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疆三地的调查

以来自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地区的调查问卷为基础,分析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状况与原因;从个体因素、家庭资源禀赋、家庭经济状况、政策因素与社会保障因素等五个方面共选取了15个变量,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对西部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农户农地的转出行为主要受到个体因素、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因素;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影响因素的驱动机制不同;政策因素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影响不大。     

农村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障与土地流转

基于CFPS2014和CFPS2016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障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人口老龄化与土地转出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与土地转入呈现负向相关关系;村庄人口老龄化与土地转出不存在相关关系,但与土地转入呈现正向相关关系。2)养老保障与土地转出呈现正相关关系,与土地转入呈现负相关关系。3)家庭人口老龄化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土地流转影响基本显著;村庄人口老龄化主要对东部地区的土地流转产生显著影响;养老保障主要影响东西部地区的土地转出,对中部地区的土地转入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养老保障水平,积极引导老龄农户退出农业生产,对提高土地流转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丘陵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调查——以重庆市为例

土地流转是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途径.为研究丘陵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以重庆市为例,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农地撂荒严重;农地转出原因比转入原因更为复杂;农户收入构成、承包地块数及面积对土地流转具有影响.同时,存在土地流转信息闭塞,农户法律意识薄弱,流转对象与方式单一,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健全等问题.     

农地确权背景下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以湖北省44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森的可行能力为理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和倾向评分匹配法（PSM）,对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进行分析及流转农户的福利变化进行测算,以理清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因素有家庭纯收入、是否有医疗保险、对社会保障的认可、就业难易度、自评健康、农户土地流转知情权及对流转价格的满意度;（2）通过对流转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测算,土地流转能显著改善农户福利,对转出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1.100,对转入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0.793;（3）农地确权后,家庭纯收入、农户社会保障认可和自评健康状况能显著提升农户福利水平,而就业难易度阻碍了农户福利改进,土地流转价格满意度能改善转出农户福利、但阻碍了转入农户福利改进。基于此提出了构建有效的流转价格机制、加大差异化技能培训及完善流转农户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以推进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农户福利的改进。     

土地流转中为什么会形成大量小农复制

土地流转是实现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之一,然而土地流转中却出现大量小农复制,从而影响土地流转的质量和效果。运用12省(自治区)2 553份农户问卷,详细分析土地流转中小农复制的现状及其形成原因。研究发现：(1)农户流转耕地面积不大,转入户流转面积20亩及以下的约占总转入户数的60.3％,转出户流转面积5亩及以下的约占总转出户数的74.38％,转出户中仍然经营土地的约占总转出户数的74％。(2)农业分工发达使生产更加方便、文化传统形成路径依赖、禀赋效应产生“价值幻觉”以及公共服务不健全使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导致转出户流转部分土地。乡土社会限制土地流转范围和经营风险增加风险感知导致转入户流转小规模土地。     

新一轮确权是否必然促进土地流转?——来自浙黔渝三县(市、区)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基于浙黔渝三县(市、区)320份农户调查,在系统阐述农地确权作用机制的基础之上,验证了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以往成果不同,研究发现确权并不必然促进农地流转,确权反而会阻碍农地转出;确权对农户的土地转入行为没有明显影响;群组分析表明,确权显著负向影响老年农户的土地转出,但对中青年农户没有影响。因而,要高度重视农地确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做好分类指导和针对性政策应对。     

产权安全性、产权认知与土地流转高意愿低行为

基于全国25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探讨产权安全性、产权认知对农户土地流转高意愿低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土地流转意愿向行为转化需要一系列条件来支撑。当地权稳定性较高时,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可以顺利转化成行为,反之则不能;确权使得农户的土地产权更加明晰,进而可以促进转入户土地流转意愿转化为行为,阻碍转出户土地流转意愿转化为行为;与此同时,农户自评的村级流转管制也产生与确权相同的效果。据此,提出应当在维护地权稳定性的基础上,规范土地经营权交易市场,发挥村集体优势,为农户进一步参与土地流转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与户主属性的关系——基于长沙、慈利、平江三县的实证研究

基于湖南省长沙、慈利、平江三县大样本的农户调查,考察户主的自身禀赋、环境、社会阶层、家庭规模、健康程度与农户的土地转入和转出流转意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健康程度等因素与转入土地愿意正相关,性别与是否愿意转入土地负相关;与土地转出意愿正相关的有＂经常去省会等大城市＂、＂村组干部＂、＂直系亲属中有接受高等教育者＂,说明土地转出意愿与户主的获取资源的能力即社会阶层有关。     

农机服务对小农户土地流转“内卷化”的影响

农机服务的快速发展能否解释农地流转并未推动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趋势而出现的“内卷化”现象,仍有待分析与验证。采用中国农村家庭大数据库（CRHPS）中的小农户样本,分析小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中的处境并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机服务对其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小农户采用农机服务显著地降低了土地转出并增加了土地转入,并验证了包括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技术应用和农业收入在内的三个主要影响机制。研究论证了农机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土地流转中参与率增速放缓、小规模转入与部分转出对应的小农户复制以及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率作用递减的“内卷化”现象。提出在制定完善农机服务政策时,既要满足小规模农户的生产需求以维持家庭生计,又要衔接土地转入户的服务需求以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流转能够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吗？——基于CFPS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理论分析表明,土地流转引致农户生计资本禀赋的变化是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基础和引擎。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四期微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土地流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土地转入对中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以及年老男性户主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显著;土地转出则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和年轻户主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     

生态功能区域农村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厘清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推进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相匹配,对于生态功能区域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保障生态用地供给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河北省农户调研数据,将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ROC曲线相结合,深入分析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并依据ROC曲线检验模型效果和界定最佳预测阈值。模型结果显示ROC曲线的Youden指数为32.7%,对应的预测阈值为0.41,模型效果较为良好,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人口规模、承包土地规模、主要收入来源、土地归属认知、村庄地形、村庄类别、租金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并不限于经济因素的考量。     

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浙江省的调查分析

该文以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7个地区为代表,通过实地调查,应用定性描述和二元选择模型(Logit模型)定量估计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影响农户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有农户家庭特征、家庭收入状况、市场交易制度、产权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其中,第三产业收入、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土地流转过程中有无中介组织、农户是否参与社保均是对模型有显著影响的因子,据此,该文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云南省晋宁县的调查

以云南省晋宁县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农地面积、农业劳动力状况、年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农地在家庭养老保障中的重要性、农户年龄对转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存在差异。最后提出了发展第二、三产业,加强农村教育,发展流转中介组织,稳定农民土地承包权,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基于粮食主产区3省10县的农户调查

基于粮食主产区山东、河南和安徽3省10县的调研数据,通过PSM模型和基尼系数的测算,综合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从收入水平来看,土地流转提高了农民的总体收入水平,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比未参与的农户高26.11%;从收入结构来看,转入户的农业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转移性收入显著降低;而转出户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显著降低;转入户和转出户的非农务工收入均没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收入差距来看,土地流转加剧了农户内部收入的差距,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基尼系数较流转前分别提高了49.83%和24.93%。由此说明推进土地流转是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一个新途径。     

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的有效保护

当前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主要表现为:流转价格偏低,固定不变;流转收益分配不合理;土地的农业用途被改变;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被侵犯等。其原因主要为: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所有权主体虚位;农民权益保护相关制度不完善;基层政府对土地流转的不当干预;土地流转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等。为了加强对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权益的保护,需要明晰农村土地产权,明确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归行政村一级农民集体所有,并完善相关制度;减少乡镇府的不当干预,强化乡镇政府对土地流转的指导与监管;培育县、乡两级土地流转市场化服务环境等。     

土地流转与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家庭发展视角下的经验探讨

土地是农村家庭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土地流转是农村家庭在城镇化进程中生计转型的重要标识,直接影响其收入。基于产权调整逻辑与家庭发展理论,利用课题组2018年全国农村调查数据,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土地流转对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土地流转的制度设计对缩小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土地转出显著缩小了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同时,土地流转对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受到家庭发展特征的影响。家庭发展目标、代际联系与家庭生命周期从不同的路径影响了土地流转缩小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需要结合自上而下的产权路径与自下而上的家庭发展路径进行综合考量。     

当前农地制度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分析与思考

农地制度下的家庭经营形式极大地提高了农民收入,但是,家庭经营形式下的小生产方式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对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产生了制约。现行农地制度存在土地产权制度既很模糊又不完整,产权关系紊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化程度低;土地的承包经营制度制约了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等问题。探索以明晰土地所有权为核心的土地制度创新,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民收入。     

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6-2011年全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的证据

通过完善土地市场化水平测算方法,测算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并找出影响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的因素。运用测算出的2006-2011年中国31个省(市)土地市场化水平数据,建立影响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收支比、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人均土地面积3个变量对全国土地市场化水平影响显著,其他变量对土地市场化水平影响不显著。影响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的因素具有明显的时间效应,但是没有明显的地区效应。通过提高城镇居民收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进农地非农化土地市场改革,促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发育,形成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     

农村宅基地流转问题研究述评

在中央"占补平衡"和"增减挂钩"的要求下,通过整理、置换、征收等宅基地流转方式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获得新增城市土地或建设用地指标的主要方式。学术界对以地方政府为主要推动者的宅基地流转进行了深入研究。关于宅基地流转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宅基地管理、使用、流通中存在的问题,农户宅基地流转、退出意愿,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农户的福利变化以及政策建议等方面。     

农地流转价格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皖、浙两省413户农户的调查

基于皖、浙两省413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考察影响农地流转价格的主要因素,并通过构建农户资产配置模型和结合实地调研经验,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土地股份合作社在提高流转收益方面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户主的文化程度、土地经营内容、流转约定年限以及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对农地流转价格有显著影响;此外,经验证据进一步表明,入股土地股份合作社有助于降低流转的交易费用和不确定性,切实保障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