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诗论

王绩是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 ,他的诗歌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揭露了封建社会统治内部矛盾。本文从传统文化对封建知识分子人生道路导引的角度 ,论述了王绩的生活态度、人生理想与创作之间的关系 ,田园诗、游仙诗的情感色彩 ,佛、老思想对他理想的消蚀 ,肯定了王绩在诗歌史上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唐代诗人的作用     

试论王绩隐居思想根源——从《野望》说开去

王绩是初唐时期重要的隐逸诗人.其行为因与当时的风尚格格不入,而一直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关注,本文在认真分析王绩生平的基础上,认为王绩隐逸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避祸心理,而在于对唐王朝的"以暴易暴"压取政权的行为表示不满.     

王绩生存哲学的庄子情结

王绩作为初唐的隐逸诗人有着独特且复杂的生存方式。本文认为,在王绩的生存哲学中,庄子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对于社会、历史、人生价值的认知判断,影响着其对于实现自我价值的行为方式的选择,影响着其对于生存境界的实现方式。可以说,在王绩的生存哲学中,有着无法割舍的庄子情结。     

王绩与唐代田园山水诗的生成

王绩的20余首传统上被认为是田园诗的诗歌,与陶渊明的田园诗相比,其发生的环境,体现的志趣及审美关照的视角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更具有山水诗的特点,笔者称之为"田园山水诗"。本文所谓的"田园山水诗",是点缀有少量田园词汇,以描写山野林泉等自然景致为主,并抒发隐逸幽情等相关情思的诗歌,属于山水诗的范畴。"田园山水诗"中与田园相关的词汇只具有符号的意义,在文化传统中代表一种脱离世俗官场,人格独立,洒脱高逸的状态。王绩创作田园山水诗是由自适其适、热爱山水的天性,以及"会意为功"的文学主张决定的,同时也是向山水诗人学习的结果。田园山水诗拓展了唐代山水诗的题材,丰富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意蕴,值得探讨。     

王绩对三教思想的包容与超越

王绩诗文中包容会通了三教思想,这是与其受王通"三教可一"思想的影响以及自幼博览群书分不开的。而王绩又以自己的体悟,超越了三教思想的束缚,这是他追求"自适"之道的结果。     

异代知音的有意误读:陆淳删节《东皋子集略》解析

陆淳以“祛彼有为之词,全其悬解之志”为准则,对王绩诗文进行删略。他将五卷本的《王无功文集》删节成三卷本的《东皋子集略》,是对王绩的有意误读。而这种有意误读,正与王绩的期望暗合,使陆淳成为王绩的“异代知音”。可见,任何一本文集都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     

陶渊明与王绩的归隐比较研究

陶渊明和王绩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隐逸诗人.陶渊明生活在晋末宋初,王绩生活于隋末唐初.世道的跌宕,朝代的更替,礼乐的崩溃,官场的凶险无情地将他们的理想化为泡沫,现实社会的污浊与人格高洁的巨大反差,只能给他们带来悲剧的人生.人活于世,皆以对自身价值与现实的权衡来调控自己的生活态度.正因为陶渊明、王绩珍重自己的理想、人格,故“遇乱世不为苟存,不如避之以浩吾行.”他们几仕几隐,最终告别了官场,隐居田园,陶然于田园山水的清静,固守于粗茶淡饭的清贫,悠游于精神世界的自逸.他们都有良好的秉赋,相似的生活经历、修养、气质与情趣.也都有崇尚自然的思想,他们都以他们独特的行止与才华,真朴地歌唱自己的田园生活、思想和情愫,而这些都为我们比较研究这两位隐逸诗人提供了依据和可能.     

“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试论王绩的佛学思想及其文学实践

“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试论王绩的佛学思想及其文学实践张海沙王绩，字无功，号东皋子，是由隋入唐的著名诗人。在初唐诗坛尚笼罩着梁陈余习、盛行绮靡与雕琢之风之时，王绩却明确地提出诗歌创作旨在“会意”的主张，并且形成自己平淡疏野的诗风，创造出悠远的意...     

盛唐田园诗和文人的隐居方式

陶渊明所开创的田园诗,在南北朝几乎没有嗣响。到隋末唐初为王绩所接续后,初唐一百年之久的诗坛上,吟咏田园风光的篇章依然寥若晨星。直到盛唐出现了孟浩然、王维、储光羲等一批名家之时,田园诗才蔚为大宗,并在艺术上取得了使后人难以为继的高度成就。那么,造成田园诗在短时期内迅速繁荣的原因是什么呢?一般认为,这与当时隐居之风的盛行有关。盛唐君主为了粉饰太平,热衷于招隐士、征逸人,为文人开出一     

王绩的自适之道

许多学者已探讨过王绩归隐的原因,但对其归隐后的生存状态未予足够重视,应当进一步探究其归隐后的生存状态,追问支撑其隐居生活的精神意向和生存条件,以便在隐居、自适、酒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展示其生存的真实面貌。     

孤舟·孤影·孤云——论陶渊明诗歌中的孤独问题

陶渊明诗歌中的孤独问题,古今多有论及,但大都围绕其思想的儒与道、仕与隐、世俗与超脱的争论展开,多认为陶渊明最终是超越孤独、超越世俗的任真固穷之人。这无疑将陶渊明其人其诗简单化了。本文主要依据陶渊明归隐后的作品,试图对其中所暗含的孤独作出恰当的分析与解释,进而认为陶渊明诗文中的"孤独"容纳了陶渊明思想最复杂也最富有争议的两部分,即世俗与超俗。     

初唐丽化与俗化并生现象论析

丽化与俗化共时并生是初唐诗歌审美的特有现象。丽化以上官仪为代表 ,形成“上官体” ;俗化以王梵志为代表 ,这种审美趋向 ,开启唐及后来的通俗美学之路。     

闻一多先生说唐诗(续)——纪念一多师诞生八十周年

八、王绩王绩的诗,可说是渊源于陶渊明的。陶渊明何以在文学史上有如此大的势力,值得仔细研究。凡是大作家必然有他特殊的风格,这风格正如杨炯所说“不须目击,亦不谬也。”文学风格的形成,在于反映时代和作家个人的生活态度。大家的风格,看似独创,其实是表现了前人未有的生活态度,这并不是创新,而是从遗产中选择合于个性的接受过来,再加入个人的生活经验,便形成所谓特殊风格。陶渊明是门阀中衰时代的诗人,所以他把诗的题材内容由歌舞声色改换为自然景色的歌咏。当时门阀贵族并未全倒,他们的生活态度和艺术趣味还支配着那个时代,因之陶诗便不被时人所看重,他走的路跳     

论元末文人“崇陶”与“学陶”

陶渊明是元末文人共同尊奉的精神偶像,元末文人不仅从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和崇高人格中培养起文人自我的独立价值,也寻找到了他们心灵与出处、行迹的精神支撑,并且在学习陶诗的过程中汲取丰富的诗学养料。而这种诗学取法也因他们对陶渊明的不同解读有不同的角度,他们学习陶诗首先主张从其人品出发,经过对其情性、人品的学习进而认识陶诗的内理;当然,他们也在陶诗中品味到对自然、宇宙的适意,以平淡之笔陶写一己之心灵与情绪。而两种不同的解读与取法实则培养了属于元末文人自我的诗歌风格。     

儒、释、道对初唐诗歌的影响

在儒、释、道三教并行发展,并逐渐形成鼎足之势的初唐时代,道家的自然旨趣通过王绩而实现着“从脂粉绮罗走向荆钗布裙”的努力,佛教的民间传播通过王梵志等人实现着“从帝王将相走向凡夫俗子”的发展,儒家的社会理想通过“四杰”和陈子昂等人实现着“从宫廷台阁走向江山朔漠”的开拓。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初唐诗歌渐渐摆脱了六朝宫体的遗风余绪,而开启了万象更新的唐诗气象。     

初唐宫廷诗风与隐逸诗韵并生现象论析

初唐存在着宫廷诗风与隐逸诗韵共时并生的现象。宫廷诗在诗坛上唱的是主角,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是创作主体。与此同时出现了隐逸朴野诗风,代表人物是王绩,他的隐逸诗有着独特的审美格调和情趣,反映了隐逸文化、文学、美学在唐初的复苏。     

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

初唐四杰在接受楚辞时 ,是以反对者的姿态出现的 ,但骨子里正得楚辞之精神。尚为的生命价值追求 ,悲剧性的生命历程 ,决不委心从俗的高尚人格 ,这都是他们在创作中自然接受楚辞的主要原因。但他们缺少必要的生活阅历与生活基础 ,思想不够深沉 ,重个人价值而轻社会生活关怀 ,才华横溢而又急于求成 ,在接受楚辞的同时 ,在创作上出现变异。     

宿命的下降或艰难的飞翔——论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转型

1990年代以来,在现代化、全球化以及消费化、资本化的时代条件下,诗歌的被冷落与.不景气"是不可避免而且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某些人所断言的那样,是诗歌的"衰落"或"死亡",相反,在新的时代精神氛围下,它不但在健康生长着,而且在增加着新质,发生着意义重大的变化和转型.这种转型,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对"传统"的继承和接续,但更重要的是对于此前规则和禁区的突破,是以异端和叛逆姿态出现的对诗歌的新的探索.这一时期,人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所发生的变化清晰地投映在诗歌当中,我们看到,虽然这种变化"浮出地表"并形成比较明显特征的时间并不长.但诗歌在其价值指向、艺术构成、功能等各方面的变化不可谓不大.有比较明显的转向或者转型.     

陶渊明四言诗与《诗经》传承关系考论

陶渊明的四言诗约占陶诗总数的六分之一。这部分四言诗无论在思想抑或艺术方面,都是陶诗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陶渊明四言诗独具诗学审美价值。它们对于《诗经》的形态体式、现实精神、比兴手法诸方面,皆有很好的承继与发展,达到了形神兼备、深入骨髓、古色古香、神韵独特的自然化境。这是诗人烂熟《诗经》、学以致用的理想收获,也为后世学习《诗经》者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与楷模。陶渊明以其杰出的创作成就,使四言诗自曹操以后再次焕发出古朴清雅的艺术光芒,给东晋玄言诗充斥的沉闷局面透射出一线光明。陶渊明的四言诗承前启后,功不可没,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     

李世民的美学思想及其诗美成就

唐太宗李世民的美学思想一方面有着以社稷为重的功利色彩，一方面对文学艺术的现象有着自己的阐释、评价观念。作为其美学思想表征的诗歌也呈现出复杂的特征：一方面经世致用，一方面又不乏美感；一方面孕育着新的审美理想，一方面又有南朝美学之遗风。李世民身上的这些矛盾现象恰恰反映了初唐诗歌美学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