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新民歌运动再评价

在我国当代诗坛上,五八年大跃进诗歌得到的褒奖可谓空前绝后了。当时文艺界一致公认它“开一代诗风,”是“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开拓了诗歌发展的新道路”,是“新时代的新国风”,等等。对于这种言过其实的评价,二十年来却很少有人敢于提出异议。只是由于三中全会后中央对五八年的“大跃进”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人们才开始对上述看法提出疑问。我们认为:一九五八年的“新民歌运动”从总的倾向来看,不是一场民歌运动,而是一场违反艺术规律的“诗歌大跃进”,它对我国新诗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二十年来,     

新诗发展的方向

1958年随着生产战线上工农业的大跃进,文艺战线上也掀起了一个大跃进的高潮,在文艺战线上首先用排山倒海的气魄,象春雷一样震撼了整个文艺界的就是新民歌的涌现。 “新民歌”过去我们经常叫做大跃进民歌,不过随着劳动人民诗歌运动的展开,我们在这些作品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倾向,新的萌芽,单纯地说是大跃进民歌,似乎不能夠概括它的全貌,所以我们改用了“新民歌”这个名称。因为在这些民歌中一方面充分地反映了在大跃进中的粮食大丰收、钢铁大增产、人民公社大发展和反对阶级敌人和帝国     

谈新民歌中的“二结合”——兼为一九五八年民歌一辩

一九五八年民歌曾揭开了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这些用“钢水稻花”谱成的新民歌,努力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下简称“二结合”),生动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崭新生活,英雄业迹和远大理想,以一种强烈的艺术力量,激励着人们的斗志;同时,又以它顺口、易记、有韵、能唱的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开创了新诗风,促进了新诗的发展。应该说,五八年民歌还处于初创时期。它在运用“二结合”以及走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上,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实践。这就     

1958年新民歌运动述评

1958年,中国城乡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人人写诗,处处赛诗。应该说,这场新民歌运动是大跃进的一部分,是文艺大跃进的具体表现之一,又是大跃进的鼓乐手,以民歌的方式宣扬跃进行为。在内容上,新民歌一方面竭力歌唱各条战线的跃进形势以及群众的劳动豪情,另一方面歌颂党、领袖和新中国。     

写什么,怎么写,写得怎样——大跃进民歌再认识

“大跃进”新民歌运动是中国当代文学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它的评价,几十年间反差极大。今天重新认识,应避免对复杂现象的简单化处理。从“写什么,怎么写,写得怎样”三方面切入进行综合分析发现:新民歌的确是一场政治造诗运动,违背了文艺创作规律,同时,它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艺术表现上也并非一无是处,全盘否定是不公允的。     

激情癫狂：1958年新民歌的理论话题

本文详细梳理并考察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的理论问题。包括其兴起的历史文化语境;新诗发展走古典和民歌相结合的道路问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一个重大策略:重新评价“五四”新诗传统。不但把这些问题作为诗学问题来对待,也把其作为历史权力控制的欲望来处理。     

论新民歌运动的历史特征

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发起的一场全民性群众文化实践。作为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战线,新民歌运动实践着为大跃进呐喊的使命和重任,这是一场全民政治狂欢。新民歌运动与工农业生产紧密结合,新民歌内容具有政治倾向性,它调动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通过政治宣传实现了为大跃进服务的使命。     

为什么說新民歌是共產主义文学藝術的萌芽——中文系三、四年級“当代文学評論”課堂討論总結

为什么说大跃进以来出现的新民歌是共产主义文学艺术的萌芽呢?根据同志们的意见,和自己学习后的一些体会,可以从四方面看: 一、“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时代唱什么歌。”新民歌是我国社会生活中共产主义萌芽生长壮大时代的歌标誌着我国文学艺术进入一个新时代的新民歌,最先出现在1957年底和58年初。新民歌在这个时期开始大量湧现,决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从去年年底到现在这一段时期内,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具有根本性的变化。而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新的民歌,才     

新民歌运动:激进现代性的文化表征

新民歌运动表征着中国现代性建构实践的激进化,在新诗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旨在建构优越于西方现代性的民族文化并真诚地借用"古典"和"民歌"的形式,结果却在规范与规训的双重作用下,于一体化认同建构过程中形成对世俗现代性的渴望与追求同审美现代性的极度缺失的强烈反差,从而走向对真正意义上的古典和民歌的自反性否定。对新民歌运动及与之相关的17年文学的研究存在反二元对立、重审现代性、回归历史等三种批评角度,批评的异响本身暗示着17年文学貌似单纯的现象背后的深刻复杂性。     

作为文学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人民群众自觉或非自觉地参与的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曾经被文化艺术工作者看成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这场文学运动不仅是1958年文化大跃进标志,也是一个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繁荣的标志.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与反思"新民歌运动"中出现的大量的诗歌作品时,我们发现这些"挤倒高山填满河"的新民歌是一种非审美的写作.意象创造的政治化使得各种政治术语充斥于作品之中;以概念化的情感把握代替了写作者由境而生、与象相成的审美的形式创造;在社会及人生理想的展示上更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最终也导致了理想抒写的情绪化.当独特的意象创造、自由的情感表达和真诚的理想抒写完全消解于政治话语中时,新民歌也就失去了民歌应有的魅力和文学应有的审美特质.     

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

“大跃进”运动作为特定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种历史性“创造”,它的发生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原因,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给予历史结局总的影响的结果。国际环境的压力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是“大跃进”产生的政治心理原因;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多种发展模式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客观选择是“大跃进”产生的经济原因;摆脱苏联束缚,走自己的路与自身建设经验的不足是“大跃进”产生的认识原因;毛泽东过分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是“大跃进”产生的思想原因;国家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的形成是“大跃进”产生的体制原因     

中国新民歌与传统民歌之比较研究

中国的民歌历史悠久,它以优美的旋律闻名于世,沿着历史的脚步被流传下来。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创新和引领时尚已成为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和新的生活理念。然而在民歌领域里,传统的民歌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已经听得乏味,一部分演唱家在原有传统民歌唱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流行元素,把歌曲演绎时尚化了些,符合和迎合了大众的听觉审美习惯,并被大众所接受,于是我们把这种民歌叫做"新民歌"。新民歌的出现使得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得到了满足,新民歌已经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黄村人民公社王立庄新民歌调查报告

王立庄是黄村人民公社的一个村庄。黄村人民公社是北大哲学系下放的地区。王立庄的文化革命,新民歌运动都有出色的成绩。哲学系派出了一个十个人的调查队。这是我们集体写出的关于民歌的一个调查报告。     

茅盾与关于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

茅盾在 5 0年代末到 60年代初关于中国新诗发展道路的大“讨论”中所发表的意见 ,乍看似乎是赞同“权威观点” ,其实却是具体地阐明了自己正确的看法。他认为 :中国新诗不能局限于以民歌与古典为基础 ,而要同时学习外国 ;民歌体在百花齐放的诗坛应占相当的位置 ,但不能排斥而要鼓励其它诗体 ;“五四”以来的新诗虽有缺点 ,但成绩显著 ,有宽广的前途 ;域外的现代主义诗歌经过筛选、改造 ,在艺术上可供我们创新的借鉴。这些见解在当年是最富于真理性的 ,应该被载入当代文学思潮与诗歌发展的史册     

盐阜民歌浅探

盐阜地区历史悠久,生活在这里的广大人民群众,创作了许多民歌。其中有传统民歌,有反映人民革命斗争的新民歌,还有相当数量的说唱牌和器乐曲。从体裁上看,有山歌、号子、儿歌、爱情民歌、诙谐民歌等,其中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纯属劳动和日常中歌唱性的,这些民歌多半短小、朴实,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诸如“五更调”“四季词”“谈媒调”“剪剪花”等等。二是说唱性的民歌,这类一般比     

论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方法(上)

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是毛泽东倡导的创作方法,同时也是他的诗词主要采用的艺术方法。毛泽东首先明确地提出“两结合”,是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在谈到新民歌时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同年5月,他在党的八大二次     

驳斥所谓“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

一九五八年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和鼓舞下,全国人民,个个斗志昂扬,人人干劲冲天,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如万马奔腾,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时局面。正当全国人民为自己的成就欢欣鼓舞继续跃进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抹煞事实,向羣众大泼冷水,恶毒的攻击     

作为历史文本的大跃进民歌

大跃进民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及文艺界的推动下,通过动员群众而创作的。它首先是文学文本,同时也是历史文本,它产生于"大跃进"的年代并构成了解读"大跃进"的重要材料。大跃进民歌的创作具有政策指向性,传播具有规模性,同时情感流露具有浪漫性。这些都是大跃进民歌的历史性特征。通过对大跃进民歌文本历史性的考察,可以看到大跃进年代文化的运动机制以及大跃进民歌本身的历史悖论。     

扬州传统民歌与扬州新民歌的比较研究

本文运用比较法对扬州传统民歌与扬州新民歌从题材、音乐形态以及传播渠道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揭示了扬州传统民歌与扬州新民歌因同源而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时分析了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改善，扬州传统民歌与扬州新民歌又存在着各自独特的艺术内涵。     

社会史视域中的延安“全民性”文艺建构

社会学的阶层论是阐释延安民间文艺结构的线索。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与变异性是民间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共性”特征,由此为会党民间文化注入先进性。在民歌实践上,集体性引导了延安新民歌的大众化方向,口头性回归了民歌的音乐本质,以“活文学”之“源”实现民歌的创造性转化,而对“秦风”的传承与变异则是延安新民歌发生的历史维度之“流”。理论上,民俗艺术的“全民性”形成了“民族形式”的社会基础,实现了新生活艺术与“旧传统”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