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对碳排放量的时空影响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在推动节能减排方面具有强大的动力，是引领清洁低碳发展的新路径。基于此，利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水平、碳排放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度及化石能源消费量等数据，通过STIRPAT模型，综合考虑横向空间维度及纵向时间维度，就中国省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的碳排放量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高—高”型集聚和“低—低”型集聚的正相关的特点。（2）总体而言，中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对碳排放量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分区域而言，西部地区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在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中占主导作用。（3）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碳排放量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以及化石能源消费则显著增加碳排放量。提出促进区域化利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弃风弃电问题以及寻求供求平衡等政策建议。     

中国储能产业中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商业价值

动力电池作为储能最佳的载体之一，是否具备商业价值成为影响储能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对国内外储能产业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应用系统动力学理论从发电侧、电网侧和用户侧以及辅助服务等方面对影响商业价值的成本和收益要素进行深入分析。进一步引入碳排放政策下的环境收入等指标，系统梳理各成本/收入指标间的相互关系，构建梯次利用动力电池储能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利用VENSIM软件对中国首个"金太阳项目"——"张北风光储输示范项目"的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储能的商业价值模型进行仿真模拟。研究表明:梯次利用动力电池储能具有一定的经济性，其商业价值的提高可以从电池成本、政府补贴以及峰谷价差等多角度来思考。未来随着电池成本下降、额定容量增加、峰谷电价差、国家补贴等因素的变化，中国储能产业中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商业价值将会更加显著。     

考虑光伏出力不确定性的电动汽车充放电策略

通过调度电动汽车充电负荷和可再生能源出力,更利于智能电网的运行及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提出一种考虑可再生能源出力的随机性,由充电桩自行控制的电动汽车有序充放电策略。以负荷率、总负荷方差、用户充电成本为目标函数,建立日前优化运行模型。采用天牛须搜索和粒子群结合的智能算法(简称BSO)求解得到次日各个时段的最优充电负荷,将其量化为概率表后下发至充电桩,实现由充电桩对电动汽车充放电的自行控制。最后以含光伏和储能的小区微网为例进行仿真,验证了所提策略能达到电动汽车与可再生能源的和谐并网的效果。     

中美居民消费直接碳排放核算及比较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居民消费碳排放已经成为碳排放的主要增长点之一,因此从居民角度研究碳排放对节能减排有重要的意义。居民生活引致的碳排放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居民消费直接消耗能源导致的碳排放;另一部分是“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费导致的间接碳排放。基于碳排放系数方法,对中美两国居民2002年、2005年、2007年、2010年居民生活消费中的直接碳排放进行了定量的核算,在测算的基础上比较分析其异同。结果表明:(1)中国居民居住碳排放主要集中在煤炭和电力两大方面,美国居民居住碳排主要集中在电力和天然气两个方面;(2)天然气和电力成为中国居民居住碳排放量的两个增长点;(3)两国居民交通碳排放量占比均较大,但是中国居民交通碳排放仅为美国居民碳排放量的八分之一;(4)现阶段中国居民消费直接碳排放量均逐年上涨,美国居民近些年则呈现略微下降趋势;美国居民直接碳排放量是中国居民直接碳排放总量的约3倍左右。     

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及实证研究

研究低碳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中国1978年至2011年统计数据,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对中国低碳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的贡献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中国碳排放总量有显著正向影响的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能源强度与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交互作用、能源消费结构和国际贸易分工,而产业结构对其影响并不显著。对中国人均碳排放量有显著正向影响的有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与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交互作用、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国际贸易分工,其中经济持续增长是碳排放量增加的最大正向影响因素,且其贡献率也最大;能源强度和单位能耗碳排放量交互作用对碳排放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基于LMDI模型的宁波市碳排放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宁波市2002-2013年数据为基础,根据IPCC碳排放计算方法测算了历年宁波市各类能源的碳排放量。运用LMDI模型,分析了经济发展、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等因素对宁波市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十余年来宁波市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碳排放总量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经济发展、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等因素对宁波市人均碳排放的影响显著。据此,提出了宁波市应调整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完善政策环境等降低碳减排压力的对策建议。     

中国碳排放、贸易、能源与 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基于VAR模型,通过变量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广义脉冲响应和预测方差分解的方法,对我国1981~2009年碳排放、对外贸易、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及其动态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对外贸易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能源消费和对外贸易正向影响碳排放,而经济增长对碳排放起初的影响为正,后期影响为负,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能源消费、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对碳排放的预测方差起着重要作用,能源消费对碳排放的预测方差的贡献度最小。关键词：对外贸易;VAR模型;碳排放;脉冲响应     

中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动态分析

保持经济平稳增长、节约能源和降低碳排放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利用中国1960—2012年GDP、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的数据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进行长期协整分析和Toda-Yamamoto(TY)检验,并对2013—2020年进行预测。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按照目前发展路径,与未来规划目标尚有一定差距,因此中国应制定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相协调的发展对策。     

当前能耗双控政策演变路径研究

当前能耗双控政策主要以调节能耗总量为主，对能耗双控重点考核的能源强度极少涉及。影响能耗总量的相关指标约束性较弱，影响能耗强度的相关指标涉及控碳行业较少。将能耗双控指标直接转为碳双控，国内外均存在碳排放计算不够成熟的问题，而其成熟仍需时日。指标需要对非化石能源部分进行调整。若能耗双控仅考核化石能源，更有利于完善当前能耗双控考核政策，也更接近控碳目标，是碳排放计算方法成熟前较为合理的过渡方案，与之相关的用能权、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绿证、CCER等指标也将产生变化。     

基于电网最低运行成本的储能装置最佳接入位置研究

以最低运行成本为目标,对电网运行方案和储能装置最佳接入位置进行了研究。首先,在考虑电网每小时运行成本变化的情况下,构建了计及储能装置的电网运行成本函数和约束条件;然后,选择粒子群优化算法计算电网每小时内的运行成本,得到在不含储能装置时,系统最低成本状态下各发电厂每小时的运行方案,在此基础上,考虑储能装置的充放电状态及成本,通过对比有无储能装置时,储能系统不同接入位置情况下系统的运行成本,得到储能装置的最佳接入位置;最后,通过仿真计算得到IEEE-30节点系统中各个发电机组的运行方案,当储能装置接入BUS6总线时系统运行的成本最低。     

钢铁行业节能减排政策情景研究——基于LEAP模型

面对中国钢铁行业耗能高、CO2排放量巨大、严重供过于求导致钢铁企业大面积亏损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推行了淘汰落后产能、推广节能减排技术以及建立全国性碳交易市场等政策。借助长期能源规划平台LEAP（Long-range Energy Alternatives Planning System）,建立了LEAP-Policy模型,通过构建1个基准情景和3个政策情景来模拟分析中国钢铁产业政策的效果,并探索2015-2040年中国钢铁行业的节能减排潜力。研究发现:中国钢铁行业存在巨大的节能减排潜力,4个情景的节能减排效果排序为:碳交易市场情景（ET）> 缩减产能情景（CEC）> 技术推广情景（TI）> 基准情景（BAU）。碳交易市场情景（ET）2040年的能源需求总量为49亿吉焦,CO2排放总量为3.61亿吨,分别比基准情景（BAU）降低了60.5%和68.4%,节能减排效果最为显著。如果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得到有效实施,中国钢铁行业未来的能源消耗和CO2排放量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长江经济带物流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基于包含碳排放的SBM与GML指数模型

基于SBM与GML指数模型,克服方向距离函数未考虑松弛效应及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参考技术非同期性的不足,考察长江经济带物流业2004-2013年全局环境效率、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分解因素。结果表明:除江苏省外,全局环境无效率普遍存在;未考虑碳排放的Malmquist指数平均值为1.005 0,分别比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GML指数高出0.010 0、0.009 8,表明碳排放约束将导致全要素能源效率下降;GML指数下长江经济带物流业平均全要素能源效率为0.953 6,上、中、下游依次为:中游 > 上游 > 下游,区域与省际层面的空间差异呈下降趋势;技术退步是物流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未来长江经济带物流业发展中,应关注环境效益,通过提升物流技术水平实现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     

碳中和目标实现下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会促进中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研究梳理了碳达峰国家达峰时的能源结构、经济特征和重点领域碳中和政策，从而识别出需重点关注的减排措施和低碳政策。基于此，利用中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综合模拟了四种类型减排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能源和排放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排放路径、行业减排规划、能源深度脱碳进程等多个层面的转型发展方案。研究表明，1 295个组合政策情景中仅有48个政策组合可实现碳中和目标，减排任务艰巨；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能源排放需在2029年前达峰，峰值不超过104.2亿吨，204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量需控制在77亿吨和45亿吨以下；化石能源、电力、重工业和轻工业是重点减排部门，不同时期需重点聚焦的部门需要动态调整；加快能源结构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强化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主体地位，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1%，终端电气化率需提高至74%；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整体经济代价可控，2020—2060年GDP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3.46%左右。     

“十三五”北京市新能源汽车节能减排潜力

采用车用燃料生命周期分析法,对北京市推广的电动出租车、公交车、环卫车和租赁电动车的节能效应和减排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结合北京市电动车的运行情况对新能源电动车的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十三五"期间北京市新能源汽车节能减排效果预测,并据此提出一定发展路径的政策建议。研究认为:北京市现行推广的电动出租车、公交车、环卫车和租赁电动车具有较好的节能减排效果;发电结构、车用燃料类型等影响因素对电动车的减排效果影响较大;预计到2020年,推广的新能源电动车将节能154769万千瓦时、减排CO2 39.4万吨。     

基于演化博弈分析的水泥企业碳减排决策选择研究

面对日益严格的碳排放管制,企业应该加大减排投资还是直接到碳交易市场购买配额,以实现碳成本最低,碳减排收益最大化？这是每一个高能耗高排放企业都必须面对的决策问题。文章拟建立AB两家水泥企业的碳减排策略的博弈模型,通过对此模型进行演化博弈分析,以发现影响企业低碳减排决策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水泥企业是否选择在生产过程中加大减排投入取决于其单位碳减排成本与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偏好程度和碳价之和的大小比较。因此,要实现低成本减排的目标,水泥企业应积极开展低碳生产技术和减排技术的研发,追踪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碳元素流,针对碳排放量较高的重点生产工艺进行碳减排改造。政府则需要加快推进碳交易市场建设,为企业参与碳交易提供稳定的市场环境。同时加大对低碳产品的宣传,强化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和水泥企业碳减排行动的认可。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碳排放路径研究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全球性挑战。中国是第一大碳排放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起着关键作用。继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之后,中国在2020年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和气候雄心峰会等重要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争取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2030年碳强度下降65%、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25%等中长期战略目标。这一系列里程碑意义的新目标,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也是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支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实施,围绕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利用自主研发的国家能源技术经济模型（C3IAM/NET）,从自下而上的行业视角,研究了中国中长期CO₂排放的总体目标和实现路径;分析了不同经济增速和减排力度情景下,能源系统、碳捕集与封存技术以及碳汇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全国CO₂排放量有望于2025年实现达峰,峰值约108亿吨,最晚于2030年达峰。通过能源系统实施不同减排努力,并结合碳捕集与封存技术部署,到2060年,与能源相关的CO₂排放量仍将存在3亿~31亿吨,主要来自电力、钢铁、化工、交通等行业,需要森林、海洋碳汇来吸收。并针对电力、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和行业提出了建议。     

中国区域碳排放驱动因素、减排贡献及潜力探究

运用拓展的STIRPAT模型对1995-2016年中国四大地区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实证探究,同时基于脱钩分析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以揭示各地区历史碳减排贡献、潜力及其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等对全国及各地区碳排放而言均为稳定且重要的影响力量,且对不同碳排放水平地区这些作用力表现差异明显;（2）外贸仅为驱动东北与东部地区碳排放增长的显著力量;（3）表征技术效应的能源消费结构,仅对东部地区发挥了符合理论预期的抑制力作用,而碳强度则没有发挥出理想的技术溢出效应;（4）样本期间,各地区平均碳减排贡献及平均碳减排潜力大小均依次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     

基准线法下企业最优碳减排和产品定价决策

基准线法是碳限额与交易制度中免费碳配额分配的常用方法之一,其实施关键是确定碳排放基准值,即企业所处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量的平均值。假定有政府和企业两个决策体,政府作为领导者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生产企业作为跟随者以利润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企业碳减排水平和产品定价。通过构建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斯坦伯格博弈模型,探讨基准线法下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设定、企业最优碳减排决策和产品定价策略。研究表明: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的设定与政府碳减排目标、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碳排放量和环境影响正相关,与消费者低碳意识负相关。企业的最优碳减排水平决策和最优定价决策,主要受政府碳排放基准值、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环境影响成本和消费者低碳意识等因素影响。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中国能源“新常态”:“十三五”及2030年能源经济展望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的发展阶段,在未来能源消费、能源强度和碳排放等方面将表现出区别过去30多年的新特征,在此将这些能源方面的新特征称为"能源‘新常态’"。在能源"新常态"的背景下,展望了"十三五"及2030年能源经济发展情况,从节能减排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的角度,利用情景分析法预测2030年前中国能源消费、能源消耗强度和碳排放量。结果显示:在基准情景和节能减排政策措施严于预期的低碳发展情景下,碳排放峰值都有望在2030年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