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共和选择——以“国家与社会”为视域

西方意义下的共和是什么?清末民初为什么会选择共和?近代历史表明他们在寻求国家与公民治理模式的探索中,虽然不断地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共和主义,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共和精神的断章取义,以寻求强国自救的道路。因此,共和选择的基础应该在国家与社会、公民之间实现互动善治,而不是简单的国家至上或者自由至上。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的变迁：以“营村”为例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与华北其他地区共同经历着传统社会近代化的历程。其中＂营村＂地处汾河太原盆地晋水流域北段,南接太原县城,对于晋水的管理与利用尤具典型意义。清末由于本区社会动荡不安,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外国商品与新型经济作物出现,天主教势力也趁机扩张,地方政权控制力减弱,＂营村＂的社会矛盾空前加剧,一度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营村＂的主要矛盾表现为耕地频繁流转,但广大无地少地村民难以维持生存转而寻求其他生计手段;传统宗教民俗活动趋向繁荣的同时天主教势力膨胀并成为村庄新的地方势力。民国初年随着地方政权的下沉,传统社会中地方政权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转变成自上而下的控制,社区发展的动力受到抑制。通过分析营村的具体情况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面向。     

清末民初运河城市的公用事业——以临清水会为中心

清末至民国是中国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时期,然而,城市发展受到各种灾害的困扰,如火灾成为临清比较严重的城市灾害。关于清末民初临清城市的公用事业,尚未有专文进行研究。文章以清末民初临清消防组织—水会为个案,回顾临清城的火险灾情及其发生原因,详述水会组织及其具体运作,再现城市社会灾害应对机制和公用事业运作之情形,同时,对西方所谓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概念作简单回应。     

从“俗语”到“国语”——清末民初白话语言观念及其流变

清末民初关于“白话”的称谓经历了由“俗语”、“白话”到“京话”、“官话”,再到“国语”的变化过程,反映了近代报章白话的语言观念及其流变轨迹,背后潜隐的是白话文运动、拼音化运动与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倡导者努力打破千百年来形成的文白、雅俗界限的良苦用心,以及大力提升白话的社会文化地位和文学功能的显著用意.清末民初白话语言观念的形成及其流变,影响乃至决定着近代白话书写的基本面貌,中国白话书写语言的现代转型自此拉开序幕.     

从“天演”到“进化”——清末民初进化论观念的生成与传播

进化论观念是中国近代思想体系中重要的思想资源,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以及思想观念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变异观”为进化论在中国的生成提供丰饶的思想土壤,严复等维新士人对“evolution”的“天演”式翻译,无疑为后来的日式进化现在中国的生成与传播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同时清末民初的历史教科书也是传播日式进化论观念的重要媒介.通过历史教科书的广泛传播,这种进化观逐渐从中国精美群体传递到普通民众,深深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与历史的认知,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臣民”到“国民”:清末民初袁世凯的身份认同

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还是一场涉及人们的时间观念、服饰发型等日常习俗的文化变革。辛亥革命对帝制时代身份等级制度的解构,引发时人的文化认同危机:我过去是谁,我现在是谁和我将来是谁。以袁世凯为例,他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后表面上完成了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但他内心深处一直处于文化认同危机的状态。在更广阔的国家和文化认同层面,袁世凯在民国初年的身份选择,不仅是他个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还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以来日益凸显的文化认同问题。     

清末民初华北乡村中的“好汉”群体——以山西忻州为例

清末到民国年间,华北乡村中的＂好汉＂群体成员主要包括＂精英型＂、好赖型与＂无赖型＂,总体特征是凭借＂强力＂在乡村社会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或因有一定的文化休养,热心于公益事业,在乡民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乡民的信赖;或因其身怀绝技,但从不欺压普通百姓,属于＂红道＂＂黑道＂的两路人,被乡民称为＂好赖人＂;或因其横行乡里,对民众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为民众所不齿。他们的行为对乡村社会产生着不同寻常的影响,＂精英型＂抑制＂劣绅＂不法行为的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动员村民参与村政建设;＂好赖型＂既有维护乡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积极作用,也因其不良嗜好,对乡村社会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无赖型＂是乡村社会的破坏力量,一旦攫取了乡村权力,就成为一种典型的＂横暴＂权力。     

清末民初女子教育观的嬗变:从“贤妻良母”到“女国民”

民族主义使女子学校教育进入了中国人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的视野,并最终纳入国家主流话语而迅速发展起来.清末民初的女子学制变革即为显证.它不仅促进了女学的发展和女子教育平等权的获得,也推动了女子教育观由“贤妻良母”向“女国民”的嬗变,使女性从融于家庭集合体内的身份转化为个体身份,女子教育不只停留于妇女对国家的尽责上,还肩负了恢复、张扬女权的重任.     

以“初”为常与仪式叙事——从神话思维透视礼仪中国

鉴于当下来自人类学、神话学界和考古学界在文明探源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呼唤神仪式、精神信仰等"软"视角对考古素材和人文阐释会通互释的关注及研究实践,笔者以<礼记·月令>中的仪式叙事为例,尝试探讨作为神话编码的"以初为常"这一认知与实践如何规约着仪式叙事与考古"物语"的程式化叙事,从而找到考古文化遗迹、文本文献与神话仪式叙事对接以互证互释的内在依据.     

“小说的问题应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论莫怀戚小说中的“身体叙事”之一

莫怀戚的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身体叙事”,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为什么他之前的小说很少有“身体的在场”？他为什么突然对身体表现出了强烈的书写兴趣？他通过身体书写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小说中大量的身体叙事对莫怀戚而言又意味着什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那以后他是如此地醉心于身体书写,这会使他和他的小说都陷入到消费主义的窠臼而不能自拔吗？通过对诸如此类疑问的解析,将会使我们对这个风格特异的小说家能有一个较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清末民初的粤港澳流动与广东社会秩序——以匪患为例

粤港澳地理上相连,居民习俗相同,来往频繁,近代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但自西方殖民者控制后,港澳变成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特殊地区.清末民初广东盗匪利用粤港澳之间的流动性购买先进的武器,且将港澳变成策划行动的重要基地和躲避官府缉捕的避风港.跨界流动的盗匪甚至可以接受到外来文化或先进革命思想的影响,对近代广东社会秩序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天演论”的祭品:塾师形象的妖魔化书写——以清末民初通俗小说为例

清末民初通俗小说创作深受“天演论”影响.为赋予“天演”思想以合理性,预示“新必代旧”是社会演进的必由之路,小说中的塾师形象呈现出突出的妖魔化特征即,形象猥琐、道德败坏、不学无术.妖魔化使塾师形象在个人修为、知识层次和社会价值多方面远远落后于新兴知识分子并注定被其取代.根本上,塾师形象妖魔化源自作家对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的焦虑不安和改良冲动,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产物.     

晚清报刊媒介对不缠足运动的推动——以戊戌维新时期的《湘报》为例

戊戌维新时期,以维新派为代表的国人掀起了自办报刊的热潮。维新派发起的不缠足运动,借助报刊的力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湖南维新派创办的《湘报》,通过刊载抨击缠足之害的文章,发布湖南不缠足会的各种告示,报道各地不缠足会的相关情况,刊登＂印送不缠足歌＂及＂定做不缠足云头方式鞋＂广告,从言论、报道、组织及广告等多方面对湖南不缠足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湘报》凭借其较大的发行量,扩大了不缠足思想和不缠足运动的影响范围,对湖南不缠足运动的发展功不可没。以戊戌时期的《湘报》为例,我们对晚清时期报刊媒介对不缠足运动的推动亦可管窥一二。     

家政知识传播与女性的现代性身份建构——以清末民初《妇女时报》为例

《妇女时报》是辛亥革命前后出版最久的女性报刊,也是第一份商办女性报刊.其办刊的持久性和商业性决定了它的影响力大而深远.回归历史语境,解读《妇女时报》中传播的家政知识内容,不仅可以看到当时妇女生活相对于传统妇女生活的转变和进步,而且可以从中得出当时女性已初具现代性身份的结论.这对研究辛亥革命这一社会转型期女性杂志中书写的女性成长与生活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和建设性意义.     

清末城市管理变迁的本土化叙事——以19世纪南京为中心

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存在一个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其中的区域,即黄宗智提出的"第三领域"(thethirdrealm),而"第三领域"这一概念的使用,有助于讨论地方行政、社会组织与城市管理模式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南京城市管理在嘉庆初及太平天国战争后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变,这一过程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在第三领域中的相互渗透,是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体现。清末南京城市管理不仅反映了地方精英的参与热情,也体现出地方行政制度化、官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在客观上为20世纪的城市行政近代化改革作了铺垫和准备。     

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

文章是对清末民初广州地区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关系的一项研究。在清末,清皇朝在广州地区的社会控制系统日渐衰落,当革命高潮到来时,早已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顷刻瓦解。革命党人掌握政权后,作了很大努力,希望把政府的权威贯彻到各个乡村、街区。但他们既无力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控制系统,又不能修复和重建旧的社会控制系统,所以,在“二次革命”中也迅速失败了。清朝广东政府未能维持其统治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官吏的腐败和士绅的衰落。而革命党人不能建立新的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同盟会在政权问题上缺乏理论和干部准备,而且,革命党人在城乡各阶级、各阶层的居民中都没有找到自己政权的支持力量。文章还认为,由于广州地区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广州地区的情况当有一定典型性。     

从时尚文化的角度探讨西方洋节的中国化——以“圣诞节”和“情人节”为例

以“圣诞节”和“情人节”为代表的西方洋节以其“时尚、娱乐、狂欢、人性”等时代特征,并借助西方强大的经济实力,同时伴随全球化的浪潮迅速传入中国,很快赢得中国年轻一代的青睐和追捧。西方节日中国的盛行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甚至触及到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从时尚文化角度来探讨西方洋节的中国化问题,以期更好地解读西方节日在中国传播的文化现象。     

浅析清末民初宜昌商会与政权集团的合作关系——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

宜昌商会在清末民初的政权更迭中,不断顺应时势,选择与先后当政宜昌地方的革命党政权、袁世凯政权、王占元集团合作。而其合作处境则经历了从扬眉吐气到感恩戴德再到含恨忍痛的渐次变化。宜昌商会在强权面前越来越显柔懦的心态与行为变化,浸透着宜昌商会对政治权力庇佑的强烈渴望,深切反映着宜昌社会力量的发育成长始终受制于国家政权力量的现实,折射出借国家政权自上而下催生出来的幼弱的新型民间社团商会在自身成长过程中,始终难以离开国家襁褓的历史定律。     

雪漠的超越——从“农村三部曲”到《西夏咒》

该文以雪漠的创作轨迹为线索,以雪漠对西部地理空间和西部乡土精神的超越为着眼点,从叙事空间、叙事手法、叙事语言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入手,探讨《西夏咒》在艺术创作上对"农村三部曲"的超越。     

从“身体再现系统”到“人观”——以花腰傣案例看亲属制度的逻辑源头

人类学亲属制度研究中的两个核心概念是乱伦禁忌和社会血亲。关于乱伦禁忌和社会血亲迄今最新的研究结论是:身体再现系统决定社会血亲,社会血亲决定乱伦禁忌。身体再现系统是亲属制度的逻辑源头。通过对近年在花腰傣中发现的龙凤胎婚姻案例的调查研究表明:人的再生产才是乱伦禁忌的源头,人观乃是亲属制度研究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