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乐文明共同体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演进——文化学的视角

悠久灿烂的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原初形态,其蕴含的礼制传统、礼治意识和人文主义内核在历史上促生了礼乐文明共同体,构成了中华文明延续性的根基。这种独特的文化共同体意识使得近代中国在追赶现代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疑问和反思。借由西方文明的观照和比较,中华文明突破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桎梏,反身发掘自身文化传统的特殊历史发展,从现代化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在实践中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礼乐文明的继承、超越与回归,体现了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历史逻辑,为东西文明的融会贯通和新的世界文明的建构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想基础。它既是对西方视角旧文明格局的突破,更是传统礼乐文明的涅槃和更高程度的自觉和完善,为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带来了更美好的前景。     

中华文明对欧洲启蒙运动的贡献之我见

"现代性"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纯西方的东西,其实那是受西方中心论思维影响的结果.作为现代性的思想基础的欧洲启蒙运动,本身曾受到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只是这种影响长期得不到西方主流学界应有的承认.事实上,现代性的两个最根本的价值--自由和平等,都是在中华文明的某些积极要素的启迪作用下,由法国主流启蒙思想家们确立起来的.这说明,现代性本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产物,代表着当下总体人类文化的最佳成果,因此在本质上具有高度的普适性.     

论船山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启蒙影响及现代意义

船山思想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和民族复兴的启蒙先声。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民主、科学传播中国之前,船山思想便率先"破块启蒙",成为引导社会变革的启蒙先声。船山启蒙思想主要表现为:变化日新思想、民族爱国主义思想、批判封建专制思想、文明进化思想和人欲解放思想等。正是船山启蒙思想孕育出近代社会变革的思想源头,梁启超概括其为社会变革"最初的原动力",章太炎总括其为近世民族复兴"木本水源"的思想本源。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最辉煌的景象,文化传承与创新,是民族复兴和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大课题。船山思想不仅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也具有"日新"的当代价值。弘扬以船山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文化使命。     

杜亚泉多元主义文化观再审视

作为五四时期知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关注国际政局和世界形势,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他对东西文明进行学理意义上的比较,主张多元主义和文化调和论,断定东西文明不仅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的差异,而且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差异。他不承认西洋文明在总体上比中国文明优越和进步,认为中国文明可以“救济”西方文明,乃至对世界文明作出补救性贡献。这种文化调和论肯定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价值,力主通过东西文明的调和,创建以中国传统文明为根基的中国现代新文明,体现了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对中华文明前途的担忧。这一思想顺应并揭示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发展趋势：思想自由、价值多元与开放包容的格局。但他夸大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误解了欧战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消极影响,仅仅看到两种文明的民族性差异而否定两者之间更为明显的时代性差异则是错误的,这无益于东西文化问题的真正解决和中国现代新文明的建构。     

从"鸳派"小说看中国启蒙文学思潮的民族性

本文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决非完全是西方文化"横向移植"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基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根据.从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渊源来看,大多都受过传统思想的浓重影响,尤其是陆王心学给他们的启蒙精神带来了必要的思想灵感.民初时期知识分子阶层一度出现的"反西返古"现象,其更重要的动力在于一种对西方文化失望并进而转向于国学谋求新出路的考虑,而非以"文化保守主义"所能概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出现及兴盛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其现代性的市民意识的发达正是晚明以来"以情抗理"人学思潮发展的一个结果或一种呼应,是一种在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现代性追求.     

迷信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区别

传统文化是我国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成果,虽然历经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时期,使传统文化在形式上与迷信有相似之处,但传统文化与迷信在本质上却截然不同。迷信活动不仅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其盲目信仰的特点会助长邪教传播,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而传统文化中哲学观对"天人合一"的追求,儒家思想对诚信道德的要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极大地促进作用。区分迷信与传统文化,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更有力地和迷信作斗争。     

论鲁迅晚年的文化观

对于鲁迅一生思想发展的脉络，似乎可以作以下大致的勾勒：鲁迅早年思想具有启蒙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双重特征，其表现一是由亲身的经历和民族危机的刺激而初步形成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二是因受太炎先生的思想和西方世纪末思潮影响而产生的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意识；三是“凡有所思常在乡村大野”的浪漫主义情怀。“五四”时期鲁迅思想的根本特点是启蒙主义，其表现一是斥封建传统文化的本质为“吃人”，斥中国国民性为人人被人吃、人人在吃人，斥中国历史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崇仰西方文明，推崇“科…     

论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与原生态文化遗存,也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和传承载体。它连绵不断地传承了草原文明,发展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刻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先进性,滋养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对中华文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对明清之交“东学西渐”的思考——兼论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播西方文明而来,传中国文化而去,从而把中西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新阶段。任何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总是双向与相互的,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既有"拿来"——"西学东渐",也有"送去"——"东学西渐"。以文化交流的视角来解读"东学西渐"及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对于重新认识和正确评价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西方启蒙思想的本质

本文从西方启蒙思想的概念内涵、历史渊源和深层次理论结构方面探索了启蒙精神的实质,指出启蒙不是以教育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对愚昧之见或信仰迷信以及流行的霸权话语进行批判,从根本上说来是指对任何一种意见的话语霸权本身的颠覆,是对思想自由和宽容精神的鼓吹,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怀疑精神和自我意识的成熟之上的,体现了其思想深层次上的人本主义本质。     

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以戊戌变法失败为契机所引发的梁启超式的反思及其迥异于前的历史性行为,表征着历史由政治变革转向文化启蒙的深刻变化。它虽然只是发生于两次政治变革的历史空当中难以持久,但却有幸成了２０世纪文化启蒙运动的开端。梁氏的文化批判及其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的积极倡导,已揭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时期所关注的诸多基本命题,并以其在新历史层面上的整合,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开端。     

邓小平的文化自信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邓小平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文化思想、经典理论、精神风尚仍继续发扬传承,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代中华儿女。邓小平自幼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因此对本民族文化有着高度的自信。文章从文化自信的基本概念入手,提炼出邓小平文化自信思想的主要内容,继而分析了邓小平文化自信思想形成的原因,并指出在当前面临多元文化的冲突和西方腐朽文化的“入侵”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形势下,研究邓小平文化自信思想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和时代价值。     

早期洋教士眼界中的海南——论《海南纪行》中视野的敞开与遮蔽

在《海南纪行》中,香便文的文明教养较为精致,这让他能欣赏大自然的原始苍莽,却难于理解原始苍莽之中生活方式的粗犷,在精细的眼镜下,粗犷也会变成粗俗。这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化的遮蔽。香便文的道德感来自他的善良与优越,他的善良使得一切不公正都让他不安;他的优越却让他无法反省自身的视野,尤其是文化视野。在这一视野下,他只能看到汉人对黎人的压迫与剥削,却看不见西洋民族对非西洋民族的侵略与掠夺。     

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     

文化的三阶层——论钱穆的“文化构成”说

在钱穆看来,文化即人生。人生必须面对＂物世界＂＂人世界＂和＂心世界＂,相应地,文化则是物质的、集体的和精神的三部门之融合体。作为其文化学理论的基础内核,＂文化三阶层＂理论从人类生活、文化要素及人文演进3个层面展现了文化的立体性。对于今天中国的文化建设而言,＂文化三阶层＂理论启示我们要注重文化体系各部门配搭的协调发展,尤其是要重视发挥道德的引领作用。同时,也要重建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     

鲁迅诸子观的多维空间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标志性的前驱人物,鲁迅与先秦诸子的关系,牵动着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的灵敏的感应神经。要解开鲁迅思想最深处的情结,必须从其诸子观入手。鲁迅复合型的诸子观展现为四个维度:启蒙思想是鲁迅诸子观敞开或开放的大门,通向鲁迅的各个时期、各种文体;文学和文化史研究是鲁迅诸子观的基础,给其诸子评述输入丰沛的元气;小说想象和杂文神思,则是鲁迅表现其诸子观的两座回廊。它们共同组合成鲁迅"诸子观博物馆"。鲁迅诸子观之四个维度的差异性,统一于鲁迅进行文化革新的"现在性"。文化是一个过程,不能以凝止的"现在性"代替"过程性",应在新的现代性高度上沟通鲁迅与先秦诸子多种多样的智慧形态,将之各得其所地转化和重组到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现代大国文化总体结构之中。     

哲学视阈中的“羊文化”考论

生物羊演化为文化羊,形成一种羊文化现象,这是物质与意识交互最具代表的产物。梳理羊文化的内生机理和历史源流,以生物羊为载体的物质属性和以羊性为特质的社会意识十分紧密。通过古今中外的文化历史从哲学视阈考论生物羊到社会羊、文化羊的嬗变,探求蕴含其中的文明因子和文化内涵,对于当代文化建设具有深刻的意义和启示。     

传教士东来与西学传播

从唐朝初年到清朝灭亡千余年间,中西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和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外来传教士执行不同的政策,决定了传教士进入中国的逆顺难易有所不同,在中国所处地位和作为也不尽相同。传教士东来经过了从时断时续发展到持续不断,从以个人来华、在上层中间活动为主发展为以团体来华、深入民间活动为主的历史过程。传教士东来中国不仅手捧圣经,同时也负载着西方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具备在较高层次上从事文化交流的某种素质和条件,除了传播"福音"之外,还参与了众多的科学文化活动,扮演着传播"西学"的重要角色,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西方传统社会对中国法律的误读——以西方比较法学研究为视角

在西方主流比较法学文献和法学研究中,都将西方法律作为正统,摆在主导地位上。从人类社会法治文明的进程来看,中华文明五千年之久延续不断,朝代盛衰更替,法制持续发展。但大多西方学者认为,法律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占主导地位,并且认为中国传统法律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特征明显。实际上,中国法律在传统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地位,显然是西方传统观点对中国法律地位存在认识偏差。西方社会对中国礼法结合的法治文化少有清晰的认识,对中国法治模式理解不透彻。中国法律只有面向现实与未来加快发展才能消除西方误读。因此,中国应该重视通过比较法学研究,不断提升法制建设的自主性和独创性,重视对内积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外重视“加强互信协作、促进安全稳定”的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法律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中西启蒙"民主"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差异

中国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与西方 17世纪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 ,都顺应历史演进的规律而将价值目标指向“民主”。但由于中西“文化元精神”的歧离与启蒙境遇的差异 ,双方的“民主”观在价值源头上就存在着层次上的差距。在中国 ,即使最彻底的“民主”思想家黄宗羲 ,也只是在“天下为主 ,君为客”的理据上扬弃了作为“君道”的民本思想 ,并未对君主专制制度作根本的否定。因此 ,中国启蒙学者对君权的批判 ,只是在“解构”的视角上可理解为有“民主”价值 ,但在“建构”的意义上 ,相对近代“民主意识”尚有相当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