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

本文论述了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的本意，即培养国学专门人才，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交流、融会与创新。指出对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人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应作具体分析。介绍了国学院融合中西古今的优秀教学法，注重个人自修；因才施教；注重治学方法的指导与培养；治学和做人并重，鼓励学生立大志、树新风，“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的教学传统。     

国史、国学与国家——浅释民初清华国学研究院四位史家之思想与史学

清华大学四大史家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李济之人生路程、人生观与文化观,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生于清朝末年,都是南方人,"旧学"根底都很深厚,都对"西学"即所谓"现代科学"与"科学方法"下过功夫。以上四点对他们的学术路程、思想定向、世界观与人生观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四位史家到清华执教时,思想与国家观已成型,以后鲜有改变,而其最后之生命归宿亦因之而注定。四位先生之治学皆起始于国学,后转究西学,再回应国运与世势之变而归入国史之研究,乃成其终身大业。其间由于家世、家学、个人品性与人格、人生经验、立身之文化观与世界观等等因素之异殊,而使其个别经验路程不同,但亦各有创新国学系统与开辟国史新研究领域之划时代贡献。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与教育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与四位史家密切相关。四位史家在清华执教的1925年夏至1929年春这段时间,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黄金时期,使清华成为中国史学第一重镇,短短四年间培养出数十位史学精英。总之,国家变化、政治失修、社会失调及于个人世界之安危,使中国学术出现新局面,而国史之重整与翻新亦多为其相连之结果。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生情谊

本文记述了陈寅恪应聘到清华国家研究院任教一段令闻嘉誉的故事，撰述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吴■诸师间，以及师生间，师爱生，生尊师，“师弟之间，恩同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的真挚情谊，论述了道德的继承性问题     

近代“国学”的发生与演变——以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典范意义为视角

近代以来"国学"在不同语境下表达出的不同观念,可分为三个方面,即救亡意识主导下的、政治取向的国学观念,启蒙思潮主导下的、文化取向的国学意识,以世界汉学为参照的、学术研究的国学观念。近代国学概念的定义也可分为三种用法:第一种指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第二种为扩大的用法,即以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简称;第三种是指近代以来以传统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的体系,即国学研究。国学研究在近代的演进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在学问方法上延续清代的考据学、训诂学,而在观念上导入近代文化意识;第二阶段的特色是呼应新文化运动、强调科学方法和疑古思潮;第三阶段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突出代表的、汉学化的国学,即与世界汉学、世界学术接轨、合流的新的国学研究。近代国学名家的第一代以章太炎为代表,第二代是太炎门人所代表的北大学者,第三阶段的代表是王国维和清华国学院的学者,清华国学院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绩,无愧于世界第一流的中国研究。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重新认识1920年代的新国学运动和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典范与历史意义。     

梁任公先生与清华研究院

20世纪20年代,梁任公先生先是在清华讲授中国学术史,随后又主持国学研究院讲席,创辟路径,作育人才,把自己的晚年献给了清华园。梁先生之在清华,尤其是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席,有一贯穿始终的目的,这便是倡导合为人与为学于一体的新学风,培养不随波逐流的新人,造就与时俱进的国学。梁先生虽然为病魔夺去生命,但是,他的事业却在清华园获得了成功。梁先生既属于清华园,也属于整个中国学术界。     

小课堂

人生在世，不能只顾埋头拉车，低头觅食，也要抬头看路．仰望航标。向着高远，向着未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撑超生命，更自觉地呵护好生命。     

20世纪20年代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1926年创办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是20世纪20年代复兴国学的一次重要的实践.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虽在实际运作中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样本,在一定程度上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延续,但其根本动力却是源于陈嘉庚的办学理念,是厦门大学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它在国学研究与学科发展上所进行的尝试,有过自己的贡献,在中国学术传承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于2009年11月1日,直属清华大学,为跨学科研究重点机构。秉承老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精神,接续1930-1940年代清华人文研究的传统,清华国学院     

国学方法论

国学不仅仅涉及文化事实,而且还有价值取向、精神内涵,关系到修养与践行,因此,认知方法不是国学研究的唯一方法。只有运用认知方法、体证方法、践行方法、敬仰方法、创新方法、综合方法,国学才能走上兴盛之路。     

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

中国的近代史学始建于20世纪初期,恰逢西方学界对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总结。这个总结以鲁滨孙的《新史学》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体现了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在此同时,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学派,也对中国史学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深刻变化以及所亟欲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对比他们和鲁滨孙的见解,可以看到他们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站到了当时的“国际前沿”。不仅如此,在如何对待传统史学中的合理成分方面,清华学派的态度似乎比鲁滨孙的《新史学》所代表的“国际前沿”还要更加合理。     

孔学与国学——康有为、梁启超思想比较

近代是西学东渐的时代,也是第一次全面梳理诸子百家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本土文化予以整合的时代。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上,康有为、梁启超的观点相去甚远:在对诸子百家关系的认定上,康有为宣称"百家皆孔子之学",梁启超认为老子、孔子和墨子是中国文化的"三位大圣";在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上,康有为以孔教称谓中国本土文化,梁启超则直接使用国学概念。这些差异反映了两人不同的文化理念和思想侧重。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二十世纪中西学术史中的赵元任先生

赵元任先生是一位世界级的学术大师。他很多的研究工作都是开创性的,其学术成就超越了国界,是20世纪学术史上的里程碑。他联接了两个世界,即中国的学术世界和西方的学术世界,一方面他把西方的学术思想成功嫁接到中国学术领域,并让它开花结果;另一方面,他又把中国传统学术的成果和方法引到了西方,建构了跨越东西方学术的宏大框架。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当代,大多为共时研究,在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中非常独特。他对美国的语言学和汉学研究贡献巨大,在海外汉语教育方面的推广工作上也是成绩斐然,是许多美国汉学家的入门导师。     

简评二十年代的两份"国学书目"

二十年代,胡适和梁启超先后为清华学生开列两份"国学书目",在当时青年学生和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两份书目在编制方法、著录形式、收书范围等方面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互有优劣,显示了胡、梁国学研究的异趣.本文对在中西文化冲突和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背景下,作为青年导师的胡适和梁启超引导青年学生阅读古书的得与失作了客观的分析评价.     

导师欠导 青难胜蓝

一张民国时期的毕业证,被称为"史上最牛毕业证"。毕业证的主人李鸿樾,"清华学校研究院"毕业,其毕业证导师一栏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五人。前四位正是江湖上     

修复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确立东方价值观 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文学院国学大讲堂隆重开讲

由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与山西大学文学院主办、兴业银行太原分行协办的山西大学国学大讲堂，于2008年5月8日，在文学院报告厅隆重开讲。山西省文化厅厅长张明亮、省教育厅副厅长王李金、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卢渝及我校郭贵春校长、刘维奇副校长等出席了开讲典礼。     

浅议赵元任语言研究的态度与方法

赵元任先生是举世公认的语言学大师,他的语言研究成果举世公认.文章对赵元任先生语言研究的态度和方法进行了总结,认为赵元任语言研究的态度表现为:语言研究要持之以恒、实事求是、讲求客观.赵元任语言研究的方法有:科学的语言调查法、科学的语言实验研究法、科学的语言描写分析法、独特的语言学理论创新.     

梁启超国学建构的独辅意蕴和多重价值

作为近代的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国学研究硕果累累，所涉及的领域之广更是令人惊叹。这些成果都是在其国学理念的引领下完成的，对于具体成果而言，梁启超的国学理念更为重要，也更有价值。     

一次宁静的革命: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

北伐前成立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部,在文化立场上偏守旧,而学术取向则更趋新,有着与众不同的主动追求。主事者吴宓想办一个突破边界、融合中西的新式书院,通过培养"正直高明之士"来影响社会。他并无太多口号和宣传,尽可能以静默的方式推行其具有革命性质的变革。吴宓坚持讲授经史小学为主的"普通国学"与向西学开放的"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针,以师生必须常川住院的密切接触方式挽救新教育体系下的师生疏离,通过分科以教授个人为主来颠覆西式的学科分类。这是一场小小的制度革命,最后以吴宓辞职黯然结束。     

周一良早年收藏的《国学月报》和四则读书札记

1928年,15岁的周一良在天津购得一本第二卷第十一号《国学月报》,在该刊《〈周易〉名义考》、《释家补证》、《委蛇、威仪说》和《燕誉说》、《〈文镜秘府论〉校勘记》五篇文章后面写了四则札记。这四则札记围绕着两个中心内容:一是我国传统的文字、训诂之学,二是日语中国学文献。周先生幼时的教育背景和勤奋好学,为他在思想上树立起这两个中心。     

王国维的历史地理研究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国学大师和文化巨人。他在美学、诗词学、戏曲史、甲骨学、敦煌学、古器物学、中国上古史、辽金元史和历史地理等学术领域,都做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尤其精于史学考证,在古代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历史地理考证、古代游记行记校释及治学方法等方面,在历史地理研究中都有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