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新举措及其成效——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视角

在政党政治条件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在当前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在地要求执政党加快推进执政方式的民主化、法治化与科学化。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多重进展: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内部整合力、强化党员个体能力提升、着力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效提高了党的本体能力;以党组织嵌入政府方式的调整优化为杠杆,不断推动党政关系的理性化,着力构建党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促进了执政方式的科学化;积极探索实现组织成员的多阶层吸纳,促进基层组织网络的扩展,强化了党组织与民众的"鱼水"和"血肉"关系,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执政基础。     

中国当下依法治国对孙中山“训政”思想的新发展——关于中国法治现代化阶段论的思考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孙中山先生的“训政”相比，两者相似之处在于都坚持一党执政，并将此视为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性特征；不同之处在于两者的内容和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内容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社会基础发生巨大变化和民主成分获得较大增长；性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它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以一党长期执政、不搞西方多党竞争为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长期存在的原因是：中国属于后发的政府主导的赶超型现代化国家，没有形成橄榄形社会结构，需要通过建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体制，实现中国的“富”与“强”。     

中国共产党推进陕甘宁边区治理现代化的“延安之治”

为了“作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主要任务是打造一个强大的边区，着力推进边区的治理现代化，构建一个模范的善治的边区。在模范边区的构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的执政条件和实际境域出发，通过不断优化党、政、社、群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开启了治理民主化、法治化、有效化和纵深化的“延安之治”。虽然这一时期边区对治理现代化的探索是初步的，但其蕴含的政党逻辑、人民逻辑、发展逻辑和本土逻辑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探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逻辑”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提高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衡量和判断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三大基本特征:自主性,平等性、开放性。为此必须科学处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三大关系,即党内生活民主化,党政关系法治化,党与人民群众和谐化,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     

依法执政的内涵与实质

政党、国家、社会三者的性质与相互关系,决定了依法执政主要包括依法取得执政地位与依法执掌国家政权、巩固和维护执政地位两个方面的内容,其要旨是要依法处理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并不包括政党对社会的领导关系。我国党政关系的实质不是党政分开,而是根据各自性质合理划分工作职能、有效地分工协作的问题。党的领导不等于执政,执政只是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方式,但代替不了党的领导。依法执政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它体现了治理方式与执政本质的统一,其实质是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习近平“八个能否”标准的理论价值及其目标导向

习近平的“八个能否”标准是对国家政治制度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制度理论的新成果,构建了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话语逻辑基础,破除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障碍,明确了我国政治制度改革目标指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紧扣“八个能否”,着力推进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民主化。     

论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逻辑展开

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力量。党组是党对非党组织实施领导的重要载体,通过党组的整合与汲取,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组在中国特色的党政“条块治理结构”中,实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承载着打破官僚主义的希冀。党组是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实现依法执政的组织形式,将党的领导行为转化为执政行为,从而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

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的国家治理主线,其以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主要表现形式,是政治权威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的时代产物,是实现善治的根本保障。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权威观与民主观为理论指导,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以继承发展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审视西方国家治理得失与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各治理阶段经验为历史借鉴,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以证成“政党中心主义”模式与化解“治理失灵”风险为现实之需,具有强烈的现实逻辑。展望未来,在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塑造新型民主观,推进法治化建设与构建协同共治格局,最终达成善治的目标。     

依法执政的法哲学思考

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基本方式,从法哲学的视角看,这一理念体现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其逻辑起点是民主政治的完善。其落实的关键在于行政依法与保障机制的建立,而权力的实施得到监督是依法执政的切实保障。显然,这一过程正是政治民主化的逐步实现过程。     

马克思主义国家本质学说视域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本质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核心概念。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为主、阶级性为辅。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性本质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的理论基础,规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和价值表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有着完整的理论逻辑,它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性本质学说之上,遵循国家向社会复归的运行轨迹,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最终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化、政治发展民主化、社会发展和谐化的价值目标。     

试论多党合作制度的由来和发展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这一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也不同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结合的一个典范。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应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一制度并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从政党体制的变迁看印度政治中的稳定与动荡

独立以来,印度政党体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现代化带来的利益多元化打破了传统政治发展的逻辑和机制,从而导致了国大党一党独大体制逐步走向瓦解。1 989年以后,印度政党体制逐步走向两大党制下的多党竞争格局,这种新的政党体制的成长过程反映到政治发展中,即表现为政治生活中的稳定局面被打破,政治长期动荡不安。随着新的政党体制的逐步确立,印度政局重新趋向于稳定。     

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政党关系的特征

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在这种政党制度内,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议政党,表现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共存、平等合作、民主协商、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党关系。这种政党关系既不同于前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同于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在中国政党制度中,政党地位的体现,政党关系的形成,蕴含着政党和谐的积极因素,这样使得中国政党间的合作与协商,既体现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又反映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和谐政党关系,奠定了中国社会和谐的政治基础。     

近代中国政党政治模式演变的宏观透视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党政治模式经历了民初多党竞争型政党政治、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中共执政多党参政三种模式的演变，呈现为从多极化向一极化转变、最终走向一极为主多元参与的中和格局。这种由两极走向中和的政党政治模式的转变格局，既与中国政党自身的先进性、成熟性水平紧密相关，更取决于大转型时代近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演化。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思想转折——邓小平思想之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的"八大"开始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思索,但后来由于毛泽东同志对国内外形势与矛盾作了错误的判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用革命党的思维与方法来处理国家政务与党内矛盾,结果铸就大错。邓小平同志复出后,拨乱反正,实际上是重新开始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而这一转型的完成则有赖于小平同志对时代主题、国内外形势与矛盾的准确把握与分析。     

从总体性动员到嵌合式引领：基层治理视阈下的政党功能调适

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特点和优势。对建国后政党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中政党功能呈现出从总体性动员到嵌合式引领的调适。在一体化的总体性支配阶段,政党通过组织整合和政治动员对基层社会进行总体性整合,呈现出“机械整合”的特点。改革以后,面对分化社会的碎片化治理难题,政党以培育治理共同体为目标开展嵌合式引领,借助政治统合机制进行适应性的整合性治理,形成了基层治理创新的政党方案。整体来看,党的基层治理逻辑经历了由碎片化治理向统合型治理、由政治动员向协商引领的逻辑转变。     

习近平关于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贯穿的核心要义是人民性,为巩固党的执政提供根基;革命性,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纯洁性,提高了党拒腐防变能力。同时,习近平关于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论述有着本身的生成逻辑,包含党领导和执政相关阐述的理论逻辑、不同时期建设蕴涵的历史逻辑、实践需要与自身建设提升的现实逻辑。习近平关于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要论述构建的实践路径,不仅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内涵,也为党长期执政提供了科学指引。     

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结构模式及其和谐化的思考

不同的政党制度有不同的结构模式。“一主多元”是中国政党制度结构上的显著特点,它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多元化”结构模式以及前苏联政党制度的“一元化”结构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中国政党制度的结构模式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在其构建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文章从政党制度的结构层面提出了促使其进一步和谐化的一般路径。     

政党建设与现代国家发展的内在关联性——基于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考察与分析

中国自辛亥革命始迈入现代国家已有百年的征程.现代国家对政党的选择和政党的自身建设,伴随着现代国家发展的全过程.无论是为取得革命的胜利,还是为巩固执政地位,政党作为一种主导性的力量领导着国家发展;同时,现代国家发展的难题和转折也在考问着政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现代国家选择了政党,政党也领导着现代国家,但是只有把政党建设的逻辑嵌入到现代国家发展的逻辑中去,政党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国家发展,政党也才能由此获得长盛不衰的法宝.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治理体系的重要政治架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党的领导和发扬民主相统一、协商民主与集中高效相统一、互相监督与团结和谐相统一的特色和优势。分析和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历程、理论基础和实践效果,认识和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对新时代加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