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革命排满”主张评析

在戊戍变法中以改良为职志的梁启超,1898年流亡日本后,一度高唱“革命排满”主张。因此,郭沫若称他为“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人”。而革命派首领孙中山则斥责他“口谈革命……而为保皇之中坚”。那么,梁启超“革命排满”主张的实质是什么?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略论梁启超新闻文的创作特色

梁启超的新闻文创作为他赢得了"舆论界之骄子"的称誉,同时也是他"文界革命"的主要成果,而他新闻文的主要成就又是他的"新文体"."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从狭义文章学的独特视角对梁启超的新闻文进行全新解读,可以从语体、结构、情感等方面看出梁启超的新闻文创作及其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影响.     

回归还是超越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思想演变轨迹探析

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逐步摆脱了康有为的思想束缚,变得激进,倾向于革命.但是1903年赴美国考察回来,他却主张君主立宪,回归到改良阵营.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孕育者之一,然而1919年游历欧洲后,却逐渐拉开与"五四"人的距离,被认为是回归传统文化.考察梁启超由激进而趋于保守的思想演变轨迹,可以发现其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内涵.他的回归非但不是落后,反而是对中国未来的超前思考.     

更高意义上的回归——1903年前后梁启超政治思想演变轨迹探析

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逐步摆脱了康有为的思想束缚,思想变得激进,倾向于革命.但是1903年赴美国考察回来,他却不支持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主张君主立宪,回归到改良阵营.考察梁启超政治思想由激进而趋于保守的演变轨迹,可以发现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他的回归非但不是落后,反而是对中国未来的超前思考.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散文的发生

处于"过渡时代"的梁启超,在演绎中国现代散文发生的多幕剧中,扮演着一个多有作为的主角。最具有散文文体史意义的是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文界革命"在他这里不只是一种倡议,一种构想,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实践。其要义是内含的"欧西文思"和形制的"流畅锐达"。就具体的文体实践而言,梁启超在论说体散文、新闻体散文和记游体散文等方面都有文体史意义的建树。梁启超在"文界革命"这一时代话题的表达上实现了知与行的协同,使之成为"五四"散文的直接而重要先导。     

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

梁启超青壮年时代是一位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近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其中有些论著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饮冰室诗话》,不仅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倘以1920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分成前后两期(这里是为叙述方便所作的假设,并非梁启超一生文学活动的分期):前期的文论多侧重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索,政治色彩比较浓重;1920年后,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则多属     

非晚清文学“革命”运动否认论

1899—1902年间,梁启超在日本接连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戏剧改良等口号,倡导文学革命,并且引起普遍的响应。从总体上看,梁启超与其支持者所倡导的文学革命,不仅尖锐地批判旧文学,强烈地要求建设新文学,而且具有适应时代需要的、较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产生了一代形式较为通俗新颖的、表现资产阶级意识和社会要求的文学作品。这些理论和作品为社会所广泛接     

应实事求是评价梁启超——《梁启超传》读后感

梁启超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是提倡诗界、小说界革命的新文化传播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日本,虽曾和孙中山联系商议合作,但终于为其师康有为所掣,做了保皇党。辛亥革命之后,他谋位于军阀,站在反动派的方面,反对革命,晚年犹反对共产党。对于他在政治上的反动观点、反动行为,毫无疑问,是应该批判的。然而,梁启超这个人物是极其复杂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政治     

世界国家与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新天下主义

梁启超是最早致力于探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理想的世界秩序原理的思想先知。他以世界历史进化的宏阔视界,将中国史概括为三个时代: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而其将来史,则将由中西文明融合而成新的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揭示了中华帝国由"天下"而"国家"的政治转型趋势。在他的国家进化论中,国家的进化趋势是由古代的帝国主义转变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最终走向未来的大同主义。民族主义时代和民族帝国主义时代虽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未来世界将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仍保留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欧战以后,晚年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阐扬,以及他寄予中华"世界国家"之普世文明理想的新天下主义,正是我们今日建构新世界秩序原理之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泰州学派在江西的流衍及其思想特色

自从王艮在阳明后学中另启泰州学脉之后,泰州之学在江苏、江西广为流播,甚至在学术上出现了两地双蜂并峙的格局.泰州学派中的江西诸子继承了泰州之学面向平民大众的学术取向,他们不仅在良知论、心性论、工夫论及儒学伦理世俗化等方面卓有建树,而且在改良社会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展现出古代知识分子浓厚的社会参与意识,造就了江西"泰州之学"鲜明的思想特色.     

由晚清"小说界革命"到五四"人的文学"--兼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成长

在晚清的社会变革思潮中,梁启超以"小说界革命"为手段开启民智的思考,试图把文学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之后,鲁迅也从强国的角度,提出以摩罗诗警醒民众的"立人"主张,现代意义的"个性解放"引进国门.至五四时期,在反对封建文化的时代浪潮中,"人的文学"浮出水面.这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展现了"现代性"的成长历程.     

梁启超美学:审美至上的"趣味主义"

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丰富多彩,究其核心和相互联系,乃是建立在"趣味"基础之上的有机体系.他肯定审美的"趣味"即情感快乐在生活与艺术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揭示了"趣味"之美的唯心本质、创造来源和风格种类,尤其深入分析了书法、小说艺术的审美特征,并以新的文艺趣味观掀起了"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为其变法实践张目.     

论梁启超的"变"与"不变"--梁启超宪政思想再评说

梁启超宪政思想之"变"主要表现在他对近代中国宪政模式的选择和设计上,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回归君主立宪,走向开明专制,最后拥护共和立宪,这反映了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理性思考 ;"变"的背后 ,"不变"的是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坚持民主宪政、坚持渐进改良道路、坚持国民性改造的一贯主张."变"与"不变", 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因素,为我们今天的宪政建设提供了宝贵启示.     

陈明水在阳明后学中的地位论考

陈明水是王阳明的第一代亲炙弟子,江右王学的代表之一,阳明后学中的重要人物。但是,陈明水的重要地位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陈明水在促进阳明学说的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首先,他与阳明关系亲密,多次得阳明面授,较为透彻地把握了阳明学说,维护了正道。其次,他勤于问学,对阳明"致良知"学说的最终形成有助推之功。再次,他富有创见,丰富发展了阳明学说。最后,他积极传播、推广阳明学说,推动了阳明学说的发展兴盛。因此,陈明水是阳明后学中的重要人物,理应享有应有的历史地位。     

梁启超道德诉求的三次转型

梁启超一生的道德诉求经历了知识—工具—个人修养三次转型,在晚清民初的“过渡时代”,道德失范成为社会转型的一个显著表征.梁启超在传统心性道德的基础上吸纳西方“公德”新知,以补中国社会改造思想之不足；出于对民初政治转型和共和体制建构的考量,梁启超所提倡之“公德”主要是指与政治有关的政治道德、公民道德；针对大学教育工具化、技术化倾向,梁启超重拾儒家和阳明心学的个人修养论,提倡塑造完美人格,以补知识教育之不足.     

梁启超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析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梁启超启蒙思想的重要域外理论资源。梁启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源于严复的《天演论》和明治日本的进化论思潮,其中加藤弘之的强权主义进化论影响尤巨。梁启超深信进化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之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天演之公例"。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在东亚的跨文化传播中被严重曲解,进化论在日本和中国演变为一种主张"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主义更是成为强权主义的符号。在寻求富强的历史情境中,这种东亚版的进化论成为一种激发民族主义和改革意识的启蒙理论,而其在日本则蜕变成一种为军国主义张目的强权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性批判,其对进化论的信仰亦随之动摇。梁启超思想深处的儒家天下主义情怀,使他最终没有追随其日本精神导师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从民族自由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显示了中日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思想归宿。     

一体之治”与“政学合一”——王畿政治思想发微

王畿以四无说、现成良知说,发展了阳明的良知之学,在阳明后学中允称重镇.他在政治方面亦有系统思考,并非乏善可陈.其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一体之治”的思想,基于良知,以无欲为本,明圣学,鼓吹德礼之治,强调即业以成学;其次是“政学合一”的思想,主张以政为学、政在学中、政学不二、心平政平等.     

“梁启超之问”的学说谱系

在清末民初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大辩论中,梁启超洞烛先机,提出了"革命不得共和而得专制"的"梁启超之问",成为当时振聋发聩的声音。梁启超的问题是关于共和政体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种族革命的自然结果是民主共和还是"民主专制"的宏大制度建构问题。其独辟蹊径地探求到共和失败的根本性原因,找到了民初乱局的渊源所在,并尝试用自己的理论学说对该问题作出解答。尽管限于时代,梁启超未能作出完美的理论建构,但时至今日,其所具有的政治价值与理论影响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龙场悟良知 养性在践履——论阳明学的核心与性质

学术界普遍认为:龙场悟道是悟到了"心即理","心即理"是阳明学的核心,这是理论思维的结果.深入考察龙场悟道这一史实,龙场悟道既不是理论思维的结果,也不是悟到了"心即理",而是悟到了良知.在此基础上,可以说阳明学的性质是德性之学,而非如西方哲学一样的智性之学.     

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与反思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对日本的感情经历了由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以日为师,称赞日本为可爱可钦之国,以及辛亥旅日时期认日本为第二故乡,到民初反日、憎日、惧日的转变历程,这一历程深刻揭示了19世纪的大亚洲主义愿景伴随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至20世纪10~20年代之交趋于破灭的现实。总之,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时代缩影,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