅议马克思国家观的理论源起、内涵及当代启示

“国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贯穿人类发展始终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以黑格尔关于市民与国家的结构关系为基础起点,理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突破黑格尔法哲学的框架,深化市民社会的反伦理性质,定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建构性关系。追溯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观并探析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逻辑”,通过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研究,在理论辨析中挖掘关于国家治理和建设的核心方法论,一方面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要遵循的方向道路提供重要线索,另一方面有助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社会风险的整合治理机制与模型建构

在社会风险理论的知识谱系中,主要形成了"现实主义—社会风险"、"制度主义—风险社会"、"建构主义—风险文化"的理论演进"连续统"。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这三大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风险治理的三种模式:基于现实主义的以专家为中心的"工程—技术"模式,基于制度主义的以政治为中心的"组织—制度"模式,基于建构主义的以社会为中心的"社团—运动"模式。论文在梳理这一知识谱系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和厘定了社会风险治理的流程框架,并结合风险流程三个阶段的治理重点与三种风险治理模式的不同特点,建构了一个系统的、复合的、循环的社会风险整合治理机制模型,以期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现代性风险的挑战。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三重逻辑：思想、理论、现实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具有思想、理论和现实三重逻辑。在思想逻辑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核，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源。在理论逻辑上，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重要前提，实现不断创新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重要表征，共建共治共享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重要精髓。在现实逻辑上，顺应时代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基本要求，完善理论体系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基本特质，助力国家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基本精神。新时代党和国家对社会治理理论的不断深入发展与完善，将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生成逻辑

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既有个体风险，也有社会风险。基于农民工返乡创业失败典型案例，利用风险感知、风险传递和风险的社会放大等理论，聚焦风险酝酿期、风险发展期与风险爆发期，深入剖析不同类型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相异阶段生成逻辑脉络。其中，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生成大致遵循“个体层面因素驱动-风险感知直接偏差-风险传递扩散-个体发展损害”脉络；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风险生成大致遵循“社会层面因素推动-风险感知间接偏差-风险的社会放大-社会发展损害”脉络。因而，针对不同类型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治理，需强化精准思维和整体性治理导向，应以风险治理共同体为“翘板”,助推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治理协作。     

风险社会中的专家体制:困境与出路

风险社会的来临,要求我们反思基于专家体制的决策风险及其发生机制。专家体制困境的重要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分配的结构失衡,因此,从结构层面上来说,专家体制的出路是走出“政治技术化”路径下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危机,纠正政治权力对决策过程的过多干预,通过建构国家治理机制、市场治理机制与公民社会治理机制之间的均衡治理网络,实现专家体制合理有效的权力分配。随着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与科技、商业、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都在重新界定与建构的过程中,专家体制也在不断改变其决策行动框架,降低决策风险。     

中国风险社会的治理研究： 回顾与展望

国内学界在前期引介和运用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开始了本土化转向,由此中国风险社会的治理研究成为学者们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概括起来,主要包括风险社会的中国判断、中国图景、中国境遇、中国治理等几个方面。在总体回顾中国风险社会治理研究的基础上,对学界的研究局限性展开深入反思,一是区分性研究的理论自觉明显不够,二是实证性研究的现实分析严重欠缺,三是系统性研究的总体把握相对不足。     

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中国社会风险治理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的凸显及所引发的严重后果,预示我国已步入了风险社会。面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风险,需要选择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使其更适用于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社会质量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不仅诠释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福祉,而且与社会风险理论的有着内在联系和价值的耦合。社会质量框架将社会风险的各种碎片化概念整合在一个框架内,从宏观到微观,从制度到文化,从组织到个体呈现了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四类社会风险,挖掘了风险社会的深层秩序空间,使社会质量视角中风险治理就有了独特的内容。它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保障,而且凸显构成要素间的互动及关系的调整,从而构建了广泛意义上的风险治理,也正是社会质量的理论诉求--谋求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