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对中国问题特殊性的探究

梁漱溟把中国问题归结为“文化失调”,强调从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中寻找根本解决方案,他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概括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并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特殊结构背后的“统治力”为早启的“理性”与礼俗秩序。在此基础上,梁漱溟进一步提出了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主张。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新探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具有丰富的内涵。细加分析可以发现,其要点有五:"乡村破坏"是乡村建设的直接起因";救济乡村"与"创造新文化"是乡村建设的意义所在;促使农民自觉与构建新型的乡村组织是乡村建设的"顶要紧点",也是其逻辑起点;乡村建设需要认知和陶炼民族精神;"依附政权"与"乡村不动"是乡村建设的两大难处。视孔子一派的"理性"为救世良方,走社会改良主义的道路,从大处着眼(民族自救),从小处入手(乡村建设),通过乡村建设达成民族自救,是其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特点。     

梁漱溟的乡村组织建设思想及其对我国农村问题的启示

三农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不可逾越的障碍,当我们注重实际调查数据和借鉴国外优秀理论的同时也不能脱离历史。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曾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他的乡村组织建设思想对我国的农村建设仍有重要启示。本文试图对其乡村组织建设思想加以论述,并揭示其意义。     

基督东渐与中国乡村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相关性探析--岷县人的基督教生活侧记

近年来,基督教在中国部分地区迅速流传,缘由何在;基督教的传播对乡村精神文化建设、中国社会发展到底有何影响。本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试图以社会学的视角对这一社会现象予以探析。旨在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精神信仰现状,为中国社会精神文化建设提供内容和方法上的参考。     

梁漱溟先生的民族自救之路──重读《乡村建设理论》

廿世纪20～30年代围绕着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介于中国国瓦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一批知识分子，着眼于中国农村的建设与复兴而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参加这一社会改良运动的人大都以实践（即建立实验区）为主，唯独梁漱滨先生是理论与实践兼而有之。那本《乡村建设理论》（现已收入《梁漱滨全集》（第二卷）（引文不另注），清晰地勾画出梁先生苦。！孤诣构筑的民族自救之路。建基于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之上中国是个农业社会，解决中国问题自然应从乡村人手。这是中国人的基本共识。但是在如何建设乡村的问题上却存在着完全相…     

美国人艾恺不远万里寻找梁漱溟

1966年，一个美国人发现了梁漱溟的名字，从此，他将毕生精力致力于研究这个正在被批判的中国人。他在梁漱溟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与他促膝深谈，走访梁漱溟建设的村庄，他认为，梁漱溟对于中国的意义被严重低估了。     

新型城镇化视阈下的中国乡村文化及其产业化问题研究

城镇化是广泛的世界性潮流，我国目前正处在城镇化快速行进的过程中。乡村文化由人文与生态直接整合而成，城镇化发展必然会改变乡村文化生态。乡村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与现代产业形式结合已经成为发展趋势。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其建设目标就是要打造“文化城镇”。城镇化建设应以乡村文化资源为基点，在建设规划上彰显出乡村文化特色。要善用文化资源，推动农业经济向文化经济转型，促进城镇化与乡村文化资源良性互动，在保护利用乡村文化资源基础上促进区域文化的融会共存。提高乡村文化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联度，用特色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引领新型城镇化建设。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代文化特征

通过对昆山周庄和北京“浙江村”的调查，本文对我国目前乡村社会的代文化特征作了较为客观可信的描述、解释和分析。作者认为，在我国乡村作为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代”已经伴随社会结构的转型应运而生。乡村代文化在发生诸多嬗变之后主要显示出两大特征：（１）乡村中老年群体在社会资源的拥有方面开始处于弱势；（２）乡村代群体尚处在自在阶段。     

城乡文化的转型与乡村振兴——兼论数字科技在城乡融合中的实践作用

在当前社会转型背景下,要通过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需要的不仅是经济的配合,同时更应该是城乡文化的共振。本文回顾了城市社会学理论从城乡文化类型化到城市文化差异性的视角变化,总结了中西方城乡文化的内在差异。从我国城乡之间历史文化的内在联系以及当下的转型背景来看,乡村发展应该在尊重城市与乡村差异的基础上,关注乡村实际,打破城乡文化对立,实现乡村振兴。其中,社会参与是城乡文化融合的重要推动力,而数字科技发展为之提供了有利契机。     

走出国门──重读《中国文化的出路》

编者的话：“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梁漱溟老先生的这一至理名言，正是中国社会学的主题所在。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中国社会学家留下了一定数量的著作。本刊从本期起特辟“中外社会学（家）著作选介”。本文旨在从一个侧面了解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著名社会学家陈序经教授的著作不少，但最使后人引起争议的只有一本，就是他那本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1月）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以下简称《出路》）。《出路》问世至今，岁月已流逝60来个春秋，然而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贯串全书的全盘西化论…     

“桑梓情谊”的现代转化：费孝通社会理论的情感维度

费孝通的社会理论在社会结构方面更受学界重视，而其中的情感维度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本文试图在费孝通早年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视域中，梳理他有关“桑梓情谊”与“亲属情谊”“乡土工业”“村镇地方团体”之间关系的探索和讨论，进而呈现费孝通社会理论中对于情感的重视。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为基础来嫁接西方现代技术，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有效过渡。 在此过程中，他尝试将既旧且新的“桑梓情谊”阐释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情感基础。 文章认为，“桑梓情谊”表征并构造了本地的根源与大社会的流动以及地方与国家的人际关联， 是理解费孝通社会理论之情感维度的关键，对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     

生成图式与反思理性——解析布迪厄的知识社会学理论

知识社会学思想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理解他的整个社会学研究工作的重要线索。布迪厄借用现象学概念,对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重新诠释,并为当代知识社会学的解释模式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认为,布迪厄对知识社会学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借鉴现象学认识论,将人类的思维原则述作“生成图式”或“信念”,用二重性表述替代了认知范畴与社会范畴的二元对立;第二,通过对“实践知识”与“科学（含社会学）知识”遵循的相异逻辑进行说明,探讨了客观真知的生成所倚赖的具体社会条件。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在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理论之间——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再解读

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中，米尔斯对美国传统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抽象和僵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带有后现代色彩的新的理论取向和方法论取向。在对人类历史和当代的看法上，在对宏大理论的批判上，在对实证主义的态度上，在对学科分化的理解上，以及对价值倾向的偏好上，米尔斯都表现出很强的后现代转向。然而他对现代社会学的批判是立足于古典社会学传统之上的，并没有完全放弃现代性，这使他的思想有别于纯粹的后现代主义，处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理论之间。这样，通过对《社会学的想像力》进行再解读，似乎可以把后现代社会理论和现代社会学在逻辑上连接起来，表明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国妇女发展状况评估——基于家庭领域性别平等指标体系

本文根据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妇女发展纲要的要求，从国情出发，参照反映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国际常用指标，尝试构建了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指标体系。运用该指标体系，对我国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作出评估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均处于中等发展程度，与健康、教育和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相比，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还相对滞后，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以及男女两性家庭责任分担模式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与梁晨、李中清等的商榷

本文对梁晨、李中清等提出的关于新中国成立50年来在高等教育领域完成了一场所谓“无声的革命”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工农子女上大学的比例在改革前与改革后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增减趋势，不宜简单地总结为“50年里的一场革命”。改革前的高等教育平等笼罩着浓厚的阶级斗争氛围，是一种“阶级内的平等”，诸多地方有违于真正的教育平等精神；而改革后被强化的重点中学制度虽然构筑了少数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通道，但这种制度不仅不是缓解城乡教育不平等的良方，反而是固化城乡教育不平等的机制。本文对梁晨、李中清等的论文中所使用的材料和概念也提出了一些质疑。     

Simmel's epistemic road to multidimensionality

Simmel's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lism constitutes the foundation of his sociological theories. Confronting the crisis of European though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Simmel extends the Kantian critique to the realm of history and society, and advocates a sociological relativism that rejects bo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idealism. Consequently, he arrives at a multidimensional theory of action and rationality through his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lism. This epistem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ity differentiates Simmel from the functionalist attempt to base multidimensionality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of order. Advocating an epistemological definition of unity and reality, and rejecting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empiricism, Simmel radically negates the possibility of structural-historical laws and construction of any universal history.     

我国乡镇政权角色和行为的社会学研究综述

本文按照“结构 / 制度”和“过程 / 事件”两种研究取向，梳理了社会学界对1980年以来乡镇政权的角色和行为研究的成果。前者解释了乡镇政权由于考核评分体制的压力而被动产生失范行为的原因；后者以动态的、微观的研究视角分析具体事件过程中乡镇政权的行动者其角色和策略选择。“结构 / 制度”和“过程 / 事件”研究并不矛盾，可以相互借鉴。综合上述研究，文章认为对当前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政权在“国家”和“农村社会”新型互动关系中的角色和行为的研究也可借鉴上述研究。     

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以社会流动为视角

以社会流动为视角，本文首先在既有数据研究的基础上，从传统小群社会2 和庞大的应考群体两个路径入手，检验明清时期中国科举制覆盖实际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以此为基础，剖析在具体生活世界中人们对科举制的忠诚、信任、热情以及社会压力的消解，并由此说明传统社会以士为中心、以农工商为外围的结构特征。文章还从两个方面分析社会流动的两个后果：社会结构以士绅为中心、社会价值以功名为中心，这两个中心耦合成传统社会整合的重心。最后本文认为将由国家政治向社会生活领域的视角转换，不仅能深化与完整对科     

构建以农民为本位的农村文化

农村文化是一个自有其存在价值的相对独立系统,但在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农村文化却长期成为现代城市文化的附庸。农村文化建设应以农民为本位,立足于乡村社会的历史和现实,通过挖掘农村文化的固有价值,使适合农村生活特点,适合农民消费水平的文化在凝聚整合农村力量、焕发农民精神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此,应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全方位发展农村教育;培育农民文化协会;保护乡村文化多样性。