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的古书辨伪成就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非常重视古书辨伪工作,他以开阔的视域、渊博的学识和精密的方法,对《孟子注疏》、《竹书纪年》、《甘石星经》等一批古书的真伪进行了认真考辨,语多精谛,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钱氏还对古人作伪的规律有一定的认识,其中不乏积极的学术启发意义。在中国辨伪学发展进程中,钱大昕的古书辨伪成就是一个重要环节。     

《磷血丛钞》辨伪

辨伪,是史料学的首要任务。太平天国的史料极为丰富,但出于伪造的也不少。罗尔纲同志著《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总结了辨伪工作的若干经验,这对我们鉴定《磷血丛钞》有巨大的帮助。     

太平天国女科考释

太平天国是否开女科? 在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和科举史研究领域都是令人困惑的问题.关于太平天国实行女科考试并诞生女状元傅善祥的史料现觅得至少9种.9条史料中,其中数条史料可互为印证,这些史料的作者是否串通一气作伪无法断言.分析9条史料,推论太平天国开女科及女状元傅善祥一说事出有因,而较为接近历史真相的推论是:太平天国女科系东王选拔人才的一次考试而非太平天国正式开科取士.     

《磷血丛钞》考伪

诚如罗尔纲先生所说:“史料鉴定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步工作;而史料鉴定,则以辨伪为第一件大任务。……对太平天国文书的辨伪来说,还远远不是过去的事,而是仍摆在我们面前,须要认真、严肃、细致去进行的一项工作。”(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前言》)目前,在有关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史料中,仍然存在一些鱼目混珠的伪作,有待我们认真地发掘出来,给予恰当的对待。     

谈《<磷血丛钞>辨伪》

《<磷血丛钞>辨伪》(以下简称《辨伪》)的作者说:“辨伪,是史料学的首要任务。”“1979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发表了十三种新史料,其中有《磷血丛钞》的节选本。”他引用罗尔纲同志考证《江南春梦庵笔记》是大伪书的成果,摘引《磷血丛钞》上的资料与《江南春梦庵笔记》上的记载排比对照,指出《磷血     

胡应麟的小说辨伪得失考论——兼论胡应麟辨伪方法的得失

胡应麟的小说辨伪是他小说研究中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其小说辨伪在承继前人已有辨伪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辨伪八法"对疑伪之书综合辨伪的同时,对有的作品还从小说史的角度作出自己的判断,显现出胡氏在小说研究中史家的眼光和对研究对象独特的艺术审视能力,具有较鲜明的个人特色.但由于其对伪书界定的随意性与辨伪方法的不科学性,又导致他在...     

关于李陵《答苏武书》的讨论与判断

历来认为李陵《答苏武书》是后人伪托,但在具体的讨论中,诸家的说法又存在着明显的牴牾冲突之处,悬想颇多而缺乏实际证据。就文风而言,李陵离开西京正值文辞灿烂的时代,行文当然沾染了西京文风;就作伪时代而言,魏晋南北朝时代、东汉末年以及班固时代均不具备《答苏武书》的伪作土壤;同时,不能以班固《汉书》不保存这篇文章为理由来认定它的伪作。唐初修史之风引发的史学评论、古籍整理和古典辨伪,过分地依赖早期史籍经典,带有明显的辨伪扩大化倾向,并以此流传,这是导致《答苏武书》被认为伪书的一个主要因素。     

梁启超辨伪学思想和方法来源初探

梁启超的辨伪学研究在中国辨伪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就梁启超辨伪学思想和方法的来源进行初步探讨,从古代辨伪学尤其是清代辨伪学思想和方法、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和方法、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近代今文经学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深入理解梁启超的辨伪学研究取得较大成绩的原因。     

《太平天国史学导论》简介

本院历史系祁龙威教授,从五十年代起,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太平天国史。他发扬清代以来朴学的传统,重视考证,重视对文献史料的搜集、辨伪、注释等方面的工夫。所著《太平天国史学导论》是他指导研究生的结晶。其中包括对老一辈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肖一山、郭廷以、罗     

古籍整理中的辨伪例说

辨伪是古籍整理的重要工作。本文在总结历代学人关于辨伪理论及方法的基础上,以古籍整理实践中的九个典型实例,具体说明辨伪的方法：考证作者的生平事迹,审核作品的思想内容,检验作品的语言风格,查阅历代的相关书目,寻找各种有用的旁证等,以期尽可能恢复古籍原貌。     

继承与发展：侯外庐“谨守考证辨伪”的内蕴和意义

清代考据学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被中国现代各派史家从不同层面予以继承和发展。侯外庐既“谨守考证辨伪”,又对清代考据作了历史和辩证的分析评判。侯外庐将考证辨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相统一，赋予其诸多新内涵，使之成为他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组织部分。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既与新考据派对清代考据的现代发展不同，又与文化保守主义史家的清代考据论相异，亦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清代考据观有别。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为传统考据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范式，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实证与义理、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中国史学大传统。     

从《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看钱玄同与康有为经学思想之异同

<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是钱玄同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所作的序.钱玄同洞悉今古文,立场虽偏向今文学,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褒言,但他站在历史家而非经学家的立场来审视<新学伪经考>.同时,钱玄同还以辨伪的眼光,把<新学伪经考>看作一部辨伪著作,把"经"看作史料,这在经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伪书”的定义及判定原则

文章分析了历史上以及当今学术界对“伪书”的一般定义和判定原则,认为存在外延过宽的弊端,并没有考虑到书籍编撰方式、形成和流传过程的一些特殊现象,进而导致在辨伪工作中常常出现一些相互矛盾或游移不定的表述。基于近些年来简帛学的发展,尤其是古书体例研究取得的成果,文章提出了一个新的“伪书”定义,并设定了相关的判定原则。这个新的定义及相关的判定原则应该会减少古书中伪书的数量,它不仅可用于古文献的辨伪,也适用于现当代文献的辨伪。     

中国古代文献辨伪的方法体系述评

中国古代文献学家在长期的文献辨伪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从文献作者、文本内容以及文献流传三个方面入手考辨文献真伪的方法体系。从文献作者角度辨伪,主要考查书籍与撰作者的行迹、思想、学术水平、生卒年代等方面的矛盾,进而发现问题,做出判断。从文献文本出发辨伪,主要从文本中的文体、风格、语词、史实、称谓、制度、地理沿革等内容来考察是否与事实相符,继之判断文献真伪。从文献流传角度辨伪,主要考察文献在社会上流传时是否见之于目录记载、是否被别人征引以及是否有佚文流传等,依靠文献流传时存留下的印痕来辨其真伪。古代文献学家围绕文献的产生、内容和流传所形成的辨伪方法体系,是中国历史文献学极具民族特色的一部分。     

《古书通例》评析

余嘉锡《古书通例》首次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周、秦、汉代书籍的题名、著者、编撰、附益等体例,是一部重要的文献学著作。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疑古之风甚盛而文献辨伪方法未周,余嘉锡结合少量出土文献,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利用前人和时贤有关成果,加上个人长期研究古文献的知识积累,对古书体例作了深刻的反思,揭示了古书体例及其成因,为史料学和文献辨伪学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重新认识早期图书馆形态提供了资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证明了该书结论的正确性,从而使该书成为认识古书体例的基础。     

汉代的《古文尚书》学

秦始皇焚书时孔氏在屋壁中收藏的《尚书》等古籍,有人说是用"先秦大篆"写成的。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孔壁古文的字体结构与先秦大篆不同,而与商周金文相似。汉魏官府所藏《尚书》的各种版本,毁于西晋永嘉之乱。东晋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已被明清学者认定为伪书。若往前追溯,借《尚书》作伪之事,早在汉代已发其端,当时的古文学家已为辨伪工作开辟了道路。他们对《古文尚书》的研究,考校诸本同异,阐释篇章大义,侧重文字训诂,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辨伪与造伪并存——《四部正讹》成书前的明代辨伪学

《四部正讹》是明代辨伪学最闪耀的成果,但在其成书前,明代辨伪学却面临着许多困境,如丰坊的以伪证伪,杨慎、王世贞等辨伪的同时又造伪。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复杂的局面,有学者的好奇炫博,有商家的牟利,特别是面对经学复兴、文学复古等运动时,辨伪者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忽视辨伪或者有意造伪。而《四部正讹》的成书,不仅是胡应麟个人文献辨伪经验的总结,还在于能合理地吸收此前学者们的辨伪经验与教训。     

宋代李白诗歌辨伪活动述论

李白部分诗歌一直有真伪之争,辨伪工作是李白诗歌研究史和接受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宋代,有关李白诗歌的辨伪曾形成过一股风气。唐宋时期李白诗歌的编集不是很完善,存在大量佚诗,在宋敏求、曾巩的整理本之外,书法、笔记小说、诗话等文献记载的李白诗歌真伪杂陈,因而引起学者、诗人、诗话家的关注与辨别。宋人在辨别李白诗歌真伪的过程中运用了文献溯源、书法鉴定、辨别语言、体悟风格以及直觉判断等方法,这些辨伪方法是宋人诗学思想与时代思潮的体现。诗歌辨伪的结论并不强求统一,相反,辨别争论的过程才是李白接受史的精彩片段。     

公文辨伪反伪释析

现存运转的公文中，有不少属于违纪违法公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组织机构的运作，甚至造成极坏的影响。因此，辨伪反伪势在必行。     

毛奇龄《诗经》辨伪述略

辨伪是毛奇龄《诗经》研究中较有特色和成就、价值较高的部分,考辩作品多,涉及内容广,论据丰富,论证深入,且少有其他作品中习见的粗疏、谩骂风气,并形成了独特的辨伪范式,具有鲜明的体式特点,在明清之际的《诗经》学史上具有一定成就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