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当代西方史学的重大影响

１９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与政治信仰由于各种原因而受到攻击与冷落。进入２０世纪，随着传统史学弊病的日益暴露以及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对马克思正确判断的验证，特别是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建立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西方最大的史学流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当代西方史学的影响表现在：一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遗产对西方史学界普遍产生了影响，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他们思维方法的一部分；二是西方每一国家的史学界都形成了一支稳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     

年鉴学派的新史学理论与教育史学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年鉴学派,在与实证主义史学的较量和争论中,克服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种种弊端,形成了与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范型存在明显区别的新的史学范型.这一新史学范型,不仅为教育史学新领域的开拓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而且为教育史学研究中正确处理教育史学研究的“客观性”与教育史学研究者“主体意识”的作用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同时,年鉴学派所构建的以“历史时间”为核心的叙述体例和他们所倡导的以“问题史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为教育史学研究及其方法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孚雷反对索布尔——试论法国大革命史学史上的一段论争

自1965年起,以弗朗索瓦·孚雷为代表的法国大革命修正史学与以阿尔贝·索布尔为代表的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展开了长达三十年的论争.这场论争具有鲜明的法国特色:孚雷并不单单纠缠于细枝末节的观点,而是直击传统史学的史观和方法论,并提出了一种替代性解释方案;孚雷以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为制度依托,抨击的是传统史学以巴黎一大为基地的制度性霸权;孚雷力图解构传统史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暖昧关系,质疑的是历史学的客观性问题.这场论争对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不论是传统史学还是修正史学,均借此推陈出新,拓展了研究视野.     

新时期史学性质问题的“分层思考”

新时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在有关史学性质问题的探讨上,从何兆武先生的史学"二分法"到张耕华教授的史学"四分层",这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关于"史学本质"问题"分层思考"的研究模式,从而体现了新时期我国史学理论研究思想开始走向成熟。将"分层思考"与"回归史学实践"相结合的史学"元问题"研究思想无疑是一种符合实际且有效的新思路,对开拓富有特色的史学理论研究新路径具有更多的学术意义。     

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傅斯年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史料学派”的创始人,其“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对近代史学的发展影响甚大。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一直是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主要体现为傅斯年史学思想来源研究日趋深入,史学思想内容研究日趋完善及史学思想评价的日趋客观。来源方面,学界摆脱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仅受到西方兰克史学的影响的单一认识,认为其史学思想的提出与西方其他史学思想的影响也密不可分;内容方面,纠正了以前对“史学只是史料学”的片面认识,从而更为全面地认识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评价方面,更为客观地分析了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但是,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就整体而言仍显薄弱,主要表现为论著的相应缺失和论文质量的尚需提升等。     

史学理念之重建

史学研究什么是“史学对象论”,史学关心什么是“史学理念论”。史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心人 ,而是关心人所特有的命运 ,正是这种关心才构成了史学理念 ,体现了历史学的人文境界。关心命运是历史学的一种情怀 ,这种情怀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性质。史学理念一旦形成 ,历史学就会以前所未有的热忱和勇气去关注人类历史上的种种不幸、灾难、悲剧和罪恶     

社会学与章节体: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晚清民初文明史学理论的构建之一

在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上,文明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区别在于:用社会学的观点研究历史并在叙述上采用“史论体”,用因果分析法探讨“历史之性质”与“历史之精神”并在叙述上采用章节体;倡导科学的质疑法和地理环境决定论。其中最重要的使用社会学理论和“章节体”,这可以说是现代史学诞生的主要标志。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史学界拨乱反正,经过对建国以来史学的认真反思,在理论上正本清源以后,展开了对历史学自身理论和方法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史学理论和方法呈现出多元化,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史学学科的多样化,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又一大趋势;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大量介绍、研究和尝试运用,与国际史学界学术交流的加强,中国史学开始走向世界,迈向国际化,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第三大趋势.     

近20年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虽然后现代史学作为"姗姗来迟的不速之客",一开始"在中国历史学家中并没有得到多少惠顾",但随着后现代史学提出的问题越来越难以回避,进入新世纪以后,有关后现代史学的探讨逐渐显现沛然莫之能御之势.专题论文研究、系统的专书研究、大量西方后现代史学著作的迻译是后现代史学输入的三个层面.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具有解构和重构两重意义,也意味着"全球化"趋势对中国历史研究影响的加深."新社会史"的方兴未艾,标志着在世界史学大合唱中,中国史学已经在担任着一个声部的表演.     

学术史思维与时代性意识——论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源流、路径及意义

学界对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歧在于对史学“娱乐化”（作品）的理解与接受,辨证该问题需从中国“通俗史学”自身的发展史及其学术功用之实践入手。从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渊源来看,其历程至迟于唐代已开始,这个历史过程可以20世纪初“新史学”的提出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通俗史学”普及历史知识、延伸正统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看,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以通俗历史读物等简化正统史学的形式为主,一条以讲史等娱乐性活动的形式为主。历史地看,两条路径下的史学“通俗化”发展均促进和实现了历史意识及史学意识的深化,延伸了史学本身在教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当下的“通俗史学”研究应以时代意识来重新定位史学“娱乐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