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犯罪结果

犯罪结果在定罪中的意义表现为 :犯罪结果是部分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一切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 ;法定犯罪结果发生与否是区分犯罪既遂或未遂的客观依据 ;犯罪结果因其与法条竞合、牵连犯的密切关系而影响行为的罪数。犯罪结果从客观方面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 ,是量刑的重要根据。     

经济刑法中的犯罪数额问题

重视定量因素是我国刑法的一个重要特征。〔1〕在我国1979年的刑法中,便已有“数额”的规定,从而使我国刑法学界开始了对“数额”的讨论。但不论是79刑法还是97刑法,不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一系列《补充规定》或《决定》还是相关的司法解释,迄今有关于“数额”的确切含义尚     

犯罪转化论要

行为具有动态变化属性,具有转化的联系,这决定了犯罪转化的存在空间。行为本体意义上的转化区别于立法层面上的犯罪化和非罪化过程,它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在其发生过程中因某一原因而转化为彼种犯罪并依彼罪定罪量刑的刑法现象。其理论根据在于哲学的事物发展观以及刑法中的犯罪构成界域论。在转化原因论上包括犯罪结果、行为、罪过等多种转化因素,在类型上它又呈现为一幅容单一犯转化与复数犯转化、事中转化与事后转化、事实转化与法定转化为一体的多维转化画面。     

涉税犯罪的刑事司法反思

由于税收的专业性与复杂性,使涉税犯罪刑事司法制度具有自身特色。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涉税犯罪不可避免地呈现上升趋势,有关涉税犯罪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些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建立税务警察、税收司法机关等治理涉税犯罪案件的专门机构,完善治理涉税犯罪案件的程序,对于遏制涉税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损害赔偿影响量刑的法理分析

在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中,犯罪既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也是对私人法益的侵害,因而,应合理设计犯罪惩罚与被害救济之间的平衡。以罪刑均衡为基本原则的量刑应以责任为基础,兼具犯罪预防的基本需要。刑事损害赔偿作为恶害的承担,满足了报应的需要,降低了犯罪的实害程度,从而减轻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实现了犯罪人对自身罪行的部分救赎,确证了法规范的有效性,也有助于犯罪预防的实现,量刑上从轻于法有据。同时,赔偿还兼具犯罪恢复的社会价值,是市民刑法更关注人权、人道与人性的基本践行,因此,刑事损害赔偿应作为刑事司法中重要的量刑情节予以适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审判视角——以定罪量刑为研判基点

定罪与量刑是研究宽严相济政策与刑事审判之间关联的理想切入点.定罪环节,宽严相济政策对于审判机关的总体要求是趋向严厉的,对于被告人则意味着宽和、轻缓,具体可从犯罪构成的模糊性规定、排除犯罪性事由以及疑罪进行分析;在量刑环节,宽严相济精神的践行可在法定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死刑三方面体现.     

新型毒品犯罪的定罪与量刑

近些年来,有关新型毒品犯罪的量刑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原因在于新刑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一些地方出台了司法指导性文件对新型毒品犯罪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数量标准进行规范。新型毒品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从刑法角度看应当说没有可争议之处,关键是司法适用中如何进行解释,对此,当前方兴未艾的法律适用方法研究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审——以定罪量刑为研判基点判视角

定罪与量刑是研究宽严相济政策与刑事审判之间关联的理想切入点。定罪环节,宽严相济政策对于审判机关的总体要求是趋向严厉的,对于被告人则意味着宽和、轻缓,具体可从犯罪构成的模糊性规定、排除犯罪性事由以及疑罪进行分析;在量刑环节,宽严相济精神的践行可在法定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死刑三方面体现。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若干规定

犯罪低龄化及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严重社会问题,亦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同时也是各国政府致力于研究预防和减少犯罪的首要环节。由于未成年人有着独特的身心特点,因此,如何有效地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刑事法律关注的焦点。     

非法购买、使用毒品行为犯罪化辨析

本文从社会危害性和立法可能性的角度讨论了在我国设立非法购买、使用毒品罪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具体探讨了罪名的设置、定罪的依据及量刑的规定.     

贪污受贿犯罪二元分立的定罪量刑标准研究

贪污罪与受贿罪一直是反腐败工作打击的重点。我国刑法关于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规定不能全面反映个罪的社会危害性,难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不利于反腐目标的实现。贪污罪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该二元分立,确立"概括数额加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起点数额应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准,综合货币购买力、居民消费指数、通货膨胀等因素加以确定,并在刑法中直接予以规定。     

论德国传统量刑理论中刑罚预防目的的边缘化——实证性检验与事实性说明

传统量刑理论一般认为,量刑活动既应考虑报应又应考虑预防。但德国的实证性研究结论则表明:量刑实践中,刑罚的预防性需求在整个量刑活动中始终处于边缘化位置,量刑仅是一个对行为严重性相关变量进行评价的笼统性和简化性过程。造成德国刑罚预防目的边缘化的原因,既包括实践中实现特殊预防有诸多困难,也包括裁量者对一般预防的考虑明显不足。     

以事实为面向:中国刑事指控体系建构的新思路

刑事指控体系的建构是在“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检察机关提出的理论命题,亦是对传统公诉理论的重要发展。刑事指控体系是检察机关为实现刑事追诉目标所进行的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指控活动的有机整体,应以刑事实体法为指引建构刑事指控的事实基础,实现“以证据为核心”向“以事实为面向”的转变。刑事指控的实体范畴包括定罪指控、量刑建议及财物追缴,其中,定罪指控是刑事指控的根基,量刑建议是刑事指控的必要延展,财物追缴是刑事指控的应有内容。在程序上应以事实为面向,发挥检察机关的侦查指引作用,全面搜集证据,强化证据能力的审查,完成指控事实的建构与证明,同时完善量刑程序、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为刑事指控体系的实现提供程序保障。     

论我国量刑程序的改革

定罪与量刑是我国刑事审判过程中的两个重要阶段,刑事审判活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实现准确定罪和适当量刑。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长期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的倾向,2010年10月1日《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开始在全国试行,将量刑纳入了法庭审理程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正式确立。但是,量刑程序改革中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恶势力的刑法定位

对恶势力的认定,可以从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三个方面进行。如何区分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关键要看其是否具有"对社会的非法控制性"。恶势力本身没有被刑法明文规定为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其定罪功能是通过对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等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体现出来的。除了"以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这个法定量刑情节以外,恶势力在量刑中的作用主要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发挥出来的。恶势力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其适用对象应限定为恶势力组织的纠集者,同时应避免重复评价。     

刑罚威慑过程与量刑的经济学规则

刑罚威慑过程是刑罚裁决与威慑对象行为选择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刑罚裁决与威慑对象之间通过刑罚信息交流而相互作用或影响,刑罚信息的传递影响着犯罪行为选择,进而影响刑罚威慑效果.现实中,威慑对象难于获得有用的、确定性的刑罚信息,这主要是人民法院没有一个具体的、稳定的、连续的、一致的量刑策略造成的.建立于普遍意义事实基础之上的量刑经济学规则,更好地解释了犯罪行为选择,也为降低刑罚信息成本,增强刑罚的威慑效果,提供了可行的量化分析工具或方法.     

论新形势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局限性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政策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但这些成效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条件的支持。随着改革的深化 ,社会的进步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政策正逐步失去发挥作用的现实条件。     

论我国终身监禁的规范化适用

终身监禁入刑后,在法理层面需要对终身监禁的法律属性加以明确,在立法层面则需要对终身监禁的适用标准、对象、程序等加以规范。这种规范化需要理论与立法两个层面的支持,也要符合我国慎用死刑、严惩贪腐犯罪、认罪认罚从宽等刑事政策的要求。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完善终身监禁相关规范能够合理消除当前终身监禁规范存在的问题,突破适用上的困境。合理裁量、多方权衡是解决当前终身监禁适用规范化问题的最优选择。     

食品安全犯罪经济学分析

在食品安全犯罪活动中,犯罪行为人被假设成微观经济学中的"理性人",人在实施犯罪时,会理性地进行成本收益的博弈分析;犯罪成本由直接成本、精神成本、机会成本和刑罚成本四个方面构成,收益主要包括物质性收益和精神性收益。我国应从食品安全犯罪的物质成本出发,加大行为人的直接成本;唤醒行为人道德上的良知,加大行为人的精神成本,从而降低食品安全犯罪的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