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族识别与民族分类学体系化初探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民族识别工作,其理论奠基工程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在着手进行,民族识别这一过程一定程度上受到前苏联民族理论以及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影响。从19世纪末的亚历山大·霍斯到克拉克与巴斯顿等人对中国西南民族的三分法,到20世纪初期的戴维斯分类法,依稀可见西方学者关于"民族分类"的学术话语及学术影响力。20世纪前期,前苏联与英法等国学者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及其语言学的分类方法对早期中国本土的知识精英们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     

中西之间的西南视野:西南民族志分类图示

近年来海内外人类学界对中国族群问题的讨论,时间上大多以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识别的系统工程为起点,但这些讨论既表现出对清末和民国初年中西方的中国民族分类观缺乏相应的探讨,又表现出缺乏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中国民族分类话语的流变及其相关的政治语境等问题。本文以西南族群空间为例,探讨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方在西南民族分类中的两种视野,即"中国化的西南视野"与"帝国殖民化的东南亚视野"之间的抗争。同时兼论中国人类学界在建构西南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所遭遇的"西学"中国化的困境以及相关的地方能动性等问题。     

由族群到民族:中国西南历史经验

20世纪上半叶,早期从事边疆民族考察的学者在西南地区汇聚最多,显示本地民族状态远较其它边疆地区为复杂。当时有些学者曾对西南少数民族之调查研究表示怀疑或反对,他们认为本地人群大多早已汉化,民族调查所作之"民族"识别反而会影响中国民族的团结。即使在中国民族识别完成后,部分西方人类学者仍基于其对"民族"及"族群"(ethnic group)的认知而对西南民族分类与识别表示异议,西南各民族内部之地方族群亦有重新识别的吁求。本文将说明造成此现象的一些地理环境、人类生态、历史(含历史事实、记忆与心性)背景,并藉此强调结合人类学、历史学与现实关怀的反思性研究之重要。     

重观民族识别:综合与变通

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长达20多年的民族识别,可谓"民族工作创举",一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实际效果,另一方面也受到各种不同的评价甚至批评。作者认为,民族识别是一项综合性的国家工程,不是所谓的"苏联模式",也不是所谓的"英国模式",而是各个模式在中国实践中变通,"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创造性成果———"中国模式"。     

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李绍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座(二)

1999年4月,李绍明先生在访美期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作了有关中国民族识别、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区域自治和少数民族现代化的系列讲座.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过程的回顾中,李先生对20世纪50年代由国家推动的这项民族工作的缘由--与社会性质和改革的关系和社会历史观的认知问题作了经验性的阐释,并对相关的理论和个案作了梳理,对特定政治场景中的知识分子角色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     

语言与民族识别问题

通过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并讨论语言、民族和认同的关系。经过这次民族识别,中国民族最终形成1(主体民族汉族)+55(少数民族)的定局。一个民族中的多数成员能否使用自己的母语,是语言与民族属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语言与民族之间大致存在三种对应关系:第一种,“一族一语”,这是一种基本的、稳定的、主要的语言民族对应,属于这类对应的民族,占我国民族总数的70%。第二种“一族多语”和第三种“多族一语”对应,体现了语言、民族和民族认同之间的变异性或不一致性,它们是次生的、变化的、非主流的对应,属于这类对应的民族占中国民族总数的30%。     

"西南研究丛书"文献简介

20世纪 30年代在云南出版发行了一套关于西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丛书。云南大学图书馆至今仍有完整收藏 ,笔者将此丛书介绍于读者。     

与国家达成共识——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略论

中国民族识别,是20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所开展的一场国家重大工程.它奠定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56个民族的模式”,以及每个人的民族身份.那么民族识别是如何开展,并最终形成了中国的“56个民族的模式”的,作者在多年所收集资料的基础上,以云南省这一民族最多样化,民族问题最复杂的地区为例,对当时的民族识别过程进行了动态的再现.展示了现代中国民族识别的过程和路径,揭示了现代中国民族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本上的重要意义.     

西方保险思想之"东渐"与中国民族保险业之创生

19世纪30年代以来,一拙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将西方保险思想引入中国并试办民族保险企业.至20世纪初,现代保险思想巳渗入国人的意识之中.这些有识之士的努力,对中国民族保险业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助产和催化的作用.     

关于"民族"定义

文章对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民族”的定义、国内有关“民族”译名的讨论、当前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民族”定义、及我国50年代的民族识别四个方面,对“民族”定义作了科学系统地阐述。     

现代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李绍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座(三)

1999年4月,李绍明先生访美期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作了有关中国民族识别和西南少数民族现代化等系列讲座.在"现代化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讲演中,李先生从民族地区的特点出发,对现代化的概念作了辨析,并对20世纪80年代的"梯度开发理论"进行了反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并且提出了现代化与西南民族学的相关研究主题.     

闪耀着现代人文光芒的民族观——系列论文"老舍对满族及中华文化的忧思与自省"之三

满族作家老舍,是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中的一位少数民族成员.在社会风行民族歧视的过程中,其民族心理备受压抑,企盼世上所有民族所有人群一律平等,"谁也不要欺负谁".他明确宣示出自己进步的民族观和民族文化史观.他认识到中华各民族必须平等、团结、和谐、互重的道理,懂得"国家至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认为国内不同民族都具有自己的文学优长,其文学传统都该得到尊重,一个具有现代文化精神的中国应该鼓励多民族在文化上发出各自的声音.老舍的民族观,闪现着超越民族藩篱的现代人文光芒.他是非政治家和民族学家的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中,极难得的一个具备超前民族观念的人.老舍的现代民族观是对中国多民族共存现实的反馈,是对中华民族新时代人文建设的贡献.在20世纪中国文化人普遍缺乏对民族问题科学思考、普遍不够重视现代民族观念建设的情况下,这份贡献更显得弥足珍贵.     

民族识别原则的变化与民族人口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国民族识别取得了卓著的成绩.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方面实际工作仍在进行,另一方面费孝通等民族学家也对此项活动做过不少理论总结和学术反思.本文以近年贵州黎族的生成及对穿青人身份归属的一种建言为切入点,探讨两个不同时代民族识别标准的差异,指出当前工作中观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主观意愿"的权重相对于"客观标准"而言,有上升的迹象;这对人口的族际变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至于对实践中产生的结果如何结合国外思潮进行新的理论提升,则尚有待民族学家的深入思考和广泛讨论.     

卷首语

现代学术史意义上的中国西南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始于20世纪上半叶。历经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研究、20世纪50年代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和80年代西南民族研究的繁荣时期。近年来,日益呈现出跨学科、跨地区和国际化的研究趋势。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西南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从2007年10月起,我们将开辟“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栏目,并陆续开通人类学理论与个案研究、名家访谈、口述史、田野调查和书评等专栏。为学者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从宏观角度梳理了西南民族研究的发展历程;美国著名…     

"五胡乱华"和"孝文帝改革":事件、叙述与认同——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对"五胡乱华"与"孝文帝改革"有着不同的评价.清末认为五胡乱华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孝文帝改革是北魏衰落的根由.民国成立后,认为五胡之乱尽管给中原人民带来了灾难,但这些北方民族最终同化于汉族,促进了中国民族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后,强调这些北方民族对中华民族形成的意义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认为各民族互相融合,形成一个新的中华民族.这一评价变化过程,是中国民族认知不断发展、不断调整叙述策略以建构民族认同的过程.     

"民族"新证

民族概念的定义反映了人们对民族这一社会现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和思维成果.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也是发展的.经过长期的思索与实践,中国共产党提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关于构成民族六要素的理论,是在总结中国和外国民族理论及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的理论,又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民族的认识,还合理借鉴了国外关于民族的论述,可以说是集中国、世界的民族理论之大成.     

历史人类学与西南民族地区商会史研究范式的构建

开展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商会史的研究,对深刻认识20世纪以来中国民族边疆地区的社会转型,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借鉴历史人类学相关的研究视野、考察方法和关怀旨趣,构建民族地区商会史的研究范式,不仅有助于这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也能弥补以往商会史研究的诸多空白和局限。     

学术与学会的里程——李绍明先生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发展

李绍明教授长期致力于西南区域人类学和民族学界的交流、合作与发展。为了推动西南各省区民族研究的合作与创新,20世纪80年代初,马曜、李绍明、何耀华、余宏模、平措次仁和童恩正等联合西南地区民族学界的同仁,发起并成立了"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该学会的成立推动了西南地区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学会的有关研究成果现已构成了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自成立以来开展的重大学术活动,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西南区域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李绍明先生对重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贡献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族学科重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贡献包括对学科建设体系的论述、积极推动西南的区域性民族研究,以及国际学术交流中强调中国学人的主体性,提升理论对话能力等方面.本文还结合时代变迁的大背景和李先生的学术交流情况,对他在民族学人类学薪火相传过程中所起的特殊积极作用作一回顾.     

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与马戎教授的几点商榷

文章认为,"文化化"和"政治化"并不是一对准确的民族政策导向分类.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优惠政策等都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选择,对民族区域自治等政策当今需要关注的不应是它们的存废问题,而应是如何坚持、发展和完善的问题.中国的民族理论政策有着前苏联的痕迹,但从本质上讲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斯大林理论".实践证明,尽管还有不完善之处,面临着各种复杂的问题,但我们选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道路是成功的.认为现行的民族理论政策不合时宜,应另起炉灶,这样做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我们负担不起的.在理论研究上我们不仅应当重视他人的研究成果,更需要扎扎实实走自己的路,努力丰富和完善自己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否则是没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