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公权力监督——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为例

公权力监督是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突破口.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监督不精准、监督滞后、监督信息孤岛等情况仍然存在,影响了公权力监督的效率.近年来,运用大数据技术推进廉政治理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研究的重要领域,大数据的工具理性特点与公权力监督的价值契合,能破解公权力监督制约的难题.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大数据技术应用的监督框架,在防控数据风险的前提下打破信息壁垒、增强法律和制度约束力、强化精准预警功能,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最终实现公权力的有效监督.     

社会化、公共化与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

当前,以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为核心的公共管理改革已经使政府公共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共化日益成为我国政府行政的新模式。公共化与公共管理是一种社会化治理活动,那么,社会化与公共化之间存在怎样的逻辑联系,我国传统政府公共化程度较低的制约因素何在,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如何借助社会化而得以优化,本文将试图对上述问题给出一些分析。     

新中国70年党的廉政教育的历程与基本经验

廉政教育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是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反腐倡廉旗帜,在新中国建设、改革、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廉政教育活动, 形成了一套制度化、长效化的廉政教育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时代,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对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继承党的廉政教育传统,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要坚持党的全面统一领导,营造良好的廉政文化氛围,坚持教育、监督、惩治相结合,构建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制度保障,完善廉政教育体系,筑牢拒腐防变的基石。     

谈谈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体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未来十年的改革作出了总体谋划,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接下来的改革重点之一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改革。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然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调整开始,政府管理实现由管治到公共治理的转型。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即推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化、制度化,现阶段应搭建起"国家-社会协同共治"的新型治理架构,把实现政府转型作为系统工程的重心。     

分权化改革下的政府治理碎片化可能及其应对

分权化改革的目的在于通过权力的合理配置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但不合理的分权化改革措施会使权力受到过度限制从而降低政府的行动能力,形成无政府主义和行业垄断,加剧政府治理的碎片化。为了构建“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必须正确处理分权化改革与政府治理碎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应通过分权原则、信息融通和技术理性来化解分权化改革下的政府治理碎片化风险。     

跨界治理: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战略选择

跨界治理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产业融合化、组织变革化而引发的一种全新治理思维和战略选择,主要包括跨边界(地理)治理、跨部门治理和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跨边界治理重在解决城市区域发展中的地理分割、画地为牢的问题,关键在于构建与区域经济跨界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政治制度和跨地域协调管理机制;跨部门治理重在解决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分段管理的问题,需要围绕某些重大公共事项或事件,加强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跨部门协作,通过协同政府或整体政府的思路处理好公共事务的链条式管理;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重在解决公共服务短缺化、低效化等问题,从不同公共服务的类型和特征出发,适度选择竞争机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满足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服务需求。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通过跨界治理体系的构建,强化政府体制的协同性运作及其与社会系统的网络化协作,以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深化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化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针对当前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中仍然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通过制度创新,重点解决以下十个问题一深化地方政府行政机构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二深化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三深化地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四深化地方行政监督体制改革,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五深化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构建公共财政体系;六深化地方政府管理方式改革,建立电子化政府;七深化地方政府运行机制改革,实现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分离;八深化地方政府责任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政府责任体系;九深化地方政府工作机制改革,再造政府工作流程;十深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政事分开。     

社会治理组织结构创新:网络化、互动化与弹性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创新社会治理组织结构。当前我国社会治理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为要求,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原则下,针对传统治理组织体系政府单一主体、权力自上而下逐级控制、组织方式不灵活等问题,创新治理组织结构,逐步形成治理主体体系的网络化结构、治理权力运行的互动化结构以及组织方式上的弹性化结构。     

城市社会复合治理体系建设研究——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

城市社会复合治理主要指社会治理过程中,在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复合协同,通过合作、协商等多种手段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杭州上城区社会治理模式从创新理念着手,建构多元主体复合的治理新体制,推进治理体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通过项目型、行业型、整体性协同建构起社会化协同网络,在复合治理方面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模式。但其仍应强化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为突破口,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变革,不断提升公众满意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善治。     

公共服务制度的系统构建——论事业单位及其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事业单位是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组织。因此,所谓事业单位改革,也就是中国政府公共服务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改革与创新,其实质是构建一套能够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公共服务制度的构建既不能采取计划经济条件下行政化的政府治理模式,也不能采取完全市场化的自由放任式政府治理模式,而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和公共服务体系。这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和公共服务体系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是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二是建立多元治理结构;三是完善绩效管理制度。     

网络监督体系化研究——以网络反腐法治化为切入点

近些年,以网络反腐为代表的网络监督逐渐成为社会热点。从周久耕、杨达才、雷政富、刘铁男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四名法官,网络反腐的巨大威力令人鼓舞,网络已成为我国反腐的重要平台。与传统和体制内的反腐路径相比,网络反腐有其独特优势;但网络反腐又是一把双刃剑,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有其本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此,只有加强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对接,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网络反腐的潜在威力才能更好地取得实效。依托网络反腐的法治化推进,网络监督的体系化势在必行,网络监督体系化的路径选择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抗战期间我党反腐斗争的运行机制

抗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当时的情况,就反腐败工作进行了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这种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日益呈现出“成熟化”的特征：政党文化层面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高度概括了党的三大作风;政治社会化层面开辟了全党思想整风的新路径;政治制度层面强化与规范党内、行政监督制度;政治关系层面构建了健康有序的党政、党群与党（政）企关系;政治行为层面将党政抑腐自觉性和民众反腐广泛参与性有机结合起来。     

在科学发展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都要靠发展。腐败滋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发展与反腐并存。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把握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科学防腐促进发展。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和新的发展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把反腐倡廉融入到决策过程、行政过程之中;做到事事有监督,层层有落实;以人为本,惩防并举,推进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创新。     

网络反腐：问题与对策

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型的反腐败模式,具有结构扁平化、主体多元化、过程互动化、监督主动化的优势,是对传统反腐模式的有益补充。我国网络反腐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为此,对我国网络反腐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针对当前网络反腐中存在的网络信息真伪难辨、网民素质良莠不齐和网络法规体系滞后等问题,着重探讨了完善网络反腐工作的对策思路,从制度、技术、互动等维度去规范与引导网络舆论与民间舆论,以期对实现网络反腐规范化、理性化、科学化有所裨益。     

网络反腐舆情的演化规律及其应对机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反腐已成为传统反腐模式的有益补充。网络反腐通过互联网信息的传播引发舆情,在国家反腐机关的督办下,制裁"问题官员",其演化规律一般遵循"信息披露—网络热议—媒体追踪—政府回应"的模式。因此,规范网络反腐舆情应对机制,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优化网络反腐舆情的汲取机制、整合网络反腐主体的协作机制、完善网络反腐信息的反馈机制、强化网络反腐流程的公开透明机制。     

论我国专门宪法监督机构建立的模式及路径

全国人大作为我国宪法监督主体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全国人大并非专任宪法监督机关,全国人大的监督缺乏经常性,全国人大成为宪法监督的盲点。建立专门宪法监督机构——宪法监督委员会应成为今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必然选择。宪法监督委员会应首先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置,等条件成熟时再将其从全国人大中独立出来设置。最后要注意处理好宪法监督委员会与执政党的关系。     

新形势下影响高校反腐倡廉工作改革的问题及对策——以河北省为例

随着近年来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校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应准确把握当前的新形势,深入分析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从工作机制、工作中心、制度体系建设、纪检监察内部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有效途径,以有效推进高校反腐倡廉工作的改革步伐。     

世界主要国家反腐败经验对中国预防腐败的启示

世界主要国家已形成比较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反腐败体系,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芬兰、新加坡和日本的反腐败体制的特点,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可以为探索建立和完善我们的预防腐败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主要思路应当是建立严密的预防腐败体系及严密而科学的监督机制,努力养成廉洁文化,全面打造清廉环境,积极强化国际合作.     

论反腐败斗争中的人民群众监督机制及其完善

在我国反腐败斗争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人民群众监督,是民主社会独有的一项治国战略。但目前还存在人民不懂监督、不能有效监督、不知道如何监督、不敢监督、不愿监督等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推行公开办事制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改进公民举报制度,保障人民群众的参与权;强化舆论监督机制,保障人民群众的批评权;规范网络监督机制,开辟有效监督的新渠道。     

人大监督不力的制度原因探析

人大监督权运作正常与否被看成是衡量人大制度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现阶段,我国各级人大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监督权不到位、监督不力的现象,这极大地消解了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弱化了其地位。造成这一状况的制度原因主要有：党的领导和人大权力关系未能理顺;人大代表的筛选与监控机制失灵;人大代表履职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等。为此,解决人大监督不力、提高人大监督实效,要从制度建设入手,通过制度变革来形成合力,改变人大监督的政治生态环境,健全人大制度、强化人大监督,推动人大制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