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

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是城市社区自治的核心问题,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对于促进社区自治、提升社会微观管理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应进一步理顺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完善政治沟通制度等,构建城市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增强社区居委会自治性的基本路径

据我国《城市社区居委会组织法》的规定,社区居委会是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事实上社区居委会成为了政府的附属机构,其行政色彩浓厚而自治性不足,这实质是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的缺位与错位。这种缺位与错位,不仅不能实现城市社区的良好管理,也难以实现城市社区的自治。要改变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缺位与错位的现状,就应该转变城市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并加强社区居委会的能力建设,从而理顺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关系,增强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回归社区居委会的应然角色。     

社区自治:城市社会基层民主的复归与张扬

社区自治是党领导社区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一种基层民主形式。我国居民委员会的发展历程经由了一个从自治组织到“准政府”组织再到自治组织的复归与张扬之过程 ,而构筑社区自治内部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大力推进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创新 ,目前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创新呈现了从“议行合一”体制向“议行分离”体制转换的趋势 ,且“议行分离”体制下社区自治组织架构在实践中诞生了实体型和虚体型两种发展模式 ,其目标指向都是社区自治 ;构筑社区自治外部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在城市基层政府与城市社区之间建立起一种委托—代理式契约关系。     

社会转型视野下国际化社区治理路径探析——以上海市G社区为例

国际化社区是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对外交流扩大与当前城市社区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如何针对其特殊性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典型的国际化社区——上海市G社区为例,以当前国际化社区管理模式为切入点,可以发现传统的“街—居”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及社区组织无力承担社区自治的困境.运用社区治理理念,在基层行政管理与社会组织自治两者之间寻找嫁接点,构建社会代理机制,在政府权力和市场优势之间搭建居民、社会组织、政府三方共建共治的平台,可以成为探索在社会转型视野下国际化社区治理的新路径.     

合作共治: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苏州市平江区社区体制创新探析

随着地方政府体制创新与职能转变.公民社会的发育与成熟必然提到议事日程.城市社区的发展是公民社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社区的健康发展,一定意义上将推动与促进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目前,国内城市社区模式众多,有的从民主角度,有的侧重社区自治,有的强调地方政府服务.其中,苏州市平江区以体制创新为特色的社区建设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苏州平江社区"1 4"体制架构的设想与法理依据,其体制创新的内涵与价值.对于探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路径、配合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形式、尝试地方政府与社区合作共治的治理之道以及充分吸纳社会力量推进公民社会成熟,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社会基础如何形塑城市基层自治——以小区自治为中心

我国城市社会结构正在高速转型,以国家力量和政府行政为主导的基层治理模式面临重大挑战。城市基层治理需要“找回社会”,推动基层自治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社区自治陷入困境的背景下,以小区自治为形态的城市基层自治模式正在兴起,而在不同类型的小区中,居民自治的状况存在一定差异。小区自治的兴起和差异格局表明,公共事务需求、积极分子、社会规模、社会关联度是影响自治生成和运转的基础性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城市基层自治的社会基础,形塑着自治的形态与特征。城市基层自治主要遵循“事—人—空间—关系”的逻辑结构展开,公共事务需求是触发自治的主要原因,以积极分子为主体的主导力量承担着自治的动员、组织和协调,自治单元的社会规模和社会关联始终制约着自治的运转,影响着自治的过程和效果。深入研究城市基层自治的中国经验,不仅有助于认识“自治”这一传统学术命题的内涵与前景,也有助于廓清和发掘基层治理的社会资源,开拓有效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路径。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理念、原则和措施

治理以其主体的多元化、资源配置的市场优先性、权力运行的双向度、政府的有限理性等特点势必取代统治理念而成为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指导思想。从治理的角度看,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遵循政党主导、政府支持、社区自治、循序渐进的原则,要采取转变党和政府的领导方式、落实社区自治权、建立“议行分设”的社区组织体制、建立社会网络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加强以权力为核心的制度文化建设等措施。     

城镇化进程中的西部城乡社区治理与自治类型研究

社区自治是新时期我国基层民主的三大基石之一,可从地域特征将西部社区分为集镇社区、原城镇社区和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三类分析西部社区的治理现状,从经济与民主发展的关系、政府行为对基层自治的影响的角度,可分为政府控制型的象征性自治、政府主导型的渐进性自治和政府放任型的过度性自治三类进行基层民主状况的剖析。西部城乡社区要走上实质性自治之路,就不同程度地对政府下放权力、转变职能、改变领导方式提出强烈要求,所以,社区不仅是接受政府权力“下放”与“回归”的理想选择,而且也是地方政府转变职能、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现实需要。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单元重构——兼对“自治单元下沉”论的反思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点之一,新时代的居民自治面临自治单元转换和重构的议题.社区作为自治单元的传统做法难以有效开展自治,自治单元下沉不一定能够实现自治,还面临着与法律制度的冲突.以社区社团为自治单元,一方面能够酝酿社会资本,再造公共空间,促进居民组织化参与,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另一方面构建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团的法团主义模式,三者相互支持,可以在现行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实现自治与行政的耦合.这一变革构建了网络化、扁平化的自治结构,既具有现代化的自治导向,又可以维系国家在基层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