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贺乐府诗的复与变

李贺以乐府诗闻名,其乐府与先唐乐府有着明显的复变关系,所谓"复"主要指对先唐乐府优良传统的继承和恢复,"变"则指对它的改造与创新,这集中体现在其诗歌题材的处理、诗旨的提炼、词采的熔铸、意境的创造上,这是他乐府诗取得突出成就的关键。     

论鲍照乐府诗的新变与贡献——兼及“歌行体”与七言歌行诸问题

鲍照是先唐乐府诗史上最具开创性的一位诗人。“拟”“代”旧乐府而独出机杼,确立与完善七言歌行之一途,并致力于对江南流行乐府诗的创作,是鲍照及其乐府诗表现在新变方面最为鲜明的特点。其中,尤以对七言歌行的确立与完善而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正因此,鲍照乃获得了“乐府第一手”的美誉。     

唐后乐府诗的界定与分类

由于历史、文化、审美等多方面的原因,宋、辽、金、元、明、清六朝的“唐后乐府诗”,与传统的“汉唐乐府诗”相比,具有明显的质的变化与不同。从立题名篇的角度来看,唐后乐府诗可分为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新题乐府系由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等所构成,应对各自的界定与类别特点进行甄别与考察。研究唐后乐府诗,不能以研究汉唐乐府诗的眼光进行审视。日本学人松浦久友提出的“非乐府歌行”说,与唐后乐府诗的实况严重不符,不能用以界定唐后的“乐府歌行”。     

郭茂倩与《乐府诗集》的乐府批评

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乐府诗,上起陶唐,下迄五代,是一部集大成的乐府诗总集。其5000馀首乐府诗,主要由“前乐府”与“汉唐乐府”两大类构成。在批评形式方面,《乐府诗集》集“整理类批评”、“选择类批评”、“题解类批评”、“品第类批评”、“专论类批评”于一书,是乐府诗批评在宋代进入更加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其中,最具成就者,为“专论类批评”与“题解类批评”。郭茂倩在《乐府诗集》的分类方面,因存在着种种错误,而为后人多所指责与非议。     

杨维桢与铁崖古乐府——兼与李白古乐府比论

古乐府是乐府诗史上最悠久的一种乐府诗,自唐代始,历代均有所发展与变化。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的数量之多,创作之富,均盛况空前,无人可比。杨维桢的“古乐府”,是一种广义的古乐府,即其除以先唐旧题创作的旧题乐府外,主要为自创新题的歌行类乐府以及竹枝类乐府等。诗本情性、袭用唐人新题、用吴才老韵,是铁崖古乐府内涵特征的具体表现。在宗唐复古方面,杨维桢以师学李白其人其作为能事,故二人的诗歌主张、人格精神等均较为近似,因之,其“古乐府”在风格、气韵等方面,受李白乐府诗特别是古乐府的影响较为明显。     

论王维的乐府诗

王维现存乐府诗共103首,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在这两大类乐府诗中,又有古体乐府与近体乐府之别。王维的古体乐府,以五古、骚体与七言歌行最具代表;其近体乐府的体式之多与数量之众,连“诗圣”杜甫也难以与之并论。从新题乐府的角度而言,王维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创作新题乐府的诗人,并对杜甫、元结、元稹、白居易等人产生着较为直接的影响。王维乐府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大都属于“乐章”的范畴,即能入乐歌唱而成为歌诗。     

虚构的世界——论乐府诗的一个重要特性

在中国传统诗歌中,乐府诗历来被看成一种独特的诗体。《文心雕龙》于“辨骚”、“明诗”篇外,另标“乐府”篇;《文选》于“骚”、“诗”外,另立“乐府”门;《文苑英华》于“诗”门中,分出“乐府”类。故明胡应麟《诗薮》云:“世以乐府为诗之一体。”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乐府诗与其他体类的传统诗歌的区别在哪里?历来论乐府诗的特性,首先都从音乐方面着眼。但创始的乐府古辞固然都曾合乐歌唱,然自魏晋起,文人拟作的古题乐府已大多“无诏伶人,事谢丝管”(《文心雕龙·乐府》),唐以后文人自创的新题乐府更是“未尝被于声”(《乐府诗集》卷九十)。因此,在大部分乐府诗主义而不主声的实际情况下,音乐性并不能代表乐府诗的总体特性;乐府诗应该还具有自己的文学特性,否则就不可能在传统诗歌的百花园中争奇斗艳,历千年而不衰。不少研究者已指出,中国传统诗歌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相应地较不发达,而乐府诗却较多叙事诗;与叙事性相应,乐府诗多采用铺叙、对话等手法;乐府诗的语言也较朴素自然,不事雕饰。除了这些特性外,笔者认为,乐府诗还有一个尚未为人拈出的重要特性——虚构性。一般的中国传统诗歌具有纪实的、非虚构的特性,而绝大多数乐府诗所处理的,却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本文即拟从这一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     

歌行体之范围及选材与命意

“歌行”有广、狭二义。广义之歌行泛指唐以前以“歌行”或“歌”、“行”命题的乐府诗,故可连称乐府歌行。狭义之歌行又称七言歌行,特指唐代及以后文人按照乐府诗的风格创作的,具有和传统乐府相似的诗题,但又不用乐府古题的七言或兼有七言句的杂言古体诗,它是由古乐府发展而来的一种诗体。“选材豪劲,命意深远”是歌行体在题材及思想内容方面的特征。忧国忧民是歌行体经常表现的主题。对宇宙人生的理性思考是歌行体的另一主题。     

元代乐府与铁崖本色

元代的乐府诗创作,是乐府诗史上最为繁荣发达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乐府诗的创作队伍主要由少数民族诗人与汉民族诗人组成,二者的人数之众,作品数量之多,在乐府诗史上均盛况空前。乐府诗之于蒙元一代,不仅进入了高贵典雅的“应制”行列,并且于元末还由杨维桢等人掀起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创作高潮。在这一创作高潮中,杨维桢既以1227首的乐府诗之量成为了乐府诗史上产量最高的一位诗人,又因此而形成了其“铁崖乐府”的本色特征。     

唐后乐府诗与音乐的关系

兴盛于唐代白居易时期以“忧黎元”、“补时阙”为主的新乐府，虽然“可以播于乐章以歌曲”，但由于其内容不符合唐廷“新词”的标准，故其实“未尝被于声”。这一实况的存在，是导致唐后特别是两宋以关注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的乐府诗全然不能“歌曲”的最根本性原因。而另一方面，由于“乐府音节，自宋已失传”的实况，使得唐后其它类别乐府诗的入乐也大都无乐谱可凭藉。但唐后的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宫词类乐府，却都是可配乐而唱的。这些乐府诗之所以可入乐者，主要是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以里曲代为，二是创制新曲，三是套用其它曲调。     

乐府始置刍议

乐府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乐府源于何时却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为官署的乐府和作为诗歌形式代指的乐府这两层意义应该剥离开来,武帝立乐府实际上是乐府诗兴盛的标志。     

宋人的乐府观与乐府诗创作——前者以宋人三部总集为例

姚铉《唐文粹》、李昉等《文苑英华》、郭茂倩《乐府诗集》三部宋人总集,均对汉唐乐府进行了关注,其中尤以《乐府诗集》共12大类5205首乐府诗之量,而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但三部总集在对唐人乐府诗的收录方面,却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表明姚铉、李?、郭茂倩等人对于"乐府"的认识并非一致,更有甚者是模糊不清。宋代的乐府诗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新题乐府又有即事类乐府、宫词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之分。宋代诗人创作乐府诗不在其乐府诗题中冠"乐府"或"新乐府"字样者,既与其没有这种创作习惯相关,又与受李?等人于《文苑英华》中之模糊不清的乐府认识有着一定联系。而此,即构成了宋代乐府诗的一种特殊性。宋代的乐府诗还具有可配乐而唱的特点。     

李东阳《拟古乐府》新变——兼论对明清咏史乐府的开启

明代著名诗人李东阳作有《拟古乐府》101题101首,学界大多以古乐府评之.其实李东阳创作乐府诗的初衷、乐府诗命题与选材、诗歌的音乐性与体式,以及在时人心中的评价都清楚地表明,其拟古乐府诗的实质为新乐府,非传统意义的古乐府.名为"拟古",其实为"新".李东阳《拟古乐府》不但较唐代元白以诗讽谏天子、写当下史有进一步开拓,而且真正开启了明清乐府咏史创作的先河,乐府诗从汉到清这一发展脉络因之清晰而完整.     

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与特点

明代初期的乐府诗创作,既受元末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崖乐府诗派"的影响,又有着其自身的特点.从乐府诗的类别而言,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主要是集中在"古乐府"、宫词类乐府、旧题乐府三个方面,并因此而形成了三股创作潮流.明初的"古乐府",主要是指"杨维桢式"的古乐府诗,其中既包含着旧题乐府,更多的则是一些"自创新题"的新题"古乐府".因"宫词事件"而兴盛于皇族的大型连章体<宫词>,成为了明初乐府诗创作中的一道奇观.从复古的角度进行旧题乐府的创作,并使之具有即事性、讽喻性等特点,是明初乐府诗创作的又一道风景线.     

“汉音”多合乐,“魏响”渐离乐——“三曹”诗歌与音乐之辨

曹操是在旧乐曲的基础上创作新歌辞,其乐府为依曲填辞,与音乐关系密切,犹“汉音”;曹丕在创作上将音乐与文学并重,具有“汉音”向“魏响”过渡的性质;曹植乐府诗在曲、题、辞三方面均有革新,部分作品完全脱离音乐束缚,完成了乐府歌辞向乐府诗的转变。“汉音”多合乐,“魏响”渐离乐,“三曹”诗歌创作与音乐的关系变化凸显出魏晋文学的自觉过程。     

唐代叙事诗繁荣探微

唐代叙事诗的繁荣实质是乐府诗兴盛的结果,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量诗人创作了为数众多的经典乐府叙事诗。在中唐由白居易、元稹提倡,一大批优秀诗人积极参与,形成了乐府诗创作的高潮--新乐府运动。唐代乐府诗作多以反映社会现实的叙事诗为主。唐代诗文对六朝文风的反拨、向汉魏风骨学习的复古文学思潮以及歌行体的完善促进了乐府叙事诗的繁荣。     

齐梁乐府下萧统和刘勰的乐府观

南朝乐府诗的创作可谓达到一个鼎盛状态,《文选》与《文心雕龙》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诗文选集和理论著作.《文选》在"诗"大类下又设"乐府"类,书中对乐府诗的选录反映了萧统本人的文学好尚;《文心雕龙·乐府》是在乐府诗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理论专论,其关于乐府诗演变的论述清晰地反映着刘勰个人的乐府观念.结合萧统和刘勰的经历及所生活的齐梁时期的乐府制度与文学风尚,可以窥探两人的乐府观.     

汉武帝时期的乐府制度及对乐府诗歌创作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是乐府大规模发展、乐府诗创作兴盛的时期。在乐府发展史上,汉武帝有着极大的贡献。在他的倡导下,乐府这一不太受人重视的音乐机构成为汉代政治生活的主体,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乐府制度。同时汉武帝亲身躬行,创作了大量以祭祀为中心的乐府诗。在汉武帝的带动下,有许多文人参与创作乐府诗,乐府诗的创作逐渐走向繁荣。汉武帝时期的四十八首乐府诗,其主体是祭祀乐歌,与汉武帝的乐府制度以及其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相一致,还有一些是文人直抒胸臆之作和各地民歌、民谣。     

木兰诗评注

《木兰诗》叙述了女英雄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是我国古代一首著名的民间叙事诗。选自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该书共一百卷,分十二类,辑录了汉魏至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歌谣,是收罗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总集。乐府是古代管理音乐的机构,汉武帝时开始设立,它的具体任务是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和采集歌辞。乐府所采集、创作的乐章和歌辞统称为“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唐以后,凡能入乐的诗歌和仿效乐府古题的作品,甚至宋元词曲(因为合乐)也称为“乐府”。     

《玉台新咏》与乐府诗

研究《玉台新咏》时，《玉台新咏》与乐府诗的关系是容易受到忽视的一个问题。本文以步武《玉台新咏》的《玉台后集》为切入点，研读《玉台新咏》序文，考察齐、梁、陈、隋、唐等朝乐府职能，进而从文艺理论和历史事实诸方面了解徐陵编撰《玉台新咏》的背景，通过统计其中八类乐府诗的数量，总结出选择、删定这些乐府歌辞的标准，说明徐陵编撰《玉台新咏》既是为宫体诗张目，又以乐府诗为掩饰，体例基本统一，意图较为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