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廿二史札记》看赵翼的历史观

在乾嘉史学中,赵翼独树一帜,突破了狭义的考证框框,把“经世致用”的思想贯穿于史学,从事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的探讨。《札记》揭露了封建暴政和封建统治者的凶横贪残,表达了对民众疾苦的同情,体现了作者的重民思想。作者还通过发展的眼光和“时势”论来分析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对不少历史事件作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论。作者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评论也反映了时代的局限。     

赵翼论新、旧《五代史》的文献价值与史学价值

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新、旧《五代史》的研究大体包括“史法”和“史事”两部分 ,“史法”部分主要考察新、旧《五代史》的史料来源、体例、书法 ,评论其优劣得失 ,揭示其文献价值。“史事”部分主要是排比分散的材料 ,进行归纳和比较研究 ,从中抽象出重要历史事件和重大问题 ,探讨其政治得失以及当时社会风气的变迁 ,揭示其史学价值。     

"读史以观世变"--《廿二史札记》的著述旨趣初论

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以评史为切入点 ,注重“读史以观世变” ,把著述宗旨定在“经世致用” ,规切时弊 ,为清朝有效统治服务上 ,因而重点考察明史及历代史事 ,以便从中找寻借鉴。从而打破了当时学者单纯考据的窠臼 ,以独树一帜的风格取得了时人望尘没及的成就。     

唐五代小说中的藩镇官禄命定思想与求神问卜之风

唐五代小说中许许多多的藩镇使主，在成为使主之前，汲汲于官禄；成为使主后，又惟恐禄位不保。因此，他们的命运，与道士、术士、隐者亦或神鬼有了关联。于是，相命、占卜、祥瑞、感应、神鬼等这些能够预示上天意志的神神道道的东西就有了用武之地。他们的官运，被以种种神秘的方式谕示，无一不在说明官禄前定。其思想蕴含，昭示出唐代中后期人们对于命运的焦虑、困惑、无奈与得意。     

考据——比较——归纳——《廿二史札记》研究方法述评

《廿二史札记》是清代学者赵翼的史学名著。作者采纳乾嘉学者通用的考据方法考订各史、辨别史料，同时又以比较、归纳等研究方法分析史料，综合史事，探讨古今治乱兴衰的历史变革。后者成为作者治史的一大特色     

从《陔余丛考》到《廿二史札记》——赵翼史学思想的承继与发展

清人赵翼所著《陔余丛考》的史论部分,集中反映了其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尤其体现在历史编纂学、史学功能、史家责任和比较研究法方面。这些观念和方法又在其《廿二史札记》中得到继承与发扬。文章以此两书为中心,从史法、史事和比较研究法3方面探讨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展示赵翼史学观念、治史方法的嬗变历程。后世探究赵翼史学问题时,不应厚此薄彼,当给予《陔余丛考》更多的关注和肯定。     

论党项藩镇

藩镇时代是党项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它的发展倚靠拓跋氏家族与折氏家族 ,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 880年至 982年 ,为党项藩镇的兴盛期 ;第二个阶段从 982年至宋、金之际 ,为党项藩镇的蜕变期。党项藩镇基本上结束了西北各少数民族的政治混乱 ,形成了以拓跋氏家族为中坚的政治核心 ,初步奠定了党项割据西北、建立国家的政治基础与规范 ,从而树立了西北政治力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新姿态。     

赵翼论吏治——读《廿二史札记》

赵翼是清乾嘉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在他的史学名著<廿二史札记>中,他对"历代治乱兴衰之故"进行了深入而精到的研究,于历代吏治尤为关注.赵翼分析了影响吏治的几大因素,指出君主、官吏素质低下及不受监督的权力是造成吏治败坏的主要原因.有鉴于此,赵翼提出了整顿吏治的措施,其中,对制度的论述最为引人注目,颇具近代理性精神.     

赵翼《廿二史劄记》金代“汉人”“南人”说厘正

自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提出“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以来,学界虽对此概念多有使用,但却未从不同历史语境下对“汉人”“南人”的多重内涵进行更深入的解读。检点史料,赵氏所言金代“汉人”“南人”说具有一定的历史时空局限性,未能反映这一概念的整体面貌。金初“汉人”概念由辽朝沿袭而来,特指由辽入金的汉族群体,至金中叶以后,“汉人”逐渐成为金朝境内汉族群体的统称。“南人”起初是与“汉人”相对举的概念,指代由宋入金的汉族群体。但在一定时期内又特指黄河(旧河)以南原伪楚、伪齐统治区。而在一些与宋朝相关的特殊情境下,金人也常以“南人”指代南宋政权(南宋人)。金代“汉人”“南人”概念之所以被提出和使用,与其所处的多重历史语境有关,主要包括“辽宋之别”与“重北轻南”的统治策略。     

唐代藩镇质子制度

唐代藩镇节度使制度产生后,导致国家军力外重内轻,唐中央遂对藩镇征召质子,若藩镇背叛中央,唐中央便通过掌控人质以进行制裁。但唐中央对藩镇征召质子这一措施实行起来较为被动,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尾大不掉的问题。彻底解决藩镇问题,最终还要依赖于统治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力的不断加强。     

简论《旧唐书》中的唐五代新兴词语

研究汉语新词的方法,主要是依据某种事物或者现象产生于某个时代,从而确定代表它的用语为新词.<旧唐书>中记录的唐五代新生事物所涉及的新词,主要有科举考试用语、新兴的赋税名称、新兴的商业贸易类词语、新兴的职官制度词语、新兴的法制方面的词语等等.作为近代汉语的起点,研究唐五代的新词新语是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的.     

唐五代词中的南方描写及其词史意义——以《花间集》和《尊前集》为中心

唐五代词中有关江南和岭南的描写不仅扩大了词的题材,在词中引入江南和岭南的风物和民俗,而且开拓了词境,改变词的审美风格,使词这种适宜于表达情感的文学形式找到了深厚的土壤,表现出南方文学的特质。从词中对江南和岭南的不同描写可看出唐末五代时人对这两区域的认识程度。这些描绘南方词作多以"无我之境"式的旁观视角进行观察,词的布景由室内转向室外的江边村落,为词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土壤。在某种意义上规定了词的发展方向,在词史上具有独特意义。     

唐五代韵书引《说文》续考

唐五代韵书,指自20世纪初发现于甘肃敦煌莫高窟和新疆吐鲁番地带的唐五代写本和刻本韵书,还包括蒋斧本《唐韵》和故宫博物院所有的两种《刊谬补缺切韵》。依照周祖谟先生在《唐五代韵书集存》一书中的分类,我们将这些韵书分别称为：陆法言切韵传写本;笺注本《切韵》：增训加字本《切韵》：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分为敦煌本王韵和宋跋本王韵）;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唐韵写本;五代本韵书。这些韵书大量征引《说文》,其所本应为唐本《说文》。唐本《说文》对求许书之真有着特殊价值,正如周祖谟先生所说：＂不有唐本,终难定二徐之精粗美恶。＂这些资料大多为清代治《说文》者未能见及,今人校勘《说文》者如王贵元师《说文解字校笺》亦未能利用。经过穷尽性搜索,共辑得引文796条。将这些引文与前人校勘《说文》成果相互比勘,或补正今本《说文》,或证明后人皆以为今本《说文》误而实际不误。本文为其中数例。     

《大唐西域记》与唐五代小说的创作

唐代,佛教已进入鼎盛发展阶段,高僧玄奘所著录的《大唐西域记》(以下简称《大唐》)广为流传,其中所记载的异域的奇异故事亦随之传播于民间。而当时小说创作中有大量题材取材于民间,两者的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本文从《大唐》中梳理出部分题材,以大量实证材料证明《大唐》对当时"征奇话异"的小说创作产生深层影响。     

简论《旧唐书》中的唐五代新兴词语[1]

研究汉语新词的方法,主要是依据某种事物或者现象产生于某个时代,从而确定代表它的用语为新词。《旧唐书》中记录的唐五代新生事物所涉及的新词,主要有科举考试用语、新兴的赋税名称、新兴的商业贸易类词语、新兴的职官制度词语、新兴的法制方面的词语等等。作为近代汉语的起点,研究唐五代的新词新语是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的。     

《教坊记》曲名与《全唐五代词》词牌名关系初探

作为盛唐时代重要的曲作文本，《教坊记》中的编曲不仅供宫廷演唱之用，有时也作为宫廷舞蹈的配乐，展示了有唐一代音乐的丰富多彩与繁盛景象。教坊曲的流传、演变和唐五代词牌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教坊曲名为词牌名沿用。从教坊曲向唐五代词牌的转化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时代巨变和城市娱乐文化对于词体文学发展的影响。     

另一种和亲——也谈中唐以后公主下嫁藩镇问题

唐代中晚期,政局糜烂,内外交困。唐朝政府在不断对外采取和亲政策的同时,更频频地将公主下嫁到各个藩镇,以求取国家内部的表面和平。这种政治婚姻,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和亲。但和亲本身是否有效,更多地决定于政权双方的实力对比,所以,唐朝政府对各藩镇的“和亲”政策,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最终以失败告终。     

唐五代牡丹传播研究

唐至五代，牡丹在各地广泛传播，受到各个阶层的喜爱，社会由此掀起了一股喜爱牡丹的热潮。牡丹热是社会、经济、文化、技术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研究唐五代牡丹的地理分布，从多个角度分析牡丹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五代时的社会习俗及其文化风貌。     

论唐代后期藩镇对漕运的保障

安史之乱爆发后,安史叛军迅即占领大河南北,以及长安和洛阳等广大地区.漕运线路的安危,时有可虞.为此,沿途藩镇对漕运进行了保障工作,使得江淮等地物资,源源不断输至中央,支援了中央的平叛战争.安史之乱以后,一定时期内,因漕运线路经由的部分区域,仍然受到叛镇的控制或威胁.所以,保障漕运线路的安全,依然是相关藩镇的重要任务.唐后期,藩镇对漕运线路保障的基本得力,有效地延续了唐王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