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山东的瘟疫与政府应对

明代山东地区是瘟疫高发区,共发生229县次瘟疫,涉及57个年份,平均4.86年发生一次。从时间上看,瘟疫主要发生在明代中后期,特别是嘉靖、万历、崇祯三朝;从空间上看,瘟疫在山东六府均有发生,其中山东西部的济南府、兖州府和东昌府的累计县次瘟疫大于山东东部的青州府、莱州府和登州府。瘟疫的频繁发生,不仅造成山东人口大量死亡,而且对社会、政治、经济等造成了严重影响。诱发瘟疫的主要因素是旱灾、蝗灾、水灾以及社会动乱、战争等。面对频发的瘟疫,明政府采取了抚恤灾民、延医施药、掩埋尸骨、祈禳驱疫以及旌表义民等措施。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缓解疫情、安定民心、恢复社会秩序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皇帝怠政、官吏腐败以及战争频仍、财政紧迫等原因,实际救疫效果很难尽如人意。     

明代山东蝗灾发展趋势分析

明代山东蝗灾频繁,伴随明朝始终,蔓延齐鲁大地,呈现出逐渐变重、加剧的趋势。明代前期蝗灾较轻,发生不是很频繁,未造成严重后果,亦未出现惨烈现象;明代中期变重,发生渐渐变频,飞蝗蔽天情况增多,饥荒现象日益严重;明代后期加剧,发生频率更繁,农业受灾深重,死者相籍,人肉相食,社会更加萧条、荒凉。明代山东蝗灾的发展趋势与明代的兴衰存亡相伴相随、相契相合。     

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的危害、影响是颇为深广的。清代乾隆年间的史学家赵翼曾经指出:“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其实,作为已属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明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度发展,皇权的大肆膨胀,附着于皇权腐朽肌体上的肿瘤——宦官,也恶性膨胀起来,他们的手几乎伸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所有领域。万历、天启年间,更达到空前的地步。近几年来,随着研究、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深入展开,史学界对宦官史的研究,渐趋活跃。对于明代宦官的概貌及其对经济发展的破坏,我们曾经作过一点粗浅的探讨。这里,我们拟就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的关系,再作一点初步的考察,看一看宦官对经济发达地区,究竟起了何种历史作用?从而有助于剖析在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时代,中央王朝对经济命脉所在地区实行的国策,及其特点和对经济调节的某种规律。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在行文中,个别地方,我们有时越出明代江南特定的地域范围,引用了在比较广义的概念上江南地区的某些史料,这仅仅是为了论述比较方便而已。     

明代河南的军卫移民与文化传播

明代的卫所制度是重要的军政管理制度,遍及全国各地的卫所,管辖着从各地抽调而来的军户和面积不菲的田地,从而形成了数量巨大的军卫移民群体。军卫移民以家庭为单位,他们自明初移居之后,近三百年间绝大部分都没有回到原迁出地。明代河南的军卫移民,在与迁居地军民共处的文化交流中,表现出以下特点:武官是卫所移民社会中文化建设和文化传僠的主导者,而军卫群体则是文化传播重要的参与者和引导者。     

明代山东解元的空间分布与社会流动

目前可确认的籍属山东的明代山东解元有81名.其空间分布十分广泛,反映出明代山东是一个文化教育和应试科举之风相当普及的省份;同时又很不平衡,反映了各府、州、县科举实力的不均衡.在支撑各府、州、县科举实力的各种资源中,人口是前提,经济是基础,而政治、教育、文化、交通、信息、科举氛围等因素则成为最直接的推动力.明前期山东解元进士出自上三代皆属平民家庭者占同期总数的83.33％,后期则下降至20％.这主要是由明后期解元进士出自官宦之家的数量明显提高造成的;但官宦之家对其子弟科举中式的影响并非主要依靠其政治权力,而是主要依其家庭有利的经济、教育条件和文化、应试氛围并最终通过子弟的自身努力实现的.     

明代河南黄河水患影响探析

明代河南黄河水患的频仍与严重,给明王朝造成巨大影响。其加速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流、湖泊、平原等自然环境的恶化;制约了黄患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使许多濒河城镇走向衰落;促使了包括总河在内的治河官职设置,也引起了官场生态变化,同时由于土地兼并加剧与人民不堪重负使社会矛盾激化;使明代治河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些影响促使清朝治河行动更为积极,也足以使今人对黄河现状加以深思。     

明代流民成因新探——以明代河南为中心

历来学者在研究明代流民运动的成因时,他们常常将一些当时不容忽视的事实当做流民产生的主要原因,却忽略从其他更深层角度的透视,故其所揭示流民的成因均有所偏颇。本文通过对河南流民运动的考察,发现明代流民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明政府的救荒政策的周期性失误。     

明代山东手工业生产发展概述

<正> 明代是山东手工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然而,对该时期山东手工业生产的研究,至今还仍是一个空白。为了加强对山东经济史的研究,重视发挥山东地方经济优势,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本文仅就明代山东的矿冶、窑冶、纺织、制盐等几项主要基础手工业生产发展的状况作一简要概述。     

东南亚胡椒与明代社会经济

东南亚胡椒在明代的中国,其不仅是饮食调味、医疗保健的重要原料,亦被赋予了多重经济职能。在朝贡贸易、海禁政策、白银短缺、民间走私、隆庆开海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作为舶来品的胡椒不仅成为明廷赏赐百官、奖励军功、支付薪俸的主要物品,市舶抽分、进口商税的重要来源,而且时常作为商品贸易的纽带和润滑剂,甚至有了货币职能的雏形。     

明代山东盐业的生产和运销探析

明代盐业为封建官府严格控制,是支撑王朝运转的重要物资基础。山东盐业生产达到了较高水平,盐业运输在山东物资运输中占有重要地位。明中期以后,山东盐业生产和运销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明代河南赋税征收中的折亩研究

明代前期河南部分州县在赋税征收中已进行折亩。嘉靖、万历后,一些州县在辖区内实行了丈地折亩均粮的办法。受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明代河南州县折亩在时空、力度和方式上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折亩制与三等九则制在赋税征收上只存在纳税方式的差异,对税负负担未有实质影响。一些州县的具体折亩措施体现了明代国家对均平理念的追寻与实践,而南北方在折亩上也存在一些差异。     

客商与清代河南农村经济

客商问题是研究清代河南社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探讨客商对清代河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等问题,对今天振兴河南本地经济不无借鉴意义。本文试图以客商与农村经济这一角度对此问题做个探讨,以就教于同仁。 河南地居“天下之中”,交通便捷,物产丰富,市场广阔,具有从事商业活动天然的优势,按理说,具有近水楼台优越条件的河南土著商人应当比较活跃。然而当我们对清代河南的情况进行一番考察后发现,且不说在交通发达大城市,就是在交通闭塞的农村,异常活跃的却是以山西商人为代表的客商而非土著商人,河南市场几乎为其所垄断。     

明代北直隶地区的农业经济

本文仅围绕明代北直隶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作一概略考察,并提出一些粗浅意见,就教于同志们。 一 人口和土地足农业经济中的两大要素。自明洪武、永乐以后,承平百余年,北直隶的人口一直呈现渐次增长的趋势。据万历《明会典》,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为1926595口,弘治四年(1491年)为3430537口,万历六年(1578年)为4264898口。185年间,增长2338303口,增长率为121％。应该说,这一人口增长趋势大体是可信的。     

明代海西女真的经济生活

明代海西女真由于族部众多和分布地区广大,,其经济生活也因族部或地区的不同而各有差异。大体说来:居住在黑龙江下游及沿海岛屿上的乞列迷、苦夷等族部,以渔猎经济生活为主;居住在精奇里江及其迤西的黑龙江上游地区的索伦部落(琐郎哈)之人,过着农业、狩猎、牧业和渔业的生活;居住在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的大部分中间地段(西北自雅克萨城一带迤东,下至黑龙江下游的乌扎拉或散鲁温止)以及乌苏里江流域、绥芬河流域的兀     

明代的佞幸与明代社会

本文认为明代的佞幸干政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独具特点，构成明代政治史的一大特色．佞幸或靠掌握锦衣卫的权力，滥杀以求赏识；或靠宗教、左道以迎合皇帝的虚空心理而干求荣禄；或靠武勇投皇帝之所好，窃权弄柄；他们对皇帝谄媚逢迎，无所不至，皇帝时他们时时寄以耳目，委以重任，由此而对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佞幸的活动给社会带来的大都是破坏，给人民带来的尽是灾难，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就在于皇权专制的绝对化，同时明代政治斗争的特点和皇帝的某些嗜好和心理也给佞幸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值得后从吸取教训．     

明代商业经济思想浅论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已经进入了晚期阶段。当时,商品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在经济思想领域,这种冲撞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更大程度上的否定,人们更为普遍地重视商业,特别是重视私人商业的发展,反对垄断和国家对商业活动的过分干预。研究明代商业经济思想,不仅对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发展史,而且对中国商业经济发展史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经济技术推移滚动战略与河南的经济振兴

近两年,经济理论界一些致力于研究经济技术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同志,鉴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现实,把全国划为“先进技术”、“中间技术”、“传统技术”三个地带,提出了“梯度推移”理论和经济技术由沿海向边远地区推移滚动的战略模式。 从全国范围讲,经济技术从东向西的推移滚动,将会大大缩小各技术地带之间经济技术的差距,促使全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现在需要深入研究的是,经济技术比较落后的河南,在全国经济技术的推移滚动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应当如何利用推移滚动战略实现经济的全面振兴。     

明代城市经济论略

一明代城市經济发展概述城市在历史过程中,是依其所由发展的社会經济形态逐濒改变着它的面貌。城市的发展規模和在国家領土上的分布情形,对于各种社会經济形态来說,都下相同。这是由于:这一切都受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性質的約制。因此,我們研究明代城市經济的发展,可以从中窺見当时社会經济的发展情况。明代的城市經济,比之前代有着更大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和生产力在封建制度下的进一步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自14世紀60年代,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年的反压迫的斗爭,推翻了元朝政权,同时,也推动了朱明皇朝所施行的一系列的恢复及发展生产的措施,而使当时的經济在唐宋以来     

明代流民与豫西方言——河南方言的形成(二)

明代洪武、永乐年间两次大规模从山西移徙人口牵涉面很广。山西洪洞县志办公室从一九八二年开始征集明代迁民史料,竟收到全国二十一省市数百个县的大量资料,迁民涉及范围之大可见一斑。洪洞县广济寺内的“古槐迁民纪略碑”载,明初移徙人口迁往地为河南、河北、山东数省。当时的河南府和南阳府三州二十四县接纳山西百姓的数量,仅次于豫北和豫东。明代的河南、南阳二府大致相当于今日豫西地区。从文献资料看,首先形成的是豫北方言,豫西方言步其后。但豫西方言形成的原因与豫北方言并不尽同。本文就豫西方言的形成原因、时间及有关问题做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