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协商对话是党的又一基本领导方法

1987年初以来,社会上许多单位的领导同志用社会协商对话(民主对话)的领导方法,解决了领导工作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党的十三大把它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理论上对它的意义、作用和基本原则作了深刻的阐述。看来,社会协商对话,既是我国的现行民主制度,又是当代新型的一种基本领导方法。社会协商对话有三种类型:一、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对话,即领导者个人与本系统的广大职工群众或是上级领导者与下级群众之间的民主对话;二、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对话,即组织对组织、部门对部门、企业对企业、集团对集团之间的协商对话;三、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对话,即个人之间的会晤、     

协商对话——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途径

在改革开放形势的推动下,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开始的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活动发展很快,其影响所及已经不单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和方法的改进,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各级领导机关要把搞好社会协商对话作为领导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去做。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十三大精神的指引下,不同层次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协商对话活动方兴未艾,必将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发挥愈益明显的积极作用。     

浅析行政处罚的协商履行

行政处罚的协商履行制度是一种全新的行政处罚理念,强调行政主体在依自由裁量权对相对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与相对人对话、沟通、协商,最后以协商结果为基准做出行政处罚决定。该制度的优点是:能够减少处罚过程中的对抗与冲突,避免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加速处罚决定的履行时间。该制度未得到我国法律承认,理论研究也相对较少,但在行政实务中却普遍应用。     

略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正> 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要在我国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这作为目标,还只是刚刚公开树起;作为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新任务,只是刚刚着手完成。在全面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必然性在哪里呢?这种制度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居于什么地位?建立这一制度必要、紧迫到了何种程度呢?本文试图从这些方面对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加以论述。一、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必然要求     

浅析行政处罚的协商履行

行政处罚的协商履行制度是一种全新的行政处罚理念，强调行政主体在依自由裁量权对相对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与相对人对话、沟通、协商，最后以协商结果为基准做出行政处罚决定。该制度的优点是：能够减少处罚过程中的对抗与冲突，避免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加速处罚决定的履行时间。该制度未得到我国法律承认，理论研究也相对较少，但在行政实务中却普遍应用。     

民事诉讼第三种裁判模式：共识性裁判及形成基础

共识性裁判强调案件的裁判不能仅仅体现裁判者单方面的意思,而是要求在裁判法官与诉讼当事人之间建立有效的对话沟通机制。这种对话沟通机制要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对话博弈为主要内容,通过当事人双方和法院构成的共同体来协商运作。各主体间主要是使用对话的形式进行沟通和协调,通过主张、辩驳、质疑、论证、修正等行动,最终形成共识。共识性裁判主要是以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罗尔斯的“重叠共识”以及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作为理论基础。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对话沟通机制来达成各参与主体都愿意接受的共识。     

对话协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核与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当今中国所处的时代方位,放眼当代世界发展大势,是一种全球治理新理念,是为人类文明发展提出的新方案。这一方案的内核与特质是“对话协商”,即遵循“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对话协商理念,建设“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对话协商伙伴关系,建立“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的对话协商沟通机制。     

基层群众自治实践与制度建设思考——以上海市三会制度为例

制度建设和基层群众自治的实践活动是相辅相成,有机地统一于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本文以上海市三会制度为例,分析和探讨了基层群众自治实践与制度建设的创新.评议会制度、协调会制度、听证会制度三会制度是上海市在探索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与完善的,它有效地解决了居民区内的许多棘手的现实问题,是上海市社区基层民主实践的一种创造,极大地丰富了全国基层群众的自治实践.三会制度以居民直接参与对话、协商的形式,进一步扩大了居民群众的制度化参与和公共交往的行为,促进了社区居民自治,增强了社区居民的认同感,推动了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共同体的形成.     

浅论新闻传播工具在社会协商对话中的作用

社会协商对话,是在改革开放全面深入的形势下,正确处理和协商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的有效措施,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有效方式。因此党的十三大把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提了出来,赵紫阳同志还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明确指出:“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把它作为领导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去做。要进一步发挥现有协商对话渠道的作用,注意开辟新的渠道。”我国现有的社会协商对话的渠道很多,如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群众团体的     

政治沟通视角下的基层协商民主路径

政治沟通及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是影响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当前,强化多元主体的政治沟通,对于国家在政策制定、权力规制与社会稳定层面实现协商民主的基本意涵,具有重要价值。为此,在基层治理中以政治沟通为核心推进协商民主构建,需要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制度吸纳能力的提升,以及有利于沟通的政治文化与理性思维的培育。     

社会协商制度的结构性变迁探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社会协商制度的选择受宏观制度环境主导，其相关的政治变量，包括新理念、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等因素与这一制度之间不仅构成一种序列结构，而且与其他制度之间也存在着相似的序列结构。该序列结构嵌入社会协商制度安排，使其行动者及相关行为主体与社会协商制度的互动呈现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态势，在某种程度上阻碍抑或促进社会协商制度的执行。因此，应从发挥党在社会协商中的保驾护航作用、确保社会协商的法律地位、营造社会协商的文化氛围三个层面探索社会协商制度的创新，以期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建构“公民—民族—宗教”间的“叠合认同”——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为例

宗教对话是宗教界、学术界开展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以及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沟通、交流的活动。一般而言,宗教对话可分为教内对话、教际对话、圣(宗教)俗(社会)对话乃至宗教交往几个层面。本文所论耶伊对话,在强调宗教教义对话层面或宗教组织之间沟通活动的同时,亦特别关注以宗教信徒的行为及其所构成的交往关系,注重宗教之间交往互动的社会形式,注重考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交往的可能性和社会空间。在此基础上探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交往的社会及公共性特征,建构一种与宗教对话并行不悖的"宗教交往论"。最重要的是在民族与宗教信仰方式之间建构和重构国家认同、公民认同、民族与宗教认同,将三种认同叠合在一起,同时又不丧失任一认同的固有特征,成就一种"公民——民族——宗教"之间的"叠合认同"方式。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政治价值和制度化建构

协商民主的实质是为广大公民参与公共政治和社会治理提供广阔渠道和制度平台.在当代中国,发展协商民主,对于沟通多元化政治价值诉求,形成民主政治发展合力,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对于适应社会成员平等性政治价值期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对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政治生态协调和谐,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对于实现由制度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尤其具有极其广远的政治意义和政治价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关键在于使协商民主制度化.要坚持人民民主、平等对话、多层推进、和而不同、和谐共进等基本原则,着力推进政党协商民主制度化、国家权力机关协商民主制度化、国家行政机关协商民主制度化、社会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大众网络协商民主制度化,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制度化建构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     

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制度思考

政府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选择.公众参与程度较低,政府决策公开征询不利,是我国当前政府决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缺乏公众参与的利益表达和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机制是造成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为此,培育社会利益群体组织化的参与模式,建立公众参与的利益驱动、表达机制;同时将协商民主引入政府决策领域,确立政府决策中的对话、沟通制度是实现我国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根本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美德研究

作为多元社会中国家治理的艺术,协商民主与美德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协商民主不仅是不同主体间沟通和对话的形式,更是不同主体培育和实践美德的重要载体。社会主体的美德决定着协商民主水平的高低和品质的优劣。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为弘扬政党伦理和建设公民道德提供了有利且重要的渠道。但是,协商民主的异化会压挤美德的生存空间,戕害美德的形成与发展,酿成美德风险。     

中国协商民主:制度框架与现实境遇

中国的协商民主有别于西方的协商民主思想,但中西的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含有共同的核心价值。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周恩来为中国协商民主设计了合理的制度架构:平等合作的政党间关系、组织化的对话平台与体制内的政党监督,这种制度设计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架构。但早期的协商民主制度设计源于执政党的政治自觉,存在着国家主导而缺乏社会参与的弱性。现实中国的协商民主推进需要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力量。     

重思邻避困境的风险沟通与治理问题:基于核电的讨论

如何赢得民意和社会许可已经是目前国内核电风险设施选址过程中的主要障碍。而要破解该难题,我们既需要在微观层面针对潜在风险承担者的利益补偿,针对风险感知差异之重点群体开展理性沟通和共识协商,同时也更需要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化措施来缓解社会不信任,将我国在环评和社会稳评等风险沟通领域的相关制度安排落实为具体实践,并突破结构性障碍,在风险协商治理方面创新政治过程和制度,以制度的确定性来适应,甚至控制技术风险的不确定性。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现状与问题

三方协商机制是多元社会中协调劳资双方利益冲突的一项基本制度,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也是国际劳工组织长期推行的国际劳工标准之一。三方协商机制在今日的中国具有其他制度无法取代的作用。我国虽然已经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建立起了协调劳动关系的三方机制,迈出了走向社会对话的第一步,但其作用受到了普遍质疑,仍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     

我国政治协商两种基本形式的区别与联系

我国政治协商具有两种基本形式,即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政党协商是当代中国各政党间的党际协商,政协协商是当代中国社会各界公众代表层的社会协商,二者在协商的主体、协商的路径、协商的时间和协商的具体形式等方面有着各自较为鲜明的特色,但二者协商的目标是相同的,协商的客体是相似的,协商的主体是平等的,并且都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前提,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基础,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两种协商形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话机制——兼论政治文明的养成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总是对立统一的,两者在对立中进步,在统一中发展.但历史证明社会与国家之间也屡屡出现过不能良性发展的时期,致使国家遭遇挫折,社会蒙受灾难.现代政治文明不排斥社会与国家的对立,但更崇尚两者进行良性的和平对话.这种良性对话需要一个平台,需要一种制度,在我们中国这个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制度,这项制度为社会与国家的理性对话、良性对话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有利于政治文明的养成.但这一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