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

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派分,与道统论渊源甚深。晚近学人尤好以学派讲学术,并且奠定了学术史叙述的基本框架。而判定流派的标准,包括宗师、学说、方法、师承与传人的谱系化、流变以及地缘关系等,大抵是他人或后人的指认。循此探寻学术发展变化的渊源脉络,容易倒述历史。深入门户,超越学派,则可以更好地理解古往今来学术发展的渊源脉络和趋向。     

亲缘、地缘、学缘、业缘的叠合——论学衡派谱系中江西学人的交游网络与文化认同

陈三立、胡先、王易等江西学人在《学衡》杂志的编创实践中表现活跃,并通过亲缘、地缘、学缘、业缘等交游网络,在学衡派中形成一个具有亚文化群体特点的学人共同体。他们在诗歌创作风格上集体宗宋,在文化理念上认同文化保守主义。这一共同体的活动有力推动了学衡派的流衍与发展,亦因其人员宁赣间的区域性流动,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江西学术的风貌与版图。     

蕉风与中国唐诗的审美意境

俳句作为日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古典短诗,由十七字组成,要求严格,受季语的限制。至今不过五百年历史的俳句,与中国文化却有着很深的渊源。唐诗对日本俳句的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俳句大师松尾芭蕉正是借鉴了唐诗丰富多彩的词汇、巧妙奇特的构思以及审美意境,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学风格"蕉风"。本文旨在梳理"蕉风"的形成与中国文化的渊源,探讨芭蕉对这些中国文化元素的吸收、同化及如何将其融入到日本本土俳句之中,形成自己的别具一格并影响深远的文学风格。     

中国社会学的双重发端

中国社会学在其形成之初,不仅有丰富的西方学术传统的理论来源,而且也有深厚的中国学术传统的思想渊源.以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晚清今文经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学术传统,孕育了中国社会学关怀人生、体察社会、经世致用和重视道德教化的学术风格:人本主义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和实证主义社会理论,都是中国社会学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学传统,早期社会学家在这三大西方社会理论中分别吸收了不同的思想原则,为中国社会学展开了广阔的理论视野.康有为承继中国学术传统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内源性发端,严复通过引入西方社会学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外引性发端,而梁启超则在中西学术传统的融合中为中国社会学的建立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新感觉派"的"异端"与"他者"——施蛰存与川端康成的类同性论析

施蛰存作为新感觉派代表作家,他更多地依恋于传统,其创作表现出传统美的特色.其创作风格的独特性以及相对于新感觉派所表现出的游离性,还有他不承认自己是新感觉派作家等等,都表现出他与日本新感觉派"异端"分子川端康成的类同,且其创作明显受到川端康成的影响.     

西夏藏传风格绘画与西藏佛画的异同比较

西藏佛画的传入决定了西夏藏传风格绘画的产生,但后者并非是前者的简单翻版。二者具有共同的象征语汇系统、风格渊源和绘画程式,但在描绘的对象、主导的风格以及风格的衍化方面,西夏藏传风格绘画都表现出颇具民族性、地域性的特点。全面论述二者的异同对于学界进一步探究这种异同所形成的根源、背景将不无裨益。     

“高邮二王”学术再讨论

任何学术流派都有其相当影响,且独树一帜的学术内容和被同行学友、门人等拥戴的标志性人物。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高邮二王”（即王念孙、王引之）于音韵、训诂、校勘的成就,足掩前哲,竦桀时代,成为一座学术高峰。其学术渊源来源于乾嘉汉学,特别是直接衍承其师戴震;其治学宗旨为“实事求是,研经求道”;其学术风格为“求真务实、勇于创新、耻于蹈袭”;主要的学术表征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博精深,综贯会通”、“好学深思,创新兼容”。“二王”的学术思想、学术渊源、学术风格、学术表征引领时代,成为时代的风向标。     

论乾嘉“扬州学派”

<正> 清代学术思想发展至乾隆中叶后,出现了“人人许郑,家家贾马,东汉学灿烂如日中天”的盛况,形成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潮——乾嘉汉学(或称乾嘉考据学),并涌现出一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各具不同特色的学术流派,如吴派、皖派,还有扬州学派等,特别是扬州学派,既继承了吴、皖两派的特点,又发展和超越两派之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颇有些近代学术气息,成为清     

试论宋词婉约风格占主导地位的原因

宋词的发展一直以婉约为本色。宋词婉约风格占主导地位的原因主要是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词史自身的渊源，词人创作心态的影响以及词与音乐的关系，这些都对词的婉约风格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论清廷学术宗尚对桐城派文论及其选本实践的影响

绵延300年的清代桐城派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固守着传统文人的儒家道统,以文章为己任,同时,又受到清代帝王及其统治集团的学术宗尚的影响.通过对桐城派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文论和选本实践的分析,可以发现,清延任何一种学术宗尚的确立、调整或变化都对桐城派诸家的学术主张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其古文理论以及选本的编选.当然,这种影响还存在着个体差异性.     

理学源流著作述论

理学源流著述始于南宋而盛于明清,经历了南宋时期、元到明中期、明末清初期、清中后期民国初期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周海门的<圣学宗传>、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成就最为突出.理学源流著作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从宋到清理学著述贯通、体例体裁丰富各具特色、内容选材差异而丰富、学术思想发展多元化与一元化交融以及续修成风的特点.自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以后,理学源流著述自觉地将延续道统为己任,将学统与道统统一起来,以学统体现道统,以学术蕴涵政统,这也是理学源流著作昌盛的一大因素.     

关于“论语派”研究的几个问题

“论语派”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文学个性极度张扬”的文学流派。关于该文学流派的研究已取得了众多成果。以往的研究工作主要侧重于“论语派”的定性与定位问题、“论语派”的文体风格与文化内涵以及“论语派”的所办刊物和相关人物的研究。虽有众多成果问世,但该问题的研究仍存在很大的学术空间。应进一步考察“论语派”与当时文学思潮的关系,适当借鉴社团研究的方法,将该问题研究推向深入。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由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著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历时二十余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形成一个重要学派——古史辨派。讨论古史是此派以之为学术辨伪的突破,故讨论的范围扩展到儒家经典、古代典籍、先秦诸子和古代学术史问题,学术涵盖极为广泛。古史辨派的工作是国学运动中整理国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国学观念的引导下进行的,对旧的国粹观念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古史辨派采用国学研究方法——中国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相结合,以细密的考证方式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细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国学研究中的"因袭和谬妄",使国学运动的意义充分显现。考察古史辨派与国学运动的关系,将引起我们对近年国学热潮再度兴起的历史反思。     

彭燕郊早期创作中的现代主义影响

在彭燕郊诗歌创作的早期即“七月”派时期 ,诗人间接地从鲁迅和“七月”派同人那里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影响 ,由此初具现代意识 ,创作也潜移默化地出现了现代主义的萌芽 ,从而形成了诗人自己所说的“现代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和美学特征。     

继往开来任重道远——学术规范建设的新时局

以邓正来先生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学理超前派"和以杨玉圣先生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实践务实派"各具特色而又互为补充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推进,前后相继地共同推动了影响日渐深远的学术规范化运动.<关于恪守学术规范的十点倡议>的核心观点基本上达成了学术规范建设的普遍共识,它的公开发表表明,以杨玉圣先生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实践务实派"已经跃然成为推进学术规范建设的主流学派.以此为基础,奋力开创任重道远的学术规范建设的新时局,就成为了学术规范建设继往开来的迫切要求.     

浅谈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

由成立于1964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衍生而来的伯明翰学派在过去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化研究中取得了卓然不凡的成就。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颇具特色,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渊源,主要体现在它的跨学科学术传统、文学艺术批评传统、大众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亚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和媒介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等五个方面。     

福建协和大学与福建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

本文认为,福建文化研究是当年福建协和大学的学术强项之一。在福建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形成和延续的进程中,福建协和大学的学者贡献良多。本文描述和论述福建协和大学及其福建文化研究之若干情况:校史片断,从闽学会到福建文化研究会,校内学者的协力和接力、校外学者的参议和参与,以及福建协和大学在福建文化研究方面的学术渊源、学术特点和学术影响。     

中国近代学人日记视域下的学术流派

近代以降,社会巨变,为了解决古今问题、中西问题和学术转型之需要,产生了多种学术流派。湖湘学派与公羊学派之间及其内部因为观念和旨趣的不同而出现的门户之见,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桐城派在近代借湘乡派崛起出现过短暂的辉煌,后在民国时期受到新文化运动中“文选派”“章门学派”等的冲击而逐渐式微。傅斯年创办史语所,以兰克史学重“语言学”和“档案”的路数来改造当时学术界的研究路向,深受欧洲史学的影响。傅斯年的史料观和治学方法成为史语所研究的范式,傅氏个人霸道的秉性和不徇私情的作风也深刻影响了史语所的风格。民国时期,新文化派和东方文化派围绕经学存废进行论战,南北学派的论争在多个学术领域展开,但学派纷争影响了学术发展,呼吁南北学派的合作与团结成为时代的呼声。近代学人日记以记载的连续性和洞察隐微的笔触,按照当时情境将零散的片段叙述以历史剪影的形式保存下来,为我们还原和解读近代学术流派的旨趣与纷争提供了相对客观、真实的“历史影像”。     

一部确有学术水平的古籍整理著作

最近看到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嘉定钱大昕全集》(全十册),极为欣慰,感到我国古籍整理出版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定程度地改变了近些年来古籍整理有所滑坡的状况。我真想大喊:我们新时代的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有新的起色,有新的希望了!钱大昕是清代第一流的大学问家,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学问家,陈寅恪先生早已指出,并以陈垣之“精思博识”与钱大昕相比。钱大昕治学精,著述宏富,经史子集,各部都有。这就增加当今整理工作的难度,而扬州大学陈文和先生等潜研于书斋,超然于世俗,不畏艰辛,迎难而上,这就是一种极为难得的学术奉献精神。整理者首先…     

李光史事易学初探

李光作为"南宋四名臣"之一,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在文学上也久负盛名,但是作为"史事宗"易学代表,关于他的易学渊源以及易学思想却鲜有深入研究。文章以李光的《读易详说》为载体,结合南宋社会现实,探究他的易学渊源、易学思想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这样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李光并且深入把握易学史中"两派六宗"之一的"史事宗"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