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担保解除财产保全的内涵、性质及路径

反担保解除财产保全是指为了确保因错误解除财产保全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失能够及时得到赔偿，被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供担保，法院裁定解除财产保全的诉讼行为。反担保是具有公法与私法双重属性的法律行为，若满足“不少于保全额有效担保”的条件或申请人同意时，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但财产保全的对象是争议标的财产的，必须经申请人同意。解除保全应遵循保全措施对当事人影响较小为原则，“等值担保财产且有利于执行”是变更保全财产的条件，不应当作为解除保全程序上的障碍。厘清法条适用情形，方可统一裁判尺度，限缩司法自由裁量空间，从而真正做到类案同判，切实维护法制统一、维护司法权威，实现司法的公平正义。     

清政府为阻止租界的开辟及拓展所作的斗争述评

租界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形成 ,清政府固然不得辞其咎 ,但在其产生及拓展的过程中 ,清政府也进行了有效的斗争 :不准外人“自行择地” ,限制外人在中国建立租界的特权 ;限制外人居留区域的范围 ;抵制外人增辟租界。清政府的这些斗争 ,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维护了人民利益 ;避免了将重要的战略要地割给外人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租界的扩张 ,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 ;同时 ,也维护了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等主权。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财产边界

在伦理本位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 ,由于家为伦理关系发生的基本空间单位 ,故基于“家”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成为村落文化的主体内容。在“差序格局”的道德相对主义规范中 ,不存在个人的独立道德人格和权利意识 ,个人作为家 (家户或家族 )的成员 ,首要的是对家的义务。义务本位的规范体系当然并不排除乡民们对实际利益 (主要是以田房为主体的财产 )的追求。这种利益追求不是个人本位的权利主张 ,而是家族伦理本位观念的现实体现 ,因为家族共财理念是“差序格局”的家族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差序格局”的伦理关系中 ,义务本位的规范又通过乡民们的个体生活实践化作稳定化的行为方式和共同准则 ,此为乡土社会中社会调控的主要手段——习俗。对于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来说 ,他们所认同的却是长期稳定、有效的民间习俗。民众的生活空间仅仅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地域范围内。乡村调解和交易中的习俗都在“差序格局”的特殊主义逻辑内展开 ,超出这一限度 ,习俗的约束力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 ,又是一个由习俗调控的社会 ,姑称之为习俗性社会。过去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称作礼俗社会 ,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习俗更多地是乡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基础上所进行的制度创设 ,而不是国家权力进行伦理教化     

论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秩序的破坏

中国古代的礼俗社会是一个自恰自足的和谐系统。近代以来这一格局日甚一日地受到破坏。中国社会固有秩序格局被破坏后其运转面临着极大困难。梁漱溟先生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分析是精辟而深刻的,其思想于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试析李鸿章“和戎、自强”的外交思想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入侵使软弱的清政府无力反抗,只能顺从。李鸿章作为晚睛的重臣从1863年开始他的外交生涯,他的一套独有的外交思想,虽然不能挽救近代中国于水火,却使近代中国将损失降到了最低。清政府为维护自己的腐朽统治,他们会牺牲一些利益这是必然的,李鸿章能在维护清政府利益的情况下,在和外国代表谈判时,最少地减轻近代中国的利益损害,他可谓是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产生过一定积极影响的人物。     

论服务型警察的执法理念

“公民本位”是公认的服务型政府的核心价值理念。警察在坚持依法执行打击刑事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同时,应树立“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核心价值观,尽快实现执法从管制型向服务型,从官本位向公民本位,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力争建设成为一支服务型警察队伍,使执法工作最大限度地让人民满意。     

夫妻一方继承或受赠财产的所有权问题

我国《婚姻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把夫妻一方继承、受赠的财产也归为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共同所有是指夫妻双方对某项财产共享所有权,即对某项财产共享占有、使用和处分等方面的权利。那么,在客观上,夫妻一方继承或受赠的财产有没有共同所有性质呢?我认为这种财产不具有共同所有的性质,而只能是属于继承或受赠的一方单独所有。     

梁启超欧游之后的中西文化观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取舍问题始终困扰着诸家学人，而近代中国的落后与向西方学习的不断失败，使得对传统文化否定者多，肯定者少。梁启超在欧游之后一反先前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反而强调应树立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并阐发了他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调和中西文化的健全、先进的文化观。     

浅论传统思维中“道德本位、忠君本位、家族本位”

中国传统思维中的道德本位、忠君本位、家族本位，也即“三本位”，三位一体共同 形 成了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存在的思想基础。只有皇帝本人用道德的力量感染人，全国上下才能 毫无它心的向统治阶级推崇的道德准则看齐。个人的人身权利、人格尊严不会得到任何法律 的保护，皇帝即是法律，所以要求得保护就只能在黄帝身上做文章。“三本位”思维模式的 存在是妨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革新和进步的重要根源。      

论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冲突互动的三种模式

［摘要］以“两个效果相统一”为基础的“对立统一”模式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法官服从法律与追求社会效果之间的两难困境,导致了“两个效果相统一”这一基本司法政策可能违背现代法治和司法裁判的一般原则。而法学理论界提出的较为超前的具有“理想主义”的 “法律效果本位”模式,尽管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却可能在实施中面临着一系列“中国问题”的挑战。司法实务界所遵循的“社会效果本位”模式承认本土法治资源的合理性,有效地推进了“中国问题”的顺利解决,但在理论正当性上面临着诸多争议。司法实践中这三种模式的并存及其所折射出的能动司法与法律多元化趋势、社会解纷机制多元化态势和“权力-权利-利益”动态化博弈程式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当下中国法治实践中的现实矛盾和问题有着较强的阐释力。     

人类自由的伦理道路及其依归——兼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人类的自由从古希腊开始就从人们的伦理实践得到说明。康德以后,黑格尔从现实的个人的社会条件出发,阐明了他的伦理自由观。在现代社会,自由的现实意义在于成为社会现代化动力系统的构成环节,每个人的自由只有在理性设计和伦理实践中组织和改造社会关系,保障个人财产权和人格独立才是可能的。我们要建设持久的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就在于通过社会的伦理实践来确立全社会认同的相互之间的契约关系,建立一个伸张正义的法律制度,实现人们的社会利益关系和自身身心的和谐。     

伦理优先的儒家社会秩序设计--从孟子的"窃负而逃"之假说谈起

本文从分析孟子的“窃负而逃”的主张入手 ,阐述了儒家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和家庭人伦秩序之上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设计 ,指出儒家对这一秩序的维护是 ,对每一个具体的道德主体赋予判断“真礼”与“非礼之礼”、“真义”与“非义之义”的职责和权力 ,判断的依据是能否保证家国一体的伦理秩序设计的稳定。儒家的这一伦理秩序设计导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产生规则至上、规则统治的法治主张     

不起诉制度的解构与重构——以价值权衡为视角的考察

正义与效率构成了现代诉讼制度的正当根据。正义包括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实体正义使刑事诉讼法表现出对刑法的一种工具性价值．程序正义却是源自刑事诉讼法独有的品行,两者都不可或缺。而效率则是诉讼资源稀缺性的要求,也是实现正义的保障。不起诉制度应该体现正义与效率的基本要求。检察机关应该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作出判断和处理。对罪疑的案件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在不起诉决定形成过程中,一个公正的程序要求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赋予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权利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而基于效率的考虑,不起诉决定应该具有确定的法律效力,以形成对检察机关和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有效约束。     

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体两翼"结构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不仅是全面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 济秩序的治本之策。以产权基础为主体,以道德支撑和法律保障为两翼则形成了建立健全社 会信用体系的立体性架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形成良 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的认识,明确提出建立归属清晰的现代产权制度,从而使得产权 和道德、法律可以协同推进,形成合力,共同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当代中国阶层分化中的社会公正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层分化日趋明显。公正是社会基本结构的首要美德,它是一个具有历史生成性和传统继承性特征的概念。当代中国社会的社会公正实质源于当代中国的存在状态、历史境遇,是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辩证统一,是当代民主社会各阶层利益的"生态平衡"。当前,确立与当代中国存在状态相一致的社会公正原则,以程序公正为基础,以实质公正相平衡,培养社会公民的正义感,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之路是当代中国克服不公正现象、重塑社会公正秩序、形成合理社会阶层结构的根本之路。     

效率与和谐：－经济伦理学的探索

传统中国伦理是以“礼”为中心的纯人伦精神 ,而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主要是强调效率的经济伦理。纯中国式的传统伦理虽然使人际关系“和谐” ,但是它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整体无效 ;西方的资产阶级伦理造就了社会的高效 ,提升了全体国民的福利 ,但是它客观上又造就了人们精神的普遍空虚。经济伦理要将伦理精神上的“礼”节之“和”与经济上的效率结合起来 ,做到伦理讲效率 ,经济讲正义。     

人民法院刑事庭外调查权重构

刑事诉讼法赋予人民法院庭外调查权 ,但是人民法院拥有这一权力产生很多弊端 ,侵害了司法正义 ,违背了诉讼职能区分原理。人民法院的庭外调查权必须通过严格的程序限制行使 ,以保证控辩双方的力量均衡     

"乡下锣鼓乡下敲"--中国农村基层法官在法与情理之间的沟通策略

"情理"之干中国人,不仅是一种行为模式,而且是一种正义观。农村基层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经常遭遇法与情理的冲突。为了防止矛盾激化,法官不得不在法与情理之间采取沟通策略:在具体案件中利用情理地方性知识,采取当事人容易接受的语言与行为进行说服,甚至用非正式的方式操作法定制度,用法官的话说就是"乡下锣鼓乡下敲",其实质是把审判的合法性转化为道德上的合理性,从而使审判获得当事人和社会的承认。出现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中的法律与政治分化程度低下,司法往往成为政治过程。     

行政垄断的道德反思

行政垄断不仅是个法律问题和行政责任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是一种道德现象,可以而且应该对它作道德的批判和道德的调控.它是一种在合法条件下的不公正行政,其道德实质就是在利益关系调控和选择上的错位和公正伦理原则的沦丧.行政垄断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对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建设与发展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危害,因而对行政垄断的道德调控是法律调控的必要补充.     

中西方爱的伦理思想及其比较

在中西方伦理思想中,“爱”都是一个十分核心的概念。差等之爱与平等之爱是中西方“爱”的伦理思想的明显差异。中国历史上的儒家的差等之爱,长期以来被国人奉为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并局限于五伦与三纲为基础的礼制框架内,从而使其无法跳出宗法血缘社会的羁縻。而在西方社会,关于平等之爱的思想总是与正义、平等、博爱、自由、法治等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并广泛渗透到以平等为其本质之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系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