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氏文人与苏轼交游考

晁氏家族是宋代享有盛名的文学世家,晁氏文人同文坛领袖苏轼保持着亲密而持久的师友关系,晁补之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不过,在同苏轼的交游活动中,晁端彦在晁氏子弟和当时文人中都堪称捷足先登。其子晁说之同苏轼的交谊可以媲美晁补之。晁咏之、晁载之等也曾受到苏轼的奖掖。晁补之拜谒苏轼的机缘要追溯至其父晁端友那里。晁氏子弟同苏氏后人也保持着“奕世之好”。弄清晁氏与苏氏的关系,对于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十分必要     

纵跨文史 拓辟新功——评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

20世纪以来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是跨学科研究。尤其对于传统学科如文学、历史学,跨学科研究更是新成果的催生剂。这类新成果目前已累生学苑,呈枝头秋闹之势,但具体到某一范围的研究来说,它们又往往风情独占,是小园秋收之先声。张剑博士的新作《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便是跨文学与历史学研究的一部成功之作。澶州晁氏是宋代文化大族,涌现出了晁迥、晁补之、晁说之、晁冲之、晁公武等诸多名家,其研究价值自不待言。张剑博士关注晁氏家族已有多年,本书是其继《晁说之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之后推出…     

《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评介

济州晁氏家庭是一个源远流长、长盛不衰的官宦世家、文学世家。当时这个大家族世代为官,人才辈出。或以博学宏识蜚声士林;或以文学行谊卓绝当时;或以为政有道、泽被百姓而名满天下。北宋真宗、仁宗时期的晁迥、晁宗壳心父子二人同知制诰,地位显赫,被当时朝野传为美谈。其后,晁仲衍、晁端彦、晁端友、晁端禀、晁端仁以及大曰成词人晁端礼等虽然在仕途上不像他们的先辈晁迥、晁宗壳心那样显赫,但在当时也都以政绩或文名为世人所称道。在“之”辈晁氏中,则更是人才繁盛,有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江西派诗人晁冲之,爱国诗人晁说之,以及晁讠永之…     

简议校勘记和古文献的不恰当省略——以宋代晁氏相关文献为例

辨析有关宋代晁氏文人及其作品的诸多疑误表明:一方面,古籍整理中存在不恰当省略古代文献珍贵信息的现象,校勘记把源自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记载完整、清楚,对于澄清相关疑误往往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古人行文中存在粗疏的省略现象,它容易引起误解,又不同于脱文,很难依据善本补足,应该谨慎对待。     

晁氏赞文迻录

为研究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今年六月份,我走访了山东省巨野县大义乡的刘围子村(原名晁道口),嘉祥县纸坊镇的焦城村、王堌堆乡的土山桥村,以及荷泽市南郊的晁八寨,调查了有关晁补之的资料,并参观了位于嘉祥县钓鱼山下的晁氏先茔,在调查中,我几经周折,搜集到了《晁氏宗谱》第一卷及《陆安支谱》。在《晁氏宗谱》第一卷中,载有历代文人名士题写的赞文。遍览各家文集,诸赞文均不见录,今从《晁氏宗谱》中搜集迻录,以资研究参考之用。为了阅读方便,对原文谨加标点。 错公赞 中州文献,遗绪可徵。稽古力学,进退持衡。五曹铨总,四司协寅。伊皋比德,周召堪伦。 董仲舒题 [案]错公:指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汉颍川人,官至御史大夫。《史记》、《汉书》均有传。     

恶托邦·异托邦·乌托邦：论宋代谪宦文人贬地书写的三个维度

宋代政治斗争剧烈,大批谪宦文人至贬地后身心会经历“恶托邦”的惊恐、“异托邦”的不适和“乌托邦”的诗意栖居三个逐步深化的心理状态的递嬗过程。宋代谪宦文人在心理层面上的此种转变,既是因宋代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得到较大改善所致,亦与宋代社会“三教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谪宦文人心态逐渐圆融豁达有关。从“恶托邦”“异托邦”和“乌托邦”三个维度分析宋代谪宦文人持续性的贬地书写,可窥见谪宦文人心态演变的轨迹,并感知其作品所映射出的贬地在宋代国家政治中地位的变迁之势。     

晁说之诗歌研究综述

晁说之是北宋学术史上比较有名的文人,他学识渊博、理学修养深厚。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主要简单介绍了晁说之的基本情况并介绍了现阶段对其的研究情况。     

“辞尚体要”说与宋代文风的嬗变

“辞尚体要”一语最早出自伪古文《尚书·毕命》篇,是指文辞表达的旨趣切实完备且抓住要领。“辞尚体要”说的文章理论价值经刘勰《文心雕龙》揭橥之后,对宋代的文风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宋一代帝王和文人臣子经常利用“辞尚体要”说批评、纠正当时浮华的文风,使“辞尚体要”说一直回荡在宋代的文坛上,可谓不绝如缕。宋代的古文革新能取得成功,“辞尚体要”说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宋代,“辞尚体要”说作为遏制浮华文风的一剂良药,能否被付诸实践,有诸多因素制约,其中帝王与朝廷的好尚,实乃有力之提倡。宋代重视“辞尚体要”说,与宋人好议论、崇尚夏商周三代的文风、普遍重视文章的实用性和《尚书》学的兴盛等方面有关。     

沈遘的使辽诗初探

沈遘是北宋著名科学家、政治家沈括的从侄,皆属钱塘沈氏。沈括与沈遘主要活动在神宗朝,有别于以欧阳修为首的嘉口名士与苏轼主盟的元口文人集体,属于王安石新党～派的作家,沈遘在北宋中期享有文名,梅尧臣、王安石、苏轼、曾巩、黄庭坚等多与之酬唱,实为一代名流。     

论宋代诗词异同之争

词在宋代兴盛不久,文坛即产生一场关于诗词异同的争论。此后,这一命题便成为两宋词论的核心所在,其它问题或由其派生,或由其引发,与之都有程度不同的关系。这场争论使宋代词论形成了自己的基本体系,并促进了宋词“一代之文学”风貌的形成。在这场争论中,主张词当与诗作一体观和主张词“别是一家”的不同观点形成两大基本派别。前者本文称之为“类诗说”,后者则称之为“别家说”。本文试图揭示这场争论的内容、实质及其历史过程。一词在中晚唐时尚为文人的偶作,在文坛还未蔚为大观。宋初,文人作词仍是“聊佐清欢力,在“文章豪放之士”眼中只不过是“谑浪游戏”而已。但是,随着词的日渐兴     

宋代眉山苏氏家法试探

以文学、政事彰显于史的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在传统宗族社会建设方面也作出了有影响的贡献.眉山苏氏家族重视宗法礼制教育,素有孝友传统,其族人多忠信孝友、乐善好施,形成代代相承的苏氏孝友家法,传递着两宋时期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共识,对苏氏子孙的发展与家族的昌隆是一个积极的推动.     

论宋江与晁盖的兄弟之情——江湖结义的典范

梁山泊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晁盖却中毒箭而死,学界由此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宋江排挤晁盖,致使晁盖早死。但是在宋元水浒故事、杂剧和明代刊行的《水浒传》中,二人都是江湖结拜兄弟,是江湖兄弟结义的典范,并无任何隔阂。清初金圣叹在“金本”《水浒传》做了一些改动,使“宋江排挤晁盖”有一些依据,而这只是金圣叹纂改的结果,并非施耐庵的本意。     

王禹偁与晁迥的文学交游

王禹偁是北宋初年最重要的文学家,晁迥也是北宋初年重要的士大夫.两人因桑梓之谊而弱冠相交,在此后的宦游中又互相慰勉,互赠诗文以寄情.两人以各自相同或不同的方式对北宋早期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王禹偁与晁迥的文学交游和影响,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见出:一、为宦以前的师从之谊;二、仕宦之后的相互慰勉;三、两人在宋初文坛的地位.     

明清之际松江宋氏家族的散曲创作及文学史意义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望族世家,其中宋徵舆家族是明清易代之际最负盛名的文学巨室。宋氏家族不仅是此际诗坛上实力最雄厚的创作群体,而且词曲创作亦造诣极深。宋存标、宋徵璧、宋徵舆、宋思玉,伯仲、叔侄的散曲唱和体现出风格、题材方面的内在统一和延续,并在思想倾向、情感基调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家族文学传承的特性。宋氏家族散曲创作取向的趋同,与明清之际社会审美思潮和家族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南宋修《四朝国史》考

南宋官修神、哲、徽、钦《四朝国史》 ,编修时间长 ,参编人员庞杂 ,历来史乘未能详述 ,本文考察了修史始末及与编人员 ,解决了其中疑问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梁武帝萧衍优遇宗族之举措及整饬门风之失败

梁武帝萧衍有鉴于宋、齐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争夺和相互惨害,为巩固其统治,他提倡儒家亲亲之道,对兰陵萧氏宗族特别是南齐宗室子弟多加优待,营造"情同一家"的和睦氛围。对嫡亲的兄弟子侄,梁武帝更是多加关怀,即便他们多有贪渎腐化、草菅人命等非法之行,甚至企图谋害梁武帝本人,或叛逃北朝者,梁武帝也一味宽纵。这导致其家族兄弟子侄间在表面和睦的外表下,存在着严重的内在冲突,最终在侯景之乱中充分表现出来,形成家族间的相互残害。     

宋人籍贯观念述论

宋代士人的籍贯观念反映了他们的地域认同观念.宋代士人的籍贯观念分为官方户籍登记形成的户籍观念、家族长期定居形成的祖居地观念以及郡望观念三个层次.户籍观念尚未完全形成,以祖居地意识为主,郡望观念仍有残留,是宋代士人籍贯观念的典型特征.     

麓山寺建寺年代再考

关于麓山寺建寺年代,一说建于西晋泰始四年(268),二说建于南朝宋泰始四年(468)。结合《宋书》和《名僧传》对《高僧传.竺法崇传》进行考辨,竺法崇生活在四世纪,不会晚至南朝宋,竺法崇并非《宋书》中的释法崇。参照《名僧传抄》目次,《竺法崇传》其余材料均可采信,详稽考之,竺法崇游湘洲建麓山寺在四世纪初(307 328年间)。     

清代家产侵夺冲突

在清代,广义上的家产既包括了族产,也包括了个体家庭私产,有关家产的争夺主要围绕族人侵占族产,以及兄弟分家析产和绝户家庭的立嗣问题展开,同时侵夺寡妇产业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清代人口压力日趋增大,资源日趋短缺,道德和宗族的约束力减弱,而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争产者的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