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眼睛"意象的修辞研究

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运用了大量的象征意象,并通过不同的修辞手法来体现诗歌的主题."眼睛"作为人体器官,属于人体词的基本范畴,是一种常见的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使用频率非常高.统计表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人体词是"眼睛".分析"眼睛"意象所涉及的七种修辞手法的特点及作用,突出诗歌的主题思想,传达诗人的丰富情感,为诗歌意象和修辞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论阿库乌雾诗歌意象的文化意蕴

有生命的意象是诗歌的灵魂。阿库乌雾站在整个时代的高度,以民族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维度的学术视野,在其诗歌中罗列了众多的乡村意象、都市意象、心灵造象等意象体系,传递出丰富的文化意蕴。这是诗人诗歌创作的飞跃,是诗人生命突围的依托,更是诗人对艺术人生的追思。     

爱德华·泰勒宗教诗艺术管窥

爱德华·泰勒被称为是一位“旷野巴罗克”诗人.他的诗歌闪烁着宗教思想和诗歌艺术的光芒.他模仿邓恩等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玄学派宗教诗人,将神学思想深藏于日常话语之中,用奇喻、双关、悖论等修辞手法,让诗篇充满喜乐与惊奇.《上帝的决心》和《沉思集》是泰勒的代表性诗歌作品,充分体现了诗人将貌似简单的旷野意象与严肃深邃的宗教主题相互融合的独特的“旷野巴罗克”诗歌创作风格.     

坚守与回归——阿库乌雾汉语诗歌的意象解读

有生命的意象是诗歌的灵魂.阿库乌雾站在整个时代的高度,以民族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维度的学术视野,在其诗歌中罗列了众多的乡村意象、都市意象、心灵造象等意象体系,传递出丰富的文化意蕴.这是诗人诗歌创作的飞跃,是诗人生命突围的依托,更是诗人对艺术人生的追思.     

怀抱我光辉的骨骼——戈麦诗歌意识及意象研究

戈麦是汉语诗坛一个久被忽视的诗人。在他的诗歌中,呈现了孤独、虚幻、分裂等意识,而独特的意象系统与诗歌意识紧密相关。意象的使用和诗歌意识的传达,使他的诗歌异彩纷呈。     

图形背景理论关照下的诗歌意象翻译

诗人为了表达其独特的情感和感知,常在诗歌中营造出美妙的意象,成为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象再现的成功与否对于诗歌翻译极为重要。较之其他文学形式,诗歌意象更具有图形背景特征,因此利用图形背景理论有利于加深对原诗的理解,更好地再现原诗的意象,以传达诗人独特的情感和感知。     

中国当代都市诗学的意象考察

分析了诗人在当代诗歌中对都市的抒写;认为诗人对城市建筑意象的集中抒情,表现出其自身的精神取向和价值追求;建筑意象既隐含着抒情者的现代强国梦想,同时也牵涉着诗人诸多细微的私密经验,如时间感、道德感、精神存在感等;这些由混凝土搭建而成的城市辨意系统,丰润并完善着诗人的现代精神谱系。     

诗歌:意境营造与析数修辞

诗歌的魅力源于意境的优美。古往今来,在诗歌意境的营造中,诗人们往往运用一种和析字修辞格相接近的修辞手法,即把数字(语法上叫数词)拆析开来去表情达意或拓展意境。枯燥的数字经过诗人的巧拆善析非但与枯燥的概念绝缘,而且还能在诗歌语言的有机组合中变成诗歌形象里有生命的特殊细胞和美感因素,甚至为诗歌意象增色、意境增辉。概括地讲,诗歌的析数特征有四种:加法析数、减法析数、乘法析数和除法析数。然而,具体在一首诗歌的创作中,诗人们不管运用哪一种析数法都对诗歌意境的营造起到特殊的修辞效果。     

八指头陀诗歌中的梅意象

近代著名诗僧释敬安的诗歌中,咏梅诗占所有咏物诗之冠,有129首,其中直接以梅命题的诗有19首,梅意象出现的频次也最高,有146次,成为其诗歌的第一意象。其咏梅的角度多种多样,主要是通过与其他花木鸟物并举的意象组合的方式,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托物言志,通过抒发对梅的喜爱,表达诗人对在艰苦环境中生存,并塑造魅力人格的追求。     

邓恩诗歌的语言特色及其现代性

约翰·邓恩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诗人，玄学派诗歌的创始人。他的诗歌摒弃了传统的意象，采用了奇特的意象和比喻，独树一帜。通过对邓恩诗歌语言的分析，探讨了其在意象、主题和叙述方式上体现出的现代性特色。     

风格理论视角下诗歌译者风格对比研究 ——以白居易《长恨歌》为例

《长恨歌》是我国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著名的长诗。选取《长恨歌》作为研究文本,搜集《长恨歌》的2 个典型 英译本,自制小型《长恨歌》英译本的语料库。采用Wordsmith 和Readibility Analyzer1.0 等软件对《长恨歌》原诗及英译本语料 从高频词、句长、可读性、意象方面进行实证性研究,发现译者风格受原诗制约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对比研究《长恨 歌》译者风格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英译唐诗,同时对评价古诗英译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锦瑟·日暖·春天之诗

本文对唐诗中大量出现的“日暖”与《锦瑟》全诗的关系进行分析,进一步肯定了《锦瑟》是春天之诗。尤其是李商隐自己在《二月二日》诗中写有“东风日暖闻吹笙”之句,足以证明“日暖”是对春景的描述,与鹃声、冷月同为特定时空的春天物象。作者认为,作为春天之诗,《锦瑟》有着自己不可移易的逻辑线、情感线和生命线,不可任意将其零拆碎摆,掺入种种《无题》之句组合成新的诗篇。     

杜诗《洗兵马》系年平议

杜诗《洗兵马》系年有多种说法,文章针对史料的选用及对文本意指理解的多歧性,比较诸说得失,将该诗放在同期杜诗及其整体语境中重新审视,主张该诗或当作于乾元年春。     

三境诗英译的境界降位

三境诗在审美价值建构上存在差异:物境诗以美、情境诗以情、理境诗以真为其审美价值建构核心。译者如果不能正确辨别原诗境界,英译时就会产生境界降位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情境译为物境,理境译为物境,理境译为情境。文章对降位的原因作出了分析:三境诗追求含蓄内敛、实中藏虚的审美效果,故多使用具有多义性、模糊性、文化性的意象语言,以及隐喻、象征、暗示、典故等修辞手段,三者都会造成对原诗境界的遮蔽,进而造成英译境界降位。      

"只是诗"的诗——李健吾的纯诗批评探析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纯诗”理论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李健吾用“纯诗”观念来评价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展开了卓越的纯诗批评实践。他关于“纯诗”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和魅力等方面加以展开的。这些探讨不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发展，就是对于当下的诗歌建设也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元代乐府诗的入乐问题

元代的乐府诗,无论是旧题乐府还是新题乐府,大都是可以配乐而唱的。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生今之世,无复能辨之者"的文化背景下,元代乐府诗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个奇迹。元代乐府诗所配唱之乐,主要是诗人们(含坊间乐工)创制的"今曲"。因而,"今之曲歌于古,犹古之曲也,古之词歌于今,犹今之词也",就成为了当时诗人们的共识。在这种乐府观念的指导下,元代诗人们无论是于乐府诗还是古诗,大都称之为"歌",即认为其都是可配乐而唱的。于是,元代乐府诗可入乐而歌的现实,与盛行于当时的散曲、杂剧、词体艺术等互相融合,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音乐文学王国"。     

一个沦陷区诗人的生命之维——论南星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

沦陷区诗人南星于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诗歌具有很强的共性,它们具有浓厚的古典主义情调,和谐宁静.而"庭院"一词,作为他诗歌中的常用意象,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这些诗歌内部空间的自足与封闭.而作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特例的<沉忧>则象征着对"庭院内的世界"的突围.它和南星其他诗歌一起,反映着诗人的创作心态和时代语境耐人寻味的关系.     

中国古代诗歌内涵

在远古祖先的心目中,“歌”与“诗”是同一种文学艺术。“诗”是“歌”的内容(文学形象),“歌”是“诗”的表现形式(音乐形象),它们彼此相依、相互融贯,如同语言中词的音和义。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一种歌咏的语言艺术,无“歌”不成“诗”,无“歌”没有“诗”。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诗人”这一称谓至少包括以下内涵:(1)自创并演唱诗歌的人;(2)自创或改编原创作品演唱的人;(3)只创作不演唱的人。而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以激情为血肉、以语言为建构艺术、以歌咏为表演艺术的一种文学体裁。以真情去激荡语言的美化,以歌声去撞击听众的和鸣,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特色。     

试论韩诗奇险意象的艺术特征

"奇险意象"是韩诗内容的主要构成,具有五个显著特征:一、意象创造的主观化;二、意象选择的怪异化;三、意象描写的动态化;四、意象排列的密集化;五、意象组合的叙事化。奇险的韩诗是一种为将来的艺术,在宋代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间要好诗——也谈现代诗歌艺术判断的标准与尺度

诗歌判断既包括诗与非诗的判断,更包括好诗与劣诗的判断。“成立的诗”与“好诗”属两个不同的概念。好诗的第一尺度是：文本之内,表现者本身品质高远——诗歌意象（用以进行表现行为的表现者）和被表现者之间的性质距离遥远而不邻近,让人诗思受触而砰然心动;好诗的第二尺度是：文本之内,表现者自然生成,诗歌意象是特定的语境下有限自由的自然生成,而不是无视语境的无限自由的任意嵌入;好诗的第三尺度是：文本之内,在建立了被表现者与表现者之间不即不离的“A＋远A”结构之后,更有饱满独特的生命体验自然而然地灌注其中,让人精神撼动、情绪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