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唐绍仪内阁的同盟会阁员人数

民初唐绍仪内阁中的同盟会阁员,历来史家均认为有五人,即国务总理唐绍仪、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后由王正廷暑理)、司法总长王宠惠。但从笔者接触的资料看,同盟会籍的阁员不止五人,还应有内务总长赵秉钧。1912年6月15日,唐绍仪因不堪袁世凯的专擅而潜定天津,此后,蔡元培、宋教仁等同盟会阁员也联袂辞职,而赵秉钧却未辞职。《盛京时报》1912年7月5日报道“赵总长不辞职之理由”时称:“内务赵总长亦同盟会分子之一,此次同盟会国务员辞职,赵总长不在其列。闻其理由,系赵总长受职在前,入会在后,故不必与其它国务员(以同盟     

对唐绍仪集团的考察

唐绍仪集团多数生长在沿海，接触洋务较早，在洋务方面有不少贡献。唐绍仪本人，留学美国，与袁世凯为密友，曾担任总理。后与袁政见不同，转而拥护孙中山，参加反袁护国。后又不同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唐绍仪一生多变．很值得认真研究。     

晚清民国史研究的新成果--《唐绍仪传》评介

唐绍仪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少年时代以幼童身份出国留学,被撤回国后经过各种波折进入仕途。在朝鲜16年,成为袁世凯在朝鲜、北洋乃至进入中央后的重要部属。辛亥革命以后,他从代表袁氏与南方军民代表和谈,至出任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随后与袁世凯分手,反袁、护法,无役不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唐绍仪的政治动向,仍为舆论所重视,以迄于抗日战争爆发后,成为日本侵华拉拢的主要对象之一,终被军统特务所刺杀。对于这样一位中国近代重要人物,不论其功过是非,实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但是,在唐绍仪死后的60多年里,尽管他的名字在相关论著中不断中被提到,…     

论唐绍仪在创建民国中的作用

本文分析了清末旧官僚、袁世凯的政治心腹唐绍仪在辛亥革命民主潮流的荡涤下转变为民主共和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并与袁世凯决裂的过程,肯定了他在辛亥南北和谈、促成共和、创建民国中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他拥袁的调和立场给辛亥革命造成的消极影响。认为唐绍仪在这时期政治上的成败得失与辛亥革命历史、民国命运息息相关,通过对他的研究可帮助我们更好地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了解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日本寺内内阁与段祺瑞

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于1916年10月9日成立,1918年9月底结束。中国北洋军阀集团在袁世凯死后的主要代表者段祺瑞于1916年6月开始主政,至1918年10月10日退出内阁,在这一期间,北京政府的权柄一直掌握在段祺瑞皖系手中。寺内正毅与段祺瑞两内阁执政时间大体平行,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在日本大隈内阁末期,随着列强在华的争夺,以袁世凯称帝为契机,日本对华外交开始有了较明显的转变、即从所谓“追随外交”转到“主动外交”。1916年1月,大隈内阁采     

中国近代新型外交家唐绍仪

唐绍仪是继李鸿章之后中国外交的实际主持人。他以积极主动、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 ,有理有节、技巧娴熟的外交手腕 ,与强权折冲尊俎 ,力图扭转中国的外交颓势 ,维护中国的主权利益 ,展示了近代中国新一代外交家的才华与风貌。     

德国与袁世凯政府

在袁世凯组织清廷责任内阁时期、袁世凯确立其在全国的统治地位时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中德关系客观上朝着互利并逐步趋向平等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德两国同处于不利的国际环境和中德两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客观互利需要。同时也说明,在辛亥革命模仿西式民主与西式外交精神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对德外交逐步由被动走向主动。     

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代的事迹和背景

<正> 前言作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而举世闻名的李大钊,在他的青年时代,曾于一九一四年前后至一九一六年夏季留学日本。在这个期间,中国由内政到外交相继发生了日本对华要求签定“二十一条”(一九一五年一月)和袁世凯帝制运动的具体化(由一九一五年八月起)这样两起重大政治事件。对此,李大钊组织了留日学生总会并积极进行反“二十一条”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他否定了留日前所谓“言治期”拥护袁世凯的立场,继续进行变革观的探索,之后产生了促使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被称为“民彝”的概念。     

袁世凯与义和团

袁世凯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任职至一九○○年五月前,袁世凯对义和团抱情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从五月份起,才开始了对义和团的屠杀.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六日,清廷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二十五日,袁世凯到达济南,次日接管一切大权.半个月后,在给清廷关于民教之争的第一封奏折中,袁世凯写道:“伏查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原,实由地方卅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理”,“良民郁极思逞,乃起而与教士教民为难”.     

胶澳战争前夕袁世凯政府的外交政策述评

胶澳战争前夕袁世凯政府的外交政策述评黄尊严１９１４年８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远东的日本借机发难，为出兵攫取山东，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和军事准备，致使中国一开始便面临战争的威胁。为消弭日本参战的借口，袁世凯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但由于外交...     

袁世凯与“朴定阳事件”

袁世凯作为驻朝商务委员,在1887-1891年期间,秉承清政府的旨意,全力处理“朴定阳事件”及由此引起的中朝两国的外交纠纷.但随着对朝交涉的失利与对时局认识的深入,从1890年,袁世凯一改此前的强硬做法,用和缓的办法,对说的策略,艰难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从而为中朝两国在“朴定阳事件”上的体面收场铺垫了基础.史实说明,史学界对袁世凯驻朝期间的评价并不客观、公允.     

东方讲坛·上海交通大学学术特别版

本刊讯作为东方讲坛学术讲座特别版之一,由上海交通大学主办的以"当代中国外交热点议题分析"为主题的系列讲座分别于2012年6月19日—7月12日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举行,杨洁勉、秦亚青、朱威烈、伍贻康、倪世雄、张曙光、王逸舟、冯绍雷等学者作了精彩演讲。演讲人: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一部民国外交人事制度研究的力作——评岳谦厚教授新著《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

外交,对于一国之发展,特别是对于该国国际交往以及维护国家利益、提高国际战略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而外交官、外交使节或外交代表,即代表国家或政府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官员,则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最重要的途径和媒介。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并无近代意义之外交。鸦片战争后产生了以郭蒿焘、曾纪泽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近代外交官。民国创立之后,外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显突出,并由此产生了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从民初北京政府至1949年国民党大陆统治结束,民国外交虽起伏动荡、时浮时沉,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史尤其是外交人事体制及其发展演变,对于认识现当代国际外交战略格局以及深化我国外交人事制度改革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珠海市“唐绍仪学术研讨会”侧记

1989年4月13日至15日.珠海市召开“唐绍仪学术研讨会”,会上的热门话题主要是唐绍仪晚节及死因问题。关于唐绍仪的晚节。以往的研究基本是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唐晚节不终,充当了汉奸;一是认为唐保持了晚节。这次会上,与会者运用大量的档案材料,结合严谨的逻辑分析,基本肯定了唐保持晚节,不是汉奸的观点。主要依据有:第一,唐绍仪自始至终拒绝了日方的拉拢劝降,因     

試論1912—1915年袁世凱政权的性质

史学界对1912—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近四年的政权性质或避而不谈。或笼统地冠以“反动统治”而了事。笔者综合研究分析了反映1912一1915年袁世凯政权性质的诸要素。认为袁世凯统治时期的中华民国政权仍属资产阶级性质。不揣冒昧,略陈管见,祈请识者指正。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政府的新闻策略

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袁世凯政府大肆运用新闻策略,将日本要求内容及会议情形漏泄于外报驻京访事,以制造国际舆论,争取各国的同情与暗助。同时,纵容国内报纸自由地发抒爱国反日言论,以为政府对日交涉的凭藉。但出于日本方面的压力和防止国民“干预”外交的考虑,袁世凯政府又尽量控制过激舆论,使之不至妨碍交涉的和平解决。因而国内舆论未能达到既监督政府外交使之顺从民意,又引导国民爱国言行使之成为政府对日交涉后援的目的。     

民国初期政府对待国权的态度

民国初年无论是地方军政府、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在如何对待国权的问题上，都面临着进退维谷、取舍两难的境地：即惧怕列强干涉，又欲假借列强之威巩固势力，同时又希望能限制列强在华势力的发展以维护国家权益。在这种双重矛盾心理状态下，民初政府在关于国家主权和利益问题上，对外交涉及其举措异常繁多，这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举措，不仅在民初政府外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整个民国时期有着不可割裂的延续性和重要影响。一上海军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曾经指出，由于清政府丧失了大量主权，“新政府兴，自当亟图挽救”…     

小人物，大历史：辛亥革命中的袁克定

目前，有关袁克定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的批判上，作深入研究的尚不多见，传说和坊间传闻，要远远多于严肃的学术研究。袁克定作为袁世凯的大儿子，由于身份特殊，其在辛亥革命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主要体现在：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应诏出山，袁克定便开始积极为其父谋划，为稳定北方政局，出力颇多；待袁世凯主和态度明朗后，又尽力活动促成南北议和；外交上，奉其父意旨多次秘密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联络，助其父很好地处理国际事务；后来，面对南北共和之潮流，亦能积极促其父袁世凯接受共和。     

中国媒体外交:发展、挑战与思考

媒体外交是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媒体外交经历了20世纪50—70年代末的起步和探索、80—90年代末的初步发展和2000年至今的渐趋成熟活跃三个阶段,其在取得发展和进步的同时,还面临不少挑战和制约性因素。中国媒体外交还需要"内外兼修",学习国外媒体在外交中的先进做法和经验,以适应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和需求。     

论“二次革命”中的黎元洪

1913年3月,宋教仁案发生。革命党人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酝酿二次革命。当时在中国能够左右政局的有三大政治军事力量,即北京的袁世凯集团、武昌的黎元洪集团和据有华东、华南的国民党势力。此时,作为第三势力的黎元洪,其地位举足轻重：从政治上看,黎元洪是副总统,在中间派中很有人望;从军事上看,黎元洪占据湖北,处于北洋军南下之必经之路,如黎元洪支持国民党,则袁世凯颇为棘手,而黎元洪倒向袁世凯,则国民党必败无疑。在这个政治三角角逐中,黎元洪成为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均极力争取的对象。黎元洪权衡利弊,决定倒向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中,他以湖北不靖为由,电请北洋军再次入鄂,震慑南方革命党人,黎元洪充当了北洋军阀镇压这次革命的得力帮凶,可以说二次革命就是袁黎两人共同镇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