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的自救——《星火》月刊的漩涡里外

1935年，自称“第三种人”的杜衡、韩侍桁、杨邮人等作家与左翼之间不断发生争论并趋于对立，其在文坛的生存境况也逐渐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成立星火文艺社并出版《星火》月刊，用重述自己的文艺理论和与鲁迅等左翼人士互相攻讦等方式，力图引起文坛的关注，改变自身在文坛的不利局面，但是这些自救的努力并没有取得这些“第三种人”集团成员自己预期的效果。     

鲁迅与“左联”——批判“四人帮”否定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谬论

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艺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领导下,以共产主义者鲁迅为主将,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中心,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怎样看待鲁迅与“左联”,以及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艺运动,是我们与“四人帮”在文艺战线上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指引先进文艺前进方向的讲演——重读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化革命深入"的重要标志。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对作家的思想建设、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远大目标等问题作了精辟论述,表现了鲁迅对于先进文艺前进方向的构想。《意见》不仅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在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中仍将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     

指引先进文艺前进方向的讲演——重读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化革命深入"的重要标志.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对作家的思想建设、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远大目标等问题作了精辟论述,表现了鲁迅对于先进文艺前进方向的构想.《意见》不仅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在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中仍将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     

瞿秋白对文艺大众化的倡导与建树

文艺大众化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心任务。“左联”在成立时就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以后除不断号召、组织作家在创作实践中进行探索和努力外,在理论上还进行了关于“大众化”问题的三次公开讨论。瞿秋白于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三年底,在上海一面养病,一面同鲁迅先生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他在积极从事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杂文创作的同时,对文艺大众化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倡导与建树。正如一九五三年版《瞿秋白文集·序》中所说:“他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最早的一个倡议者和鼓舞者。”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瞿秋白参加研究、拟定的“左联”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     

欧阳山和鲁迅

欧阳山是受鲁迅影响甚大、关系很深的著名作家。本文论述了欧阳山在中学、中山大学、“南中国文学会”、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期间,对鲁迅从向往到密切交往的过程,以及欧阳山在这过程中的思想与艺术的发展和鲁迅对他的影响。     

鲁迅论左翼文坛的新人新作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合乎规律的发展。“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①鲁迅指出:“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②这不仅高度评价了左翼文学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卓著地位,而且明确地揭示出这场运动别于五四文学革命的阶级性质。从“五四”到“左翼”,鲁迅为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建立了丰功伟绩,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学遗产。别的姑且不说,仅就鲁迅对左翼新人的培育而言,就非常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鲁迅总是从振兴中华民族的文学事业着     

鲁迅与《萌芽》月刊

一九三○年一月一日创刊于上海的《萌芽》月刊,在它酿酝出版的时候,正是《太阳社》、《创造社》的一部分人员与鲁迅先生的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内部论争结束不久。在党的领导下,一个新的左翼文学的阵容即将成立,《萌芽》的执笔者大多是后来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骨干。《萌芽》月刊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外国的无产阶级文学名著方面的介绍是作出了贡献的,鲁迅译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就曾以《溃灭》的译名连续刊登于《萌芽》各期上。《萌芽》月刊对以胡适、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所宣扬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进行了剖析和抨击,把他们一伙为国民党效劳的反动嘴脸揭露无遗。鲁迅的《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好政府主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章,成为刺向《新月     

论三十年代左翼青年作家群崛起的社会历史原因

本文是作者《左翼青年作家创作论稿》中的一章。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形成的左翼青年作家群,是左翼文学运动中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一支文学新军。他们的兴起和发展,与当时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外国进步文学的影响,鲁迅等前辈作家的关怀,以及青年作家们自身的生活积累、艺术索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即从上述诸方面论述了左翼青年作家群崛起的原因,及其对三十年代文坛产生的积极影响。     

试谈鲁迅对左翼电影运动的贡献

一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对中国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鲁迅定居上海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电影小组,在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领导下,曾在上海开展了颇有成就的左翼电影运动。当时,由创造社和太阳社联合成立的“艺术剧社”,第一次喊出了建立中国的“普罗电影”的口号。在艺术剧社左翼文艺工作者涉足电影文化领域的同时,鲁迅也开始了对中国电影现状的关注。一九二七年下半年,鲁迅从广州     

《前哨》的刊头颜色应是多种的——关于《前哨》和《前哨》影印本的几个史实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午夜,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里,秘密杀害了何孟雄、林育南、柔石等二十四位烈士,①其中有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李求实、胡也频、冯铿、柔石、殷夫等五位同志,一般称为“左联五烈士”。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了抗议和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在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②出版了《前哨》(第二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纪念战死者专号”即纪念柔石等五位作家和另一位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盟员宗晖。     

1933年间香港普罗文艺活动片断

1990年3月2日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60周年,我在上海的“左联”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参观了展览会,倍感亲切;并引起诸多回忆和思考。我于1933年至1934年间在香港参加过普罗文艺活动,并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所以对那个时期在“左联”影响下兴起的香港普罗文艺运动的史料特别关心。但是纪念馆的负责同志告诉我没有香港左翼文艺运动的资料。有的同志还认为只是到了抗战时期,内地大批作家南下,香港才有了革命文学活动。     

人道主义:高尔基与中国左翼作家的精神对话

高尔基以人民为本位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迥异于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其人道主义涵纳的底层情怀、平民意识和人民性特质,引发了鲁迅、茅盾、夏衍、艾芜等中国左翼作家的精神共鸣与对话。这种共鸣与对话或表现为高尔基文学创作对左翼作家的直接影响,或彰显为高尔基与左翼作家精神层面的相互呼应。这些影响与呼应的存在,极大丰富了20世纪30、40年代的左翼文学世界,形成左翼文学创作中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     

张天翼的小说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张天翼是三十年代初脱颖而出的左翼青年作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曾被誉为左翼文坛的。新人”。以后鲁迅先生又将他归入三十年代。最好的”、“最优秀的左翼作家”之列。毫不夸张,作为闪耀在三十年代文艺天空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新星,张天翼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具有别人无法代替的特殊重要的地位。一作为左翼文坛的“新人”,张天翼的出现并受到重视,跟当时整个文坛的现状有密切的关系。胡风说:“我们考察张天翼的作品在当时是怎样地受到了广大的欢迎,不应该忘记了当时新生的文学要求在创作实践中找不到具体表现的苦闷,更不应该忘记了那要求是在进步的知识人底气氛里经过曲折而产生的”。二十年代末至三十     

“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略论沙汀讽刺小说的题材选择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沙汀是一位擅长于讽刺小说创作、成就卓著的“风格”作家。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就一再把他归入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最好的作家”。和“最优秀的左翼作家”之列。沙汀的讽刺小说创作继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讽刺文学传统,既不消极地展览社会的丑恶面去吓唬读者,也不以调笑作幌子去引入逃避严酷的现实——如鲁迅所说的“将屠夫的     

文学作为不休止的介入 ——论刘大任的左翼现代主义写作

从左翼与现代主义彼此嵌合的角度入手,梳理海外左翼作家刘大任的创作思想源流及其文学史脉络,思考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海外留学生保钓运动等重大事件对其文学生命的深远影响。刘大任描写1960年代台湾地区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精神境况的长篇小说《浮游群落》蕴含着“另一种《青春之歌》”的成长小说特质,其中对1950—1960年代左翼思想潜流的挖掘具有时代寓言的历史意义。此外,短篇小说《且林市果》与鲁迅《在酒楼上》的对读展露出二者在处理革命记忆问题上的异同,以及刘大任对“鲁迅左翼”传统的承继与开拓。     

鲁迅与中国现代木刻社团(下)

木铃木刻研究会(1933年2月—10月10日) 木铃木刻研究会,简称木铃木刻社,一九三三年二月成立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它是在杭州一八艺社被迫解散后,该校进步学生在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下发起的。参加发起的有郝丽春(力群)、叶乃芬(叶洛)、刘萍若(曹白)、许天开等,发起后发展很快,参加的学生达四十多人,主要成员尚有叶寒玉、万斯年、洪天民(洪野)、孙功炎、陈光、肖传玖、陈拓烟等。 木铃的命名,是指用木头制成的铃,含义是敲不响,这在他们新出版的《木铃木展》画     

瞿秋白在反文化“围剿”斗争中的有关活动纪略

前言三十年代初期是我国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正在此耐重返文学战线,和鲁迅等左翼作家一起,奋战于刀光剑影之中,为粉碎文化“围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参与了“左联”的实际领导工作,译介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文艺论著和社会主义苏联的文学作品,进行了科学的文化和文学批评,倡导了文艺大众化和汉字的改革,还写了许多尖锐、泼辣的杂文,从而卓有成效地加强了左翼文艺队伍的战斗力,巩固和扩大了左翼文艺的阵地。而且这一切,都是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干扰下取得的。这正如茅盾所说:“鲁迅与瞿秋白的亲密合作,产生了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深层意蕴

如果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可以发现,在论争中由冯雪峰拟稿的鲁迅的几篇文章中,冯雪峰与鲁迅二人所隐含的不同意指。这些文本既反映了冯雪峰由反“左”亦反“右”到反“左”而不提反“右”的策略性调整,同时也蕴含着鲁迅对于中国左翼文化和文学运动的深层焦虑。这一焦虑集中在什么是左翼立场的问题上。鲁迅始终注意于“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对“鸣鞭主义”的愤怒抨击,强调将左翼运动中的“人民大众”立场作为其党派立场的最终指向。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为了儿童文学的进步繁荣 ’90上海儿童文学研讨会在沪举行

11月12日至16日,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主办了以“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为了儿童文学的进步繁荣”为主题的’90上海儿童文学研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内代表130余人,其中有素享盛誉的老作家,有近年来创作甚丰的中青年作家,有活跃在儿童文学论坛的理论家,还有经验丰富的少儿读物作者和编辑、出版家。此外,还有十多位来自德国、日本、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家的儿童文学专家也参加了这次盛会。这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60余篇,其中36篇在会上宣读。这些论文畅所欲言,各抒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