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是“中西”一是“体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在中西文化两极相逢的矛盾中第一段的结合形式。西学是作为中学的对立物出场的，对近代中国有极大的影响，人们怎样认识和汲取它，是一个艰辛曲折的过程。     

论王鸣盛的西学观及其时代性

清代考据学与西学的相遇，是近代学术饶有兴味的话题。王鸣盛作为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与当时许多学者一样都受到了西学的熏染和刺激。通过梳理和分析其《蛾术编》等相关资料，发现这位考据学家虽然顺从当时主流的“西学中源”说，却能以中学审视西学，以西学反思中学，在考经证史中会通中西，折中有见，反映出当时考据学者对待西学的一般态度及其时代局限性。     

“西学中源”说漫议

“西学中源”说是“西学东渐”过程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化观 ,它对克服传播西学的阻力 ,捍卫中国本土文化的地位 ,客观上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既模糊了西学的本来面貌 ,也模糊了中学的本来面貌 ,使人既不能正确认识西学 ,也不能正确认识中学 ,消极影响也很明显     

论梅文鼎与“西学中源”和“礼失求野”

“西学中源”与“礼失求野”是明清之际兴起于中国学者之中的两种对待西学的态度,前者指出西学来源于中学,而后者不涉及两种文化的源流,只表明向西学学习的积极态度.梅文鼎是清初历算大家,对中学和西学都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论及“礼失求野”的思想,只是在晚年受到康熙皇帝召见后,错将政治权威当做学术权威,才开始大力宣扬“西学中源”的思想.     

从Ontology看中学与西学的不可比性

本文试图通过对Ontology这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中的核心范畴的历史考证来揭示西学与中学在出发点上所存在的一个基本差异,即“是”与“应该”的差异,及其在中西学术和思想比较中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是”与“应该”的差异,构成了西学与中学几乎一切重大差异的根源;另一方面,这一思维方式在出发点上的差异也标志着中学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多数情况下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学问,二者之间在很多领域都不具有可比性。我们既不能以中学的标准来衡量西学,也不能以西学的标准来要求中学。无论是中学过去的分类体系,还是西学现在的分类体系都是在它们自身内在的思维理路的支配下逐步形成的,因而也都有着各自的合理性。     

陈寅恪的“体、用”观与其魏晋隋唐史研究

陈寅恪“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之言，为学人熟知，理解各有不同，但其实反映了他对中外文化交流，抱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处“西学”亦指“虏学”)的基本态度。由此立场出发，陈以魏晋、隋唐史为专攻，希图以史为鉴，指出文化交流的“一致性”:“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但陈并非族裔中心论或汉族中心论者，而是强调胡人、汉人之分不如胡化、汉化更为重要，又指出汉末以来各民族间的冲突和融合及诸文化间的互动和交流，促成了隋唐的强盛。陈揭示这一阶段历史发展阶段的个别性，为的是以小见大，概括历史演化的通则，表现为历史主义的思维。     

中学、西学与东学——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的知识结构与话语立场

由于代际与经历的不同,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呈现出复杂的知识结构,要么侧重“中学”,要么侧重“西学”,要么学贯中西,但在中学与西学的两极之外,还有关于日本的学问与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学问,我们称之为“东学”。中学、西学与东学的知识变奏,使得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也在理性、自由、激进、保守等不同话语立场的辩驳与冲撞中,将现代汉语诗学话语演绎得淋漓尽致、丰富多彩。     

"西学中源"说的现代思考

“西学中源”说是近代以来国人认识西方的一种文化模式。从其正面影响来看，具有认同西学、激活中学，会通中西文化的时代意义。从其负面作用来看，反映了“一源幅射”的文化传播观，是一种非科学的方法论。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中西文化观

张之洞对中学固守儒学的"纲常"理论,以政教相维为基础,力倡"忠教爱国"的中学,以达"保国、保种、保教"的目的;对西学,他主张在某些方面学习西学,以"开风气",使清政府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寻求富国强兵之路。对中西学的关系,他主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西学补中学之不足,以中学来衡量西学。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观,在学习西学、引入西学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达到了"开风气"的目的。但他同时又固守封建纲常和封建君主制这一最后防线,有悖于历史潮流,具有局限性。     

马相伯文化思想初探

马相伯一生学贯中西 ,对中学和西学都有很深的造诣 ,他能够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努力学习西学 ,提倡中、西文化的沟通融合 ,取西学之长补中学之短 ,借西洋语法的范式阐释古汉语的语法条理 ,在翻译问题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试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近代史上,长达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影响其全程,并可作为其指导思想的东西是什么呢?近四十年来,许多论者都认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所表述的思想。他们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投其所好”的解释,说什么“中学为体”是“作为洋务运动的目的”,即“死保封建体制”,而“西学为用”只是“有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的含义”,其全义并不就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而且,“洋务派妄图在死保封建体制的前提下来移植西方的科学技术,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这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变成了一个“反动的口号”。因此,洋务运动也随之变成了反动的运动。     

《国学课堂》序

中华为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学术辉煌,文献丰富,世所罕见。学术本无国界,为何出现“国学”一词呢?中华学术,自成体系,西洋学术东渐以后,为了有别于西学,中国人对本国的传统学术,采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名称。清末,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般人称西洋学术为“新学”,中华传统学术为“旧学”。又有《国粹学报》(邓实主编)、《国故论衡》(章炳麟著)之出版。所谓“中学”、“旧学”、“国粹”、“国故”等词,逐渐为“国学”一词所代替。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章炳麟在日本主持“国学讲习会”。民国后,北京、清华、东南大学曾…     

论严复的教育价值观

１９世纪下半叶的西学东渐之风，使中国许多开明人士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徘徊，表现出既对将出现的新事物向往，又对将失去的旧传统留恋的矛盾心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严复对中学进行了严厉批判，大力提倡学习西学，并提出“教育救国论”，希望通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教育兴国强民，以求在“物竞天择”中立于不败之地。严复这一教育价值观实际上是完全服从、服务于其保守的政治立场的，这就决定了“教育救国论”的最终破产。     

晚清出游西方者的惑与达

晚清出洋者行游西方，获得了对西方社会的直观认识。于器物层面，他们惊诧近代科技的进步，对其进步动因感到困惑，但他们将西方科技源头纳入东方，为西学在中国思想体系内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于社会习俗，他们惊诧西方“尊女”之风，但他们以“从其国风”保留那份对传统的尊重。无论是困惑还是达观，不违背传统，“西学中源”和“从其国风”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为吸收西方文化提供了便利。通达看待西方报业则显示了晚清思想界发生的某些积极变化。     

“中体西用”思想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积极影响

“中体西用”思想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积极影响张同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产生到戊戌变法前后的三十多年中长盛不衰，辛亥革命后才逐渐式微。作为历史的产物，“中体西用”思想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相对于“天下...     

国学保存会和清季国粹运动

国学保存会和清季国粹运动王东杰关键词：清季国粹运动,国学保存会,国粹学报庚子以后,国内舆论大变,从朝廷到民间,学习西方成为人们的共识。它超越了政治派别和阶级区分,暴露出“中学”在“西学”日益加剧的催迫下的局促之相。相对于“托古改制”的戊戌思潮,这时的...     

京师同文馆与晚清“学生—译员计划”

旨在落实培养“学生—译员计划”的京师同文馆,一般也被视为晚清洋务运动的一部分,有人甚至将其作为洋务派更为宏大的教育改革、政治改革计划的开端。但是,同文馆努力试图在外国语言学校与西方化的近代学院之间、在西学与中学之间保持的平衡,并非从一开始就呈现了出来,也不是所谓的在语言学校的掩护之下来试图对中国传统教育和文官制度进行的“改革”,而是有着它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性。探讨同文馆在自我定位和实际处境之间的不断谨慎调整之原因并对其过程进行解读,对于同文馆与晚清“学生—译员计划”的重新认识,乃至对于十九世纪后二十年所发生的中学、西学之争的认识,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梁启超在中国西学传播史上的贡献

从戊戌变法前传教士和中国学人与其后的赴日学者传播西学的比较看，梁启超的西学传播在中国的西学传播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然而，提及西学传播的重要贡献者，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严复。当然，仅从西学传播的“第一时刻”，严复当之无愧为“第一”。但若从西学传播（特别是哲学）的时限、数量和影响度上比较，梁启超却不逊于严复。因此，梁启超与严复同样拥有“启蒙大师”的盛誉，是当之无愧的。     

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中的晚清海防战略嬗变

晚清海防战略嬗变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产物。从中西之争看，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在师夷之“技”“学”“道”的过程中，海防战略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塞防与海防并重”“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海权论指引下重建海军”的嬗变历程。从古今之争看，与“师夷”相伴的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维护，既有改良派、洋务派及维新派在“器变道不变”“中体西用”“道器兼备”及“由器进道”的思维框架中吸纳西学以维护传统，也有顽固派通过抵制西学以维护传统。古今中西之争既促进了海防战略嬗变又制约其西化的彻底性，进而对晚清海防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中体西用”的再思考

“中体西用”是近代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核心问题 ,它是清末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追溯“体”与“用”的历史渊源 ,可以了解中国士人传统的思想文化观以及他们“通经致用”的治学宗旨。从 1 9世纪 60年代 ,一些有识之士就相继阐述过“中体西用”的思想 ,其内涵也随着社会现实背景的演变及中西文化的冲突加剧而变化。到张之洞的《劝学篇》则明确主张“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这一主张是有特定的思想内涵的 ,谈“中学为体”实则提倡“西学为用”。它成为甲午战争后的一种“流行语”,主要流行于文化教育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