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隍神信仰

唐文宗开成年间,睦州刺史吕述认为,城隍神合于八蜡中所祭的坊与水庸。(见宋赵与时《宾退录》卷八)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周代,每年十二月,人们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祭祀八种与农事有关的神灵,酬谢他们在这一年中对农事的功劳,并兼有祈求他们在来年里更好地保佑人们获得丰收之意。这种祭祀活动,就叫“八蜡”,或简称“蜡”。所祭祀的八种神灵中,其六为坊,其七为水庸。     

以羊替牛

古时候，人们每到一定的日子，都要在祠庙里举行一种祭祀仪式，以表示对神灵的虔诚、求得神灵的庇佑，这种祭祀仪式叫“祭钟”。每逢祭钟时，不是要杀一头牛，就是要杀一只羊，然后将牛的头或者羊的头用大木盘子盛放在祭神的供桌上，人们就站在供桌前祈祷。     

白马藏族朝盖神舞研究

[提要]川甘两省交界的岷山东端摩天岭两侧世居的白马藏族族群中,流传有一类称之为“朝盖”的古老宗教神舞。依照传统惯例,每年春节期间,白马藏族村寨则会集体举行大型祭祀仪式。斯时,神职人员或信徒则会面戴象征神灵的面具,以形体动作展演请神逐鬼、祈福免灾的朝盖祭祀舞蹈。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平武县白马藏族乡厄哩村等多个村寨展演朝盖神舞,结合当地传世写本文献和苯教古籍文献,对这一原始古朴而极具地域特点的宗教舞种之概念内涵、面具特征、展演仪式、渊源关系及文化功能等方面做了深度研究考释。     

明代山东民众信仰的多样性

明初统治者为了整顿神统，明确规定了国家允许进入祭祀的神灵。为了强调正统信仰的合法性，明太祖从法律上强化官方宗教，洪武三年六月禁淫祠制日：“古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间合祭之神，礼部其定议颁降，违者罪之。”（卷五三,P1037页，洪武三年六月甲子）但明中叶以后大量民间信仰开始进入国家祀典，民众信仰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中国大理白族与日本的农耕稻作祭祀比较

文章指出中国白族稻作祭祀方式中的自然崇拜及祭祀各种自然神灵,与日本稻作祭祀中的自然神灵信仰;白族的栽秧会与日本的花田植、白族的田家乐与日本的田乐之间有许多可比性,而两者间又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周易》古经“孚”字解

《周易》古经中出现频率甚高的“孚”字过去曾有多种解释，本文认为前人对此字的解释是不妥当的，“孚”是一个通假字，其本字为“朋”。“报”乃是一种向神灵敬供饮食的祭祀。在占卜之时，若给神灵敬供饮食，神灵方肯告诉人吉凶，并保佑人吉利。     

原始祭祀礼仪与人类早期审美教化活动

原始祭祀礼仪活动应该就是人类审美教化的一种初始形态。其祭祀礼仪活动与审美教化是合一的。祭祀礼仪活动多以“巫术”为主,“巫”表演图腾舞蹈,“事神人之事”,所谓身教胜于言教,向所有参与者潜移默化地传达出一种“敬畏”神灵的审美意识,通过敬畏心理的作用以实现审美教化效用。同时,原始宗教祭祀礼仪活动与宗族精神的凝聚密切相关,审美教化功效呈现出多元性。宗教祭祀礼仪活动所达成的人神和熙、天地圆融、人世和睦,一切都井然有序的场景,使参与者通过强烈的情绪感染而获得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     

论庄子对先秦礼乐文明的突破——以“心斋”为中心的讨论

先秦传统礼典中的斋戒是在祭祀以前十天的时间,通过散斋与致斋两个阶段,采取禁酒禁荤等形式达到身体的净化与精神的集中,为的是与神灵相沟通.庄子的“心斋”则全然摆脱了时间、地点、形式的束缚,强调用“气”的作用与对“心”的调整,达到与气化宇宙的统一.这与儒家对传统祭祀的新诠有异有同,但都共同体现了“轴心突破”的中国特征,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空间记忆与族群认同——云南省马关县壮族的“侬智高”纪念实践

干栏房是壮族为适应自然环境而创造出来的房屋;龙山是壮族供奉神灵的神圣之地.在云南省马关县,干栏房和龙山皆因壮族历史人物侬智高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其中,干栏房“楼上住人,楼下圈畜”的居住形式被当地人解释为纪念侬智高上吊去世时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形象;当地壮族侬人每年六月前往龙山祭祀侬智高,六月节因之成为当地最重要的节日.分别作为居住空间和祭祀空间的干栏房与龙山,是当地壮族对侬智高事件集体记忆的载体,更是人们对侬智高的一种纪念实践.马关县壮族通过干栏房和龙山两种壮族文化要素来传承人们对侬智高的历史记忆,从而加强了壮族的族群认同.     

清代荆州城市祭祀空间考察

清代荆州城市祭祀分为官方祭祀和民间祭祀。清代官方对祭祀背后所承载的神灵认同十分重视。在政治的场域中,祭祀空间主要开展以祭天地、祭历代帝王为主的祭祀活动;在城市生活的场域中,民间庙宇和祭祠是民众的主要祭祀场所。     

《韩诗外传》中的神灵与祭祀

：《 韩诗外传》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先秦时期所形成的神灵信仰，承认神灵作为一种人格化的主宰干预并控制着人世的生产与生活。而以天或天神为主导的神灵对人事的影响遵循着赏善罚恶的原则。但同时，《 韩诗外传》又通过一种感应论的阐述削弱了神灵的权能及意志，并借由阴阳之说为天人感应及其维系的善恶报偿赋予了新的依据。《 韩诗外传》对神灵的矛盾态度也体现在对祭祀的理解中，《 韩诗外传》一方面承认祭祀讨好神灵的效用，另一方面又认为祭祀有助于维系、彰显礼乐伦常所需要的某些情感，具有教化的意义。     

以羊替牛

古时候,人们每到一定的日子,都要在祠庙里举行一种祭祀仪式,以表示对神灵的虔诚、求得神灵的庇佑,这种祭祀仪式叫"祭钟"。每逢祭钟时,不是要杀一头牛,就是要杀一只羊,然后将牛的头或者羊的头用大木盘子盛放在祭神的供桌上,人们就站在供桌前祈祷。     

民众记忆中的雹神信仰与祭祀仪式

冰雹是由强对流天气引起的一种严重的气象灾害。冰雹对农业危害尤其大。在靠天吃饭的时代,以农业生产为生的民众便产生了一种对冰雹的敬畏,人们把下冰雹当成一种神灵所为,认为有一种叫雹神的神灵,于是产生了雹神信仰,相应地各地也产生各种祈求避免或减轻冰雹灾害禳解仪式。山东省莒南县坪上镇上峪子村的雹神祭祀情景可是例证。     

民众记忆中的雹神信仰与祭祀仪式

冰雹是由强对流天气引起的一种严重的气象灾害。冰雹对农业危害尤其大。在靠天吃饭的时代,以农业生产为生的民众便产生了一种对冰雹的敬畏．人们把下冰雹当成一种神灵所为,认为有一种叫雹神的神灵,于是产生了雹神信仰。相应地各地也产生各种祈求避免或减轻冰雹灾害禳解仪式。山东省莒南县坪上镇上峪子村的雹神祭祀情景可是例证。     

玉器的发生与中华礼制文明的起源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这样的美称来源于中华古国源远流长的礼制传统。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红山文化古玉被正式识别以来,学术界普遍都把玉器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视为判定中华国家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识。现有的考古学研究结果表明,兴隆洼文化命名地的敖汉所在的燕北辽西一带,是中国玉器起源的最早原生产地,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用玉地区。根据近年来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古代早期的礼仪活动和初期的社会管理活动,都是来源于以玉为道具的宗教祭祀。礼制的“礼”字,在上古文字中,本义是把玉奉献给神灵,目的是求得神灵的福祐。《说文解字》中说:“礼,……所以事神致福也。”这里所谓事神,就是祭神,具体说来就是通过一定的仪式给神行礼,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给神送玉,所以史书上说“古者行礼以玉”。送玉的目的在于“致福”,就是通过给神送礼来换取神灵的欢心,从而得到神灵的福祐,使福禄来到自己的身边。因此,所谓“祭祀”,就是通过祈求祷告等仪式有条件地给神送东西,这种行为就叫“礼”。人神之间的这种交换,就是“礼尚往来”的本义。如果从社会管理的角度上观察,可以把最近一万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划分为神权、王权和民权这样三个发展阶段。从距今一万年...     

商周时期正坐的起源及仪规

商周时期的正坐姿势,实源于三代祖先祭祀仪式中的“尸祭”。尸祭之坐法称为“尸坐”,由尸坐演化而为“坐如尸”,显示出受祭之尸坐到“君子”之坐的空间变化,意为君子之坐应当效仿“尸坐”严肃、安定之姿势。在考古实物中,那些躬身扶膝的坐式人像可能都是坐而受祭的祖先神灵象征,而非大而化之的巫师像。到周代时,神灵受祭之正坐逐渐从神坛走下来,延伸而为贵族的生活仪式。正坐遂成为贵族社会圈子内的体面性正式坐姿,用于会客、宴饮仪式当中。“正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礼仪姿势,在虚坐、食坐、坐向、坐席、几杖之设等诸多方面都有极为严格的约束。     

腊八节起源

【腊八节的由来】腊月最重大的节日,是十二月初八,古代称为“腊日”,俗称“腊八节”。从先秦起,腊八节都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腊八节除祭祖敬神的活动外,人们还要逐疫。这项活动来源于古代的傩（古代驱鬼避疫的仪式）。史前时代的医疗方法之一即驱鬼治疾。作为巫术活动的腊月击鼓驱疫之俗,今在湖南新化等地区仍有留存。     

尔苏藏族和凉山彝族火把文化比较研究

藏彝走廊东端有尔苏藏族、彝族等多民族和谐共居。每年农历六月十六日是尔苏藏族的传统节日火把节,也是部分凉山彝族的传统节日。彝族火把节节日文化也已走出国门。尔苏藏族的节日主题是祭祀神灵,祈求丰收。人们相聚一起,举杯祝福,唱歌跳舞,节日活动有：打火把、赛歌、摔跤比赛。     

克什克腾旗祭祀活动——祭敖包

祭祀是人们供奉神灵的仪式，人们试图以祭祀的方式引起神灵的感应，唤起它对于人间灾难、疾病的同情，并对人们给予救助，帮助人间摆脱疾病、灾难，祈求庄稼大丰收，保佑家人出入平安。     

土家族摆手的地域性差异

土家族摆手是以村寨为单位或数寨联合举办的祭祀祈禳活动,分布在酉水流域.各村寨摆手的活动时间、敬奉神灵、祭品祭仪、摆手歌舞、毛古斯诸项都存在着地域性差异.其地域性差异是难以形成全民族统一祭仪的重要因素,但它却展示了"摆手"文化的多样性与人本性,从而成为土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