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东北亚丝绸之路的探索

关于古代东北亚丝绸之路的探索傅朗云号称“文化运河”的“丝绸之路”横跨欧亚，按传统观点，始自张骞通西域，引来罗马、大食商贾，长安、洛阳为“胡人”乐土。而《考古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３期刊载王克林《北齐库狄洛墓》一文则报道了长安以东的丝绸古道，大同出土的胡俑...     

论唐代营州的民族融合

唐代营州是中原王朝统治东北的前沿阵地,又是中原与东北少族民族往来的重镇。营州境内的居民除汉民族外,还生活着内附的契丹、奚、靺鞨、室韦、突厥、高句丽等民族以及来自西域的胡人,营州成为多民族聚居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在经济、服饰、墓葬形制、赐姓、和亲等方面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促进了营州的民族融合。     

早期狐怪故事:文化偏见下的胡人形象

中国早期的一部分狐怪故事逸出了狐狸故事通常的发展轨道,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由于“狐”在中古语言中常常作为对胡人的歧视性称呼,早期一部分狐怪故事反映的是文化偏见下的西域胡人形象。实际上,那些貌似怪异的故事情节曲折地反映了西域胡人的生理特征、文化习俗、技能特长与生活境遇。如果我们对这类小说加以审慎处理的话,它们将是十分珍贵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史料。     

国号与“国人”——石勒的政治取向与胡人地位的法制化

十六国时期羯人石勒建立政权时,顺应中国传统文化选择"赵"为国号,既体现了石勒的政治取向,也表明了与刘曜前"赵"政权决裂并与之争正统的意图与决心,但在民族身份的选择上,石勒等人却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特点。与内迁民族大多攀附华夏远祖不同,他非常高调地自名为"胡",下令号胡人为具有一定政治权利的"国人",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将胡人的政治地位制度化;与此同时,也重禁胡人"不得侮易衣冠华族"。石勒对胡、汉双方的约束,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平等思想。刘渊、石勒等内迁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冲破了中国传统思想中"胡人不能为帝王"的藩篱,但内迁胡族的社会地位仍旧不高,贬抑胡人的现象普遍存在,故而石氏对于有污名化倾向的"胡"之称谓又刻意回避,将胡物改名,从而有了史书"讳胡尤峻"的记载。     

一个入华西域胡人家族的活动轨迹——唐《戎进墓志》疏解

本文据今西安长安区出土唐《戎进墓志》,钩沉原为"上源西域"人的戎氏家族,于南朝刘宋、南齐时,经"河南道"迁徙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仕于梁朝。后又北迁至东魏为吏,经梁、东魏、北齐、北周、隋、唐等六朝,最后定居唐京师长安万年县乐游乡,展现出一个入华西域胡人家族的活动轨迹。     

《唐张羲之夫人阿史那氏墓志》与胡汉联姻

墓志记载盛唐时期突厥首领、双河郡都督?舍提噋啜嫁女阿史那氏于羽林军大将军张羲之,结为姻戚,生活于长安。统治阶层胡汉联姻是社会开放型婚姻的表象,体现了朝廷绥靖西域、促进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史实。     

隋唐长安中亚人考索

隋唐的京师长安,各族荟萃,且胡风盛行,这自然与胡人的大量入徙有关,其中中亚诸国人占有相当的比重.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汇聚在长安这个大都市中,构成了隋唐长安社会结构中一个广大的胡人集团,同时也给当时长安社会生活等方面带来不小的影响.这些人广泛活跃于长安各阶层之间,为官作将、吟唱弹弄、经商兴贩、讲经布法,构成当时长安社会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

关于唐代文化和风俗的“胡化”，长期以来史学家们做了许多具体例证的搜寻工作，但没有分析这些“胡化”的迹象在总体文化中所占的比例大小和层次的深浅，从而给人造成了唐代社会在开元前后普遍“胡化”的笼统印象。本文通过初盛唐诗歌对唐前期风俗“胡化”的反映，指出唐前期文明的主导倾向仍是华化。初盛唐诗中可资说明“胡化”影响的例证很少，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游乐、乐舞等外来影响仅限于宫廷，而宫室、服饰、饮食、绘画方面吸收西域文明也仅是个别现象，不能说明整体的“胡化”；其次是由于衣食住行、宗教、艺术等属于文化的表层，传统道德、思想方式、民族精神等属于文化的深层。唐前期政府具有以中华礼教改造入唐胡人的明确意识，并辅之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从而形成唐前期文明在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坚持以华化为主的基本倾向。因此士阶层作为掌握思想文化的中坚力量，在其诗歌中表现的也主要是对汉文化“涵育无垠”的自豪感，而不是对“胡化”的欣赏或忧虑。研究这一课题，对于当前处理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仍有借鉴意义。     

唐以前西域的丧葬文化

唐以前西域的丧葬文化马国荣唐以前西域各族的丧葬礼仪与葬法，葬具与墓穴结构，随葬物品与墓葬地面设施等方面，各自都有独特的民族地区风格，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酉域丧葬文化。本文就以上几个问题做一归纳和阐述，为新疆古代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必要的线索和...     

清代以降赫哲族聚居区的“外来移民”

赫哲族曾是一个不断迁徙流动的民族,生活在黑龙江流域、松花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范围内。在其迁徙过程中,来自不同民族的＂外来移民＂受政治、经济及地理等因素的影响而进入赫哲族聚居区与赫哲族共同的生产、生活。     

Size and duration of empires growth-decline curves, 3000 to 600 b.c.

Area changes of about 30 best known empires and states are compiled and tabulated. Superimposed and juxtaposed graphs (size versus time) help to visualize the relative size and location in time of these empires. Size-time integral, maximum stable size, adulthood date, and duration are defined operationally and are listed for 20 empires. A criterion is given for distinctness of successive empires. The size-time integral is a direct measure of an empire's impact on history insofar as that impact depends on sheer size and duration. The integral is largest for the Chinese Hsia-Shang, Egyptian New, Old, and Middle, Assyrian New, and Hittite empires. A world-wide territorial concentration index is tabulated. It increases during the period considered from 0.08 to 1.4% of the world dry land area.     

民族共生发展的形成理路及运作机制

民族共生发展是指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合作而形成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共同优化的民族发展模式,其基本出发点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平等互惠合作,根本目的是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四种综合效益的最大化,最终目标是促进民族主体和多民族共同体的同步优化,核心是共存和共赢。作者从形成民族共生发展的微观要素——民族共生责任人手,从共生系统的视角阐释民族共同体内的所有共生民族的四种共生责任,并探讨民族共生责任的运作模式和共生效应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评价我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共生发展的现状,结合民族共生发展的形成理路,探讨民族共生发展模式的有效运作机制。     

后现代主义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影响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对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它从理论观念和时代生活两个层面促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发生变化,其中包含着利弊交织的两种力量:它消解"整体"、"中心"观念,使民族文学的特殊性、异质性和唯一性等得到强调;它用"后现代"方式将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学推入全球化潮流之中,导致写作的浅浮化、碎片化。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在应对这种挑战的过程中,我们所持有的文化态度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金秀大瑶山瑶汉民族关系史论

瑶族维持自尊身份和文化特质的族群行动对立着汉族统治者治国的行为,使抗争成为瑶汉历史民族关系的重要特征。抗争的失败和自由生境的丧失,瑶族逐渐流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成员。新时期,两族相互采借先进文化,形构起和谐友好的新型民族关系。     

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反对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严重地干扰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甚至导致两国国民情感的严重对抗。本文以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为切入点,从催化中日民间对立情绪、强化中日“经热政冷”局面和加深中国对日本“入常”的疑虑三个方面,阐述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影响。     

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之帝国初探

古往今来世界上版图特大的帝国(王朝)有哪些,其中最大的是不是蒙古帝国——这是一个饶有兴趣并有待研究的问题。通过地图量算和文献研究,得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英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1580—1640年的西班牙帝国是第二大的日不落帝国,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帝国是欧亚美连成一片的第三大帝国,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则是地跨欧亚的第四大帝国。     

近20年来我国散居民族研究综述

散居民族是相对于聚居民族而言的,指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以外的少数民族,或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以内,但不是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散居民族工作是我国整个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20年来,国内学术界已有相关论著从散居民族的概念、概况、政策法规、权益保障、散居民族工作、民族乡工作、城市民族工作等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各地在民族工作实践中也积累大量的经验,促进了散居民族的平等、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     

滇边跨境民族研究六十年的回顾与前瞻

滇边实践的流变和国家建设的转变影响着滇边跨境民族研究的叙事范式。建国初探重在清晰滇边跨境民族模糊的面相。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紧张的国家关系使跨境民族研究集中转向北部疆域,滇边跨境民族研究涅无新的推进。直至八十年代,国家守土固疆和富边强国的意志延伸到全国边境,跨境民族研究为现实服务的理念成为急迫的国家需要,滇边跨境民族研究才再度得以补课建基。研究雏形的丰腴和完善,又将滇边跨境民族研究带入了争鸣的斡旋。这些争辩的话语使许多云南本土的边疆学研究者回头静心关怀实证,从滇边跨境民族真实的生境来哲思,发现了更多新鲜的研究理路和更加深层的社会问题。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所谓社会史,就是研究特定时期或整个历史时期特定地区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和行为模式,研究上述关系的演进及其所存续的外在环境的交换状态,进而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轨迹。社会史既是专史,又是总体史。就中国古代社会史而言,人际关系、群际关系以及人与群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三个基点,而且三个基点的展开都是遵循着从下而上和自内而外两个视角进行的。古代社会史研究视野中的人与群体,首先是作为自然人而非政治人的人,是社会中的人而非制度与政权中的人,其次才是被追加了种种身份与地位。社会史的研究是由民间群体与民间自然人为起点,有着自己明晰的区界与内涵,以及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特色。     

司马迁的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多民族的系统研究始于司马迁,他开创了“四裔传”的先河,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有了明确的时空概念、明确的对象和丰富的内容,奠定了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基础。司马迁还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在民族研究中建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观,说明了民族发展与国家发展具有互动性,提出了黄帝是“华夷”的共祖等思想。这些思想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是深远的,贡献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